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7月23日，农历七月初五，大暑，也是在江南这座千年古城最炎热的一天。就在这天的凌晨时分，一向健康的父亲终于病到在床上。刚刚开始父亲吃了一些药，以为没有什么大事，可是到了凌晨三时，母亲来到我的房间，说父亲实在是疼痛难忍，让我送他去一趟医院。
　　
　　那一夜，我因为刚刚从外地采访归来，实在是困得要命。可是母亲焦急的神态，让我顿时清醒过来。我知道，这一回父亲一定是忍受不了内心的那份疼，要不然一向十分刚毅坚强的父亲，无论如何也不会开口对我们提出这样的要求。
　　
　　我背着父亲,和母亲一起下了楼，急不可待的来到大街上。不过，在这样的凌晨，出租车几乎是很难见到踪影。母亲站在街边急的是满头冒着冷汗，然后有些心急如焚地说：哎，好好的，怎么会这样呢？也真是的，你姐姐刚刚去北京出差就出事。南平，怎么办？怎么办？如果老是一直这样拖下去，你父亲的生命恐怕是凶多吉少。
　　
　　其实，我的心也急，但又实在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好打电话给在电台开车的好友小齐。尽管，小齐和我是今天中午才刚从外地回来，可是眼前是父命关天，自然也顾不得想得那么多。好在小齐和我是几年相交下来的哥们，一听说我的父亲病了，在那边爽快地答应马上把车开过来。
　　
　　那夜，在灯火通明医院的急诊室里，我的父亲躺在窄窄的铁丝床上，手上打着点滴，顶着疼得要命的腹部苦苦地捱着。值班的医生在经过初步诊断之后，说在胸部发现有些小阴影，需要天亮照片后做进一步的分析，再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是否有必要进行手术治疗。
　　
　　第二天，八点还不到，父亲又被我送上了三楼，在经过几个小时的忙碌检查之后。一个中年的女医生告诉我，说在父亲的腹部的确有个小小的瘤子，为了日后的健康很有必要进行手术治疗。年迈的母亲一听说父亲要动手术，顿时眼泪就哗哗的流了出来。
　　
　　当然，我明白，那是母亲在担心父亲的身体，其实，我又何尝不是如此，更让我担心的是怕父亲的这个瘤子是恶性的，但在母亲的面前，我又必须保持十分的冷静，起码不能让母亲从我的脸上看到我内心这一份的焦虑不安。
　　
　　父亲看来是逃不过这一劫数。接下来，自然就是要去找位好的大夫。好在这个医院的院长，曾在我的节目中接受过我的专访。刚刚步入花甲之年的他，七十年代毕业于湖南医科大学，在这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岗位上勤勤恳恳，从最底层做起，急病人之急，想病人之想，被病人誉为人民的好大夫。前几年，他被提拔到领导工作的岗位上，却依然坚持每个星期有一天在门诊接待病人。
　　
　　记得那晚，他应邀来做客我的节目。说实在的平凡的他，刚进来实在让我看不出，他和他人有着什么特别不同的地方。可随着我们交谈的不断地深入下去，他的谈吐他的举止，的确有让我不得不从心里佩服他，因为就在那个特殊地工作岗位上，他以自己的平凡之躯，以及良好地的医德，为贫苦大众解除了身体和心灵上的双重疾病。
　　
　　于是，在父亲的住院手续刚刚办好，我就急急地把电话打给了他，在听了我简单扼要的诉述我的父亲病情之后，爽快地答应尽快安排一位好的外科医生，来为我的父亲进行手术。
　　
　　第二天，在单位处理完手中一些急需的工作，在热情的同事关注中买了一些水果准备到医院。走在路上不到十几分钟，就接到了院长的电话。他说，我父亲的化验报告单出来，他仔细地分析研究认为结果似乎有些不太“好”。在我的一再不断地追问下，他终于还是对我说出那个“字”。
　　
　　顷刻之间，我的心如同翻江倒海般的折腾，头昏眼花，脑海里完全是一片片空白，以至不得不在大街旁边找一张小木椅子，坐下来努力让自己的心平复下来。
　　
　　怎么会呢？身体一向那么健康的父亲，怎么会就摊上那种病呢？不，绝对不会是这样的。我想，一定是医院是把结果搞错了，要不然就是刚才听错了。我赶紧电话回复过去，院长劝我不要紧张自己吓唬自己，说这只是初步的诊断，最终的结果也许没有想象中那样的坏。
　　
　　那一刻，在这个熟悉城市的一角，我的心又一次被巨大地痛苦折磨着，而就在此时，母亲又来电话焦急地问我人在哪里，说是医院已经安排好父亲明天上午进行手术，现在就等着我赶过去准备签字画押。
　　
　　签字，牵什么鬼字？画押，画什么鬼押？十分钟之后，当我站在那间白色的医生办公桌前，直到现在再次回想起那时的情景，恐怕那是我今生今世永远都无法能忘记的场面。在大夫把写满条条款款的白纸黑字递到我手上，等着我签字画押时，我的手几乎是在不停地颤抖，眼睛里也几乎看不清那些熟悉的汉字，以至有几次不得不停下来，无奈无可地望着身边早已是泪水涟涟一片茫然的母亲。
　　
　　不过，就在回望母亲眼神的那一刹那，我突然心安静了下来，因我明白，作为一个男人需要有勇气地去承担一切的所有，更何况父亲的病情已到了不允许我再三犹豫不决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