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本质是回忆，就个人这段时日，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感叹文学这东西无从和现实的物质力量相比，文学有什么用？不过是一种无用而用，不过是让读者感受到那么点心灵宽慰、那么点情调、那么点道义和悲悯情怀而已；一部作品给人最大的益处也就是心灵那点感动，哭也好笑也好怒也好，掩卷该干什么还得干什么去。
　　文学主要不是以文载道，不是教育，不是要影响到当权者，而是一种审美，陶冶陶冶情操。她只是一种体验，一种感受，实在不能担当太多的东西，尤其不能搀和到政治中去。——要说揭露控诉，记者比你专业，通过文学作品来揭露现实还不如通过新闻报道；要说唤起民众，演说家不比你更会煽动？号召力不比你强？文学也不是社会很中心的一个东西，不应该是用来反映社会问题的，为解决社会问题而写的作品不能够长久，等社会问题解决了，作品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不由想起年轻时的轻狂来，那时多少有那么点儿激进倾向。在山东大学两年的作家班学习中，教授们时不时告诫的就是“搞文学搀和政治是找死”，起初很有些不解，还举手跟老师争辩，弄得老师没奈何，只好说：“你总得学会善于保护自己吧。”
　　现在始信：政治家搞文学死不了，文学家搞政治要死人。文学什么也担当不起，但即使这样，文人们也一直走在被贬的路上，建国以来的反右和“文革”等历次运动，文人还不都是祭坛上的祭品？很多不合政府口味的作品还不是受到抵制与查禁？
　　文学本就是甘心边缘的东西，瞿秋白在党内党外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始终扮演的是一个文人的角色，他即不适应又疲于奔命，最终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长征时又被遗弃在苏区，临就义前写下了两万多字的《多余的话》，开篇就说“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以致“文革”时期的党报把他视为叛徒，认为他“再三向反动派表示‘忏悔’、‘自新’，把参加革命活动说成是‘历史的误会’，说参加共产党和做党的工作是‘不幸’”。像他这样的人，即使不被捕活到解放，在政治舞台上也必定是个边缘人物，怕是连“文革”也挺不过去。历朝历代统治者都不重视文人，你持不同观点顶多像严子陵、陶渊明、竹林七贤一样寄情山水，不合作、不入仕，还能干什么呢？王实味就因为批评延安时期的等级制度，说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就被斧头砍去了头颅。所以说，文学根本无力承担她根本做不了的事情，即便再痛恨社会不够民主，也只能限于无关痛痒发发牢骚而已。
　　现在看来，你一个文人热衷政治干什么？你挤到体制之内，呵呵，——天下文人入我彀中，你还敢说什么呢？你做徐怀谦第二？我觉得，一个文人，你只需有那么点怀疑主义式的思维惯性，尤其是对主流意识形态，有那么点警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