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足的人不可能写作”，这是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秘鲁作家、诗人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一句名言，在他看来“文学才能源于人对世界的不满，源于对周围缺点、空虚和垃圾的直觉认识。”清代诗人赵翼曾有“国家不幸诗家幸”的诗句，现代作家李国文《当文人遭遇皇帝》中也认为：“一个文人，在得意的时候，很难写出深刻的觉悟，只是到了不那么得意的时候，便对天高地厚，世事深浅，人际浮沉，逝水斯夫，才会多多少少有些思考。”列举这些例句是想证明，现在不少文人处顺境之中看不见方向，一味标榜玩心性，玩情趣，玩自在，实际却是要把自己玩进去。
　　略萨的这句话显然是对写作者说的。所谓知足者不可能写作，显然是特指写作者，并不是说生活安逸富足搞写作的人便少之又少，而是一些写作者因为知足而再无文章，或者说再没好的文章。这看起来是个悖论，一方面自认为是个作家、诗人，甚或自我圣化为著名作家、著名诗人，一方面又没有真正拿得出手的东西，在文坛上连个米粒也不是，发表的东西屈指可数；著名的作家、诗人很多，却大都说不出何以著名？以何著名？你要让他拿出像回事的东西简直是要他的命，与虎谋皮，这就显然是个问题。
　　文学和时代远，和痛苦近，这是众人皆知的道理，真正的文学是挖掘更为本质的东西，她和社会的发展是不同步的，社会贫穷，文学可能是繁荣的。如果对生活很知足，很称意，那你要写出好作品着实难了。如果我们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善在生活中的地位，那就只会一门心思钻到钱眼里，文学么？那是狗屁。
　　最主要的，许多的写作者弄出一点小成绩就固步自封，是写不出好作品的更大原因。一个作家、诗人同时应该是一个思想家，有更高的境界才能写出更好的作品。像汶川大地震这样的灾难，放在古代，皇帝是一定要下“罪己诏”的，可是我们那么多的写作者抱着“主流”不放，不去反思罪过而趁机歌功颂德，似乎不这样就再无表现机会，心态就很成问题。央视名嘴白岩松曾在美国参观一家报纸博物馆，美国9.11恐怖袭击后，世界各国几乎所有9月12号的报纸头条都是关于9.11的报道，唯一只有中国的报纸头条是领导人的接见活动。白不由感慨中国与世界脱节最大的就是普世价值，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再怎么援助这个捐赠那个也不会有真正的朋友。国外的作家因为不忠于其不能爱戴的政府，很多作品在国内遭到禁止刊行的厄运，不得不设法在国外出版，像黑塞、索尔仁尼琴、纳博科夫等都是这样，而在我们国家，这样的产生影响的作品并不多。
　　“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然而今天的商品社会却在不动声色地消解着对人生意义的探讨，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还是把文学当成抬轿子、吹喇叭的工具，和以前政治挂帅“文学工具论”没什么两样，直接造成一个精神贫瘠的时代，一个没有稳定价值的时代。尽管一些钻谋下海、和经济沾边娱乐大众的写作者挣到钱了，但文学毕竟是人学，是寂寞和贫寒中的事业。“作家并不是百灵鸟，也不是专门歌唱娱乐人的歌妓（艾青语）”,对于写作者来说，作为一种文化对照，痛苦有时也是幸福，我手写我心，文学观念的成熟是人的核心观念的确立，付出的代价越大，在现实中就越痛苦，而正是这种痛苦成就了作品的深沉厚重。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正是这些不如意成就了许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