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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孤影 见证荒唐
——读朱多锦先生长篇现代叙事诗《父亲的高粱》
  作者:王霁良 发表:2012/3/17 22:55:17 等级:4 状态: 阅读:1421
  编辑按:有些见解可嘉。
  
  当今诗坛,当六七十岁的老诗人多已搁笔、写作陷入停滞状态,当很多中青年诗人难有高度、总是重复自己、光阴虚度岁月空添的时候,2010年岁末,65岁的朱多锦先生推出了《父亲的高粱》这样的扛鼎之作,随后刊在《时代文学》文学双月刊上。“老蚌出明珠”,近500行的叙事长诗含纳的诗歌精神是无限的,诗人的成就高于他目下的名声,《父亲的高粱》开创了现代叙事诗写作的一个范式,再现了上世纪60年代初那段逝而不返的岁月,是继诗人长诗《妻意》、《我是黄河的儿子》之后的又一力作,引导人们进入历史的那道“窄门”,给很多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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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诗追本溯源都是叙事诗,现代诗歌发展到今天,过去被认领的诗歌传统,很多已经难以找到认同感了,当下的诗写作在精神上、诗写作上都不再是表现,而是呈现,即只把问题拿出来而不再对其进行说明,注重的只是呈现或再现的过程。《父亲的高粱》书写了一段真实的历史,诗人的情感是真实的,描述的是那段难忘的带着一股生活苦味的年代对生命的真实体验,它撕碎了那个年代的荒唐,也照亮了人生的意义。
  《父亲的高粱》以写实的手法,“公”、“私”分明的两条线内化于诗歌,打动人的除了思想,还有语言,诗人除了独到的叙事技巧,语言的驾驭也达到了纯熟的境界,炉火纯青,特别是铺排的写法,诗中很多句子是意在言外的,寓意深刻,如那些“顽强地拒绝消融”的林边积雪,代表的是什么呢?那些动不动就“随意而起的风”又是些什么“风”呢?很容易令人想到“共产风”之类。《父亲的高粱》作为现代叙事诗,出于老诗人的手笔,虽然也有一些传统叙事诗的影子,但表现手法已前进了许多,语言唯美处处体现在优美的诗行里,滔滔的诗句如江河奔流,像“鸽子在星星出生前赶着回家/在天际间划出几抹记忆”,“风呵是父亲命运莫测的故事/——最是乍寒乍暖的时令/揉搓着的是一颗麻辣的灵魂”,“有谁知道/我们在这里曾怎样将一个/被折叠的夜晚铺成幽径”,“天顶总是显得很低/屋檐下淋雨的朽木长出了木耳/岁月就在那里竖起了耳朵”,“夜里一弯被饥饿啃缺的月牙儿/——空自高挂”,都是非常动人、过目难忘的诗句。
  先锋诗人王松先生在《抵制的写作》一文中称朱多锦先生“创作与思辨的先锋性在整个中国老诗人中并不多见,更因他身跨两代甚至三代诗人,其诗歌实验性的探索更弥足珍贵。”话没有说错,《父亲的高粱》有阮章竞《漳河水》的叙事风格,表现手法又跟青年诗人雷平阳《祭父贴》、朵渔《高起武传》等冷抒情诗写作较为一致。诗人只是在情景的烘托上强化了修辞的强度,而在事件的叙述上基本用的白描手法,通过细节通过记忆去还原当时的情景,却给人内心最深处带来了强烈的共鸣;一个思想上、艺术上臻于上乘的老诗人,其写作技巧已经和思想结合为一体,达到了看似没有技巧的技巧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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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灾难对文学艺术的影响有一种滞后效应,要过很长时间人们才会“回过神来”,对灾难作出真正有价值的反思。时代的语言从来就不是诗的诗的语言,时代都有其局限性,比时代更本质的应是生命,生命是有角有楞的,不应该被时代抹平,而时尚、流行的东西多数时候只是时代的陪葬品。作为诗人,用自己的心去体会这个世界、能够写出永恒的人性,就已经足够了。
  “伟大的诗人谈着他自己,谈着他的‘我’的时候,也就是谈着大家,谈着全人类,因为他的天性里具备着使人借以生存的一切东西。所以,人们在他的悲哀里看出了自己的悲哀,在他的心灵里认识到自己的心灵,看到他不仅是一个诗人,而且是一个人,一个在人性上和自己同宗的兄弟(别林斯基语)”。《父亲的高粱》再现了一个对土地饱含深情的农民在那个年代的壮举,诗人把忍饥挨饿的苦难、冷漠无情的斗争刻画得如临其境,还有那无声的诘问和不屈的抗争精神。读这样的诗篇,有一种受难的仪式感,隐含了诗人较为复杂的用心,如洛夫先生所说“写诗即是对付残酷命运的一种报复手段”,如张志云先生所说“不仅为那个时代的畸形躯体放一股黑血,而且为沉重的历史悲剧寻求治疗顽症的药剂”。诗写作最根本的动力来自于我们的心灵,诗人以一个孩子的口吻讲述那段历史岁月,讲述父亲的坚韧,——“父亲光着脚——/脚板踏过蒺藜/疼痛掀不动他的眉角/父亲赤着背——/汗水在桥一样的脊梁上/浇出沉重的碱花/父亲挽着裤——/浮肿的双腿油光发亮/每有草叶划过立刻就是破伤/处处伤迹流出的已不是鲜血/而是汪汪地汪着黄水”;“他拄着棍子/艰难地拖动双腿/围着高粱一圈圈地巡走/随时准备和/敢于侵犯他的高粱的人拼命”;“有人站上去一下下按父亲的头/父亲一次次将头抬起来——/那是起伏在风中的父亲的高粱”。父亲,一棵高粱的形象,一片高粱的形象,在中国大地最贫瘠最困难的时候,艰难地扎下根来,生长着,哺育着子女;诗人把父亲的形象移到纸上,又不仅仅是写他的父亲和父亲的高粱,而是刻意再现那个时代的苦难,父亲的苦难,顽强生长的高粱的苦难。读《父亲的高粱》,读到的是对历史的祭奠,也读到了被伤害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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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的高粱》发表后,曾引起过一些争议,应该说,批评都有其积极的意义。从文学史上看,凡经过交锋的、猛批的,大都留下了经典;凡赞歌一片的,像浩然的作品,今天算什么呢?有人说《父亲的高粱》是算回头帐,这种说法是不负责任的。我们知道西方社会出现了人祸,政府会出面道歉,进行国家赔偿,而我们反右、文革整死那么多无辜的人,国家又做了什么?国人受的教育就是不要思考,缺少最多的就是反思,而没有反思就不知道苦难的深层根源。那个年代很多十二万分正确的真理,很少有人怀疑它的正确性,就连想一想都是一种罪过,而在今天它们已经坍塌地一钱不值;而那些不能回避不能漠然视之、至今还在流血的创伤,我们都轻易的“一切向前看”了。刘绍棠先生说这是我们的母亲脸上长了疮,会好起来的;王蒙先生说这是母亲打孩子,母亲也心疼;而苏联的索尔仁尼琴却认为“很早就看出其中原委的人精神上不免受到煎熬。而信以为真的人倒是轻松愉快的。他们不知道事实真相,就算手上沾了血,也不当作血。”
  在今天这个非诗的年代,个性的声音众声喧哗,很少有诗人关注公共主题和大的题材,热衷多高的思想、多大的境界。诗歌界不同于小说界、散文界,即使真的有个把大诗人活在当下,也根本不可能在他生前看到多高的声望,而自我炒作的意义就是没有任何意义,越是高声叫卖的越不是珍品,一个真正的诗人必须越过这些功利的污泥浊水……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诗人是社会的良心,《父亲的高粱》的深层意义就在这里。文学作品对人的影响很慢,它既不同于一篇演讲也不同于一篇社论,但对人的心灵的浸润是长远的,《父亲的高粱》也是这样,它所体现的反思精神是久远的,当某一天重新梳理20世纪文学史的时候,书写这个世纪60年代的作品中也许会有它的位置,因为从诗的方面看那儿几乎是一个空白,从这一点来说《父亲的高粱》又具备了一定的超前性。
  
  “歌的功效等于零,从来没有一首诗歌阻止过坦克,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是无限的(希尼语)”,一个孤影,见证荒唐,我想《父亲的高粱》带给我们的,正是这种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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