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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踪的童年
  作者:久野 发表:2013/4/16 20:52:12 等级:5 状态: 阅读:2173
  编辑按:童年失踪了,那段历史逝去了,庆幸还有诗歌活着。也许没有多人懂得诗歌,也没有几个人理解诗人,但诗人却一直做着将那段历史铭记、还原和唤醒。是值得一读再读的诗歌,是值得尊敬和敬仰的诗人。
  
  有人问过我,为什么要写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只是从未有谁严肃地问过我,大多出于好奇而已。我往往不知如何回答,顶多敷衍几句。每当我个人独处时,这个问题总是悄然袭来。明明有那么多事情可干,我偏偏写上了诗。而且,为了写诗,我和世界之间的裂缝越来越大,把自己逼进了一个孤独的地方。面对世界,我总有一种失败感,任何东西都无法弥补的失败感。同时,我的高傲,也注定了与人类的决裂。但并不是说我活在真空中,做着乌托邦的幻梦。与人类的决裂,是因为我不甘于世俗生活的平庸和狭窄。就像某位诗人所说——生活永远在别处。我背着诗歌一起流浪,怎么找也找不到一处落脚之地。如果我不写诗,我相信,自己也会像大多数人一样,大学毕业后找一份不好不坏的工作,踏踏实实地活着。因为我在写诗,正是诗歌迫使我走上了不一样的人生路。
  写诗就意味着和生活作对,至少不能像一般人在生活中那样混得如鱼得水。我不得不承认,诗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失败的人,不管获得了多大的成就,都是这个世界上最失败的人。而且,诗人穷其一生的创作,不但要证明自己的失败,更要证明整个人类的失败。每当我写完一首诗,并没有多少快意,而是感到沮丧。我竟然只能写出这样的东西,面对存在的真相,面对如此复杂的世界,我竟然只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我所写下的诗,又能做些什么?它能让某些东西醒过来吗?它足以承担庞大的真相吗?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偶然地诞生,又猝不及防地死去。我明知写诗是一种失败,又非写不可,甚至一日不写诗全天不自在,无非是想用诗歌来反抗这必死的生命,在时间中留下一点痕迹,哪怕是乱涂乱抹的一笔。结果,诗歌终于逼着我与人类作对,彻底拒绝这个世界。不可理喻的是,我对人类的厌恶,也使我产生一种逃离自身的强烈冲动。毋宁说,阻挡着我的最大障碍,就是我自己,我成了我自己的囚徒。我在忍受不了自己的同时,同样无法忍受现存的社会制度。所谓诗人,站在茫茫的人群中,他时不时发疯,疯给自己看,他经常大喊,喊给自己听。
  说实话,这辈子做什么都可以,唯独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诗人。但我没有办法,在这个喧嚣的时代,面对如此荒谬的现实,我不得不发音,不然我的良心不安。我所理解的诗歌,与一般人的不一样,尤其与当今中国大陆主流话语所谓的诗歌完全不一样。我所理解的诗歌也没有什么特殊之处,曾经有人写过,如今有人正在写,只是在这个世界上又参与了一个我而已。诗人也不是什么特殊的人,更没有什么特殊的本领,除了文字的驾驭能力,他不过是比一般人更注重对某些东西进行记录。就此而言,诗歌创作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强化人类的记忆。诗人也的确有特殊的本领,他可以通过诗歌,一次又一次地返回失踪了的童年。对于人类社会来说,童年总是作为一个遥远的记忆,成为一个值得怀念的失踪者。诗人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不光怀念这个失踪者,更要返回这个失踪者。这必然导致,诗人自始至终对人类社会保持一种公开的敌意。但诗人同样无能返回失踪的童年,他顶多抵达某个陌生的地方。在这过程当中,诗人会遭遇很多东西。这些东西,一般人要么忍气吞声,要么麻木置之,要么同流合污。诗人却会站起来批判以致反抗。
  我的童年记忆中,母亲总是滔滔不绝,把一些看似有道理实则叽叽喳喳的东西,一说再说。我时常在想,她没上过学,为什么具有那么发达的语言能力。而母亲的说并不是说,至少她无法说出时代强加给她的命运。外公出生十九天丧父,七岁他母亲改嫁,十岁独自生活,十二岁被打成小地主。他读过三年私塾,语言能力发达到可以说书的程度,但他同样无法说出时代强加给他的命运。父亲沉默寡言,脾气暴躁。祖父年轻时是村里的队长,带着队上的人开荒种地挣工分,老了就天天打草鞋。外婆凭着一双小脚,硬是从旧社会走到了今天。奶奶不知道这个世界上会有我,就像不知道这个世界上会有饭吃一样。他们是二十世纪的中国大动荡下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就是活生生的历史,但他们都无法说出时代强加给他们的命运。我行走在这片天空下,时时刻刻闯入陌生的未来。同时,我也在返回过去。我陪着年幼的外公一起走过枪毙地主后堆满尸体的田野。我加入祖父开荒种地的队伍。我和奶奶一起忍受着饥饿。我看见外婆迈着一双小脚在公社门口遭人嘲笑。母亲62年出生,她幸好没读书,不然也会成为红小兵,跟着别人一起贴大字报,批斗自己的父亲。父亲也是62年出生,他读到初中,回家继续开荒种地挣工分。
  我怎么也没想到,在六年前的某一天,自己会写诗。以父亲一个农民的头脑,他不可能明白写诗到底意味着什么,他只知道,写诗若是不能挣钱,就不应该去写。不光父亲,家族中的所有人都无法明白,我所正在做的事情,有着怎样的危险性。但我所正在做的,不过是一种记录,强化人类的记忆,为时代提供可能的证词。不管你是谁,如果你想知道我们这儿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么坐下来阅读我的诗歌吧。我相信,我所写下的一切,以及即将写下的一切,可以把真相告诉给想要知道真相的人。我的危险正在这里。毕竟在言论不自由的当下,我要带着自己的良心写诗,肯定会有人扼住我的脖子。但我有一种使命感,为底层人伸冤的使命感。作为底层人中的一份子,我深知这个国家对他们做了些什么,我深知他们在默默中承受着怎样的命运。我要把他们遭遇而无法说出来的东西,说给这个世界听,说给未来听。诗歌或许没有任何力量,当我写下“自由”时,说不定防暴警察正在镇压非暴力上访的民众。在廖亦武不久前站立的地方,如今仍然是禁区。官方强大的暴力机构。大众媒体被控制。物质主义泛滥。价值观丧失。这个五花八门的国家,政府什么都允许民众做,唯独不允许民众有自己的思想。在这样一个国家里,一个写诗的人,若是尚未沉沦于“物质主义昏梦”当中,更没有接受政府的招安,他写下的东西,自然是一种充满了危险的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挑衅。
  或许,一般人看来,从昨天走到今天,就意味着一种进步,意味着一种改变。而外婆走了八十年,却连一份低廉的养老金,都因为没交养老保险,被地方政府义正词严地扣下。外公如果还活着,他会说些什么?以他读过三年私塾语言发达的头脑,他会不会赞美这个时代?历史有其独特的存在逻辑,在时空的维度上,似乎是永无止尽地滚滚向前,而我们终将死去。母亲在谈论大饥荒时,好像已经是一件相当远古的事,灭绝人性的十年文革,她只依稀记得什么红色风暴。外公才去世十多年,他的经历,似乎已经成了家族里的传说。我们多么容易忘记!而政府正通过各种大众媒体,尤其是影视剧,来篡改我们的历史。母亲在闲暇之余,看看电视,娱乐娱乐没什么不好。而一旦电视沦为官方的天窗,有多少个像母亲这样的人,就算是看看电视,也在被政府洗脑。这个国家,已经面临着集体性的脑残,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历史的真相。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对正常的头脑表示反感,对历史真相没有丝毫兴趣。到不久的某一天,57右派、59饥荒、十年文革、非常6+4等等这些重大历史事实,极有可能被说成是发生在我们远古祖先的时代。政府篡改历史,屏蔽现实真相的目的,无非是要诱使人民大众接受这个不公平的社会。
  一个不尊重历史的政府,必然会遭到历史的惩罚。要说,历史走到今天,社会的确进步了。但我们的毁灭,或许正毁灭于我们的进步。而在这样的国家里,诗人所应该做的,除了拓展诗歌的创作场域,更应该的是为这个民族库存记忆。若说我们目前是处于一个绝对的极权主义政府统治之下,也不尽然。毛时代的结束,已经意味着中国绝对极权主义的破产。此后,政府的极权主义,不是突出在某个强势政治人物的一手遮天,而是伪装成执政党的一党独大。但从政府处理89事件所采取的手段来看,邓小平无疑就是一个已经治好了共产主义强迫症的毛泽东。二十多年后,再来回望那次事件,我们不得不承认,那完全不是一次孤立的暴动,而是历史的必然走向。就算是暴动,也是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治下的人民,在完全没有预谋的情况下,一次集体性地对极权政府的抗议。东欧各国,包括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前苏联,一时间都纷纷解体。到目前为止,或许国内学术界尚未意识到,89事件对这个太过年青的共和国来说,其史学意义究竟有多大。由于到目前为止,这仍然是禁区,就算有人意识到,恐怕也不敢说出来。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就政治体制而言,与二十年前相比没有任何变化。不光如此,甚至今天要想实现非暴力的政体改制,所面临的形势已经越来越严峻。
  市场经济的冲击,似乎一切都被消解,而压在GDP下面的底层人,尤其是新一代的底层青年,面对这一切的不公,已经积郁了太多的愤怒。与此同时,知识分子呼吁自由的声音也越来越强烈。相比本世纪初十多年来先后两次发生的南周事件,我们不难看出,政府对言论自由的呼声尽管照样打压,却已经无法扼制。作为一个诗人,一个力图改变这种社会现状的诗人,就必须用自己的言行来争取人的自由和尊严。或许,这个社会终究不会因为一个诗人而改变,至少可以唤醒一些东西,也就足够了。哪怕什么也唤不醒,又有什么关系?在我们这个民族,生存于这个年青的共和国,诗人在商业化的今天,身份已经相当尴尬。但我们的确需要有这么一类人,用诗歌来库存我们民族的记忆。这种库存,不但是拯救我们的历史,更是拯救我们的未来。不然,我的历史,甚至我的未来,就会像失踪的童年一样,陷进岁月的窟窿。一面是市场的诱惑,一面是体制的镇压,能在这种层面上创作的诗人,无疑是少数中的少数。要说,体制的镇压,早就不如从前那么凶残。而大多数诗人已经投降,已经被政府收编。更痛心的是,政府牢牢控制着教育,正在把一代又一代的后继者培养成传声筒。这正是我感到孤立无援的地方,感到前面没有希望。
  外婆从裹小脚的时代,活到今天,尽管她依然活得不幸福,却用生命本身抗议了时代强加给她的命运,至少那些曾经迫害过她和外公的人,都先她而去。外公十二岁时,一个无父无母的孩子,就因为祖传的几亩薄田和一间木屋,被打成地主,并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遭受批斗,他不可能得到平反,唯一能够洗刷他的,只有时间。而当外公死后,当外婆死后,当无数个像外公外婆这样的人死后,那个时代都应该活着,作为一个屠杀人性的标志,活在这个民族的耻辱纪念碑上。我不能让自己的童年失踪,更不能让这个年青的共和国的童年失踪。诗歌理应意味着很多东西,在极权主义国家,我以为,诗歌首当意味着记忆。我一面寻找着失踪的童年,一面批判这个和童年不能相容的世界。诗歌成了我唯一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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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风飘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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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人晚亭 发布于 2013/5/13 16:5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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