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网媒纷纷炒作62岁农民五次偷掰玉米棒卖100多元，被以盗窃罪判刑的新闻。笔者不想探讨淮南之橘淮北之橘的问题。也不想剖析这种标准下如何理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问题。只想就事论事谈谈一管之见。
　　新闻所述，检察机关指控：2013年9月份，被告人樊某利用人力三轮车，分别到封丘县鲁岗乡祝店村、曹岗乡王马牧村、大贾村等地，盗窃即将成熟的玉米棒约200多斤，将玉米棒去皮后，分多次卖出，换取人民币100多元。经封丘县价格鉴定中心鉴定，被盗玉米的价值为210元（鉴定费大概也不只210元吧）。
　　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中，虽然被告人樊某盗窃的只是土地里生长的玉米棒，盗窃的金额也只有100元，达不到“数额较大”最低起点“1000元”的标准。但他在一年之内，五次到玉米地盗窃，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其犯罪构成不需要考虑是否达到盗窃数额标准，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一审被判盗窃罪，拘役四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
　　“一年之内”、“多次多地”、“多次卖出”、“获利100多元”，肉食者可理解这几个概念？新闻中还赘述曾因犯盗伐林木罪，2009年11月被封丘法院判处拘役三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似乎在暗示读者，樊某是个好逸恶劳的惯偷。
　　封丘县鲁岗乡祝店村与曹岗乡王马牧村、大贾村成三角形，即便图上直线距离往返一次也约十七八公里（乡下的公路不可能如高速公路一样笔直，实际距离远不止于此）。五次，奔波百公里左右，还要下玉米地里，在慌恐中掰玉米棒，并且去皮后多次卖出。如此辛劳的偷窃，是说明当事人樊某愚蠢呢，还是另有内情呢？
　　笔者无从了解此案当事人的实际详情，就从几个角度来剖析一下。一即如媒体暗示，当事人樊某是个好逸恶劳的惯偷，生活中不缺这几吊卖玉米棒的小钱，只是偷窃成瘾，偷掰玉米棒是无法克制偷窃之癖。可是又如何解释使用人力三轮车，分五次偷窃，还要去皮后分多次卖出，才获利100多元？倘若真系好逸恶劳之辈，偷掰玉米棒后，还去什么皮，分什么多次卖出，直接都卖了不就得了。满足偷窃癖好，并不需要给玉米去什么皮，卖玉米棒也满足不了偷窃的癖好。200多斤玉米棒充其量也就400穗，分五次平均每次也就80穗（如果哪次多偷了，也会有少于80穗的时候）。80穗玉米也就一编织袋，连半人力三轮车都装不满。这是说明，樊某体力不支呢？还是樊某不贪婪呢？还是只是象征性地满足一下自己偷窃癖好？也或因偷窃的恐慌所致？
　　若是为了满足偷窃癖好，偷窃后要给玉米去皮分多次卖出不符合常理；若属体力不支，一个年逾花甲的老人，还要靠偷窃去满足生活需要这是我们这个社会的问题呢还是樊某个人的问题呢？司法机关在审理此案时，是否对当事人樊某的家庭生活情况作过调查？樊某偷窃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满足偷窃的癖好，还是生活需要？
　　100多元对于当今消费是个什么概念？案发地距开封市也就30多公里，距省会郑州也不足100公里，属于中东部消费偏高地。即便当地农民工，奔波十七八公里，到地里掰80多穗玉米，给二三十元有没有人肯干大概还两说着。樊案是否需要给公众一个更详尽的交待，樊某偷窃的目的究竟为了什么？
　　偷窃是不道德的，也是违法的。哪怕偷掰一穗玉米也是不应该的。可是什么原因导致已年逾花甲过了退休年龄的老人因此犯法？如若樊某偷窃玉米属于满足个人偷窃癖好，我们的社会应该如何预防这种畸形心态对于社会的危害。倘若是属于为生活所迫，我们应该如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而只简单地死扣法条，岂不违背了法律的立法宗旨。
　　笔者又要重提美国的一起妇孺超市偷窃案。一个美国妇女携幼小的孩子在超市偷窃食物，被超市方抓获。法庭在审理此案时，因为超市方在处理此事时侵犯了当事妇女的合法权利，被判对偷窃妇女作出经济赔偿。而当时美国各大媒体，对于此案的报导并没有停留在应不应该上，尤其是美国“公务员”群体发出呼声，认为一对妇孺，要靠偷窃来满足生存需要，这不是当事妇女的耻辱，而是美国这个社会的耻辱，是每个“公务员”的耻辱。
　　樊案，是应该让我们庆幸我们的社会法制进步呢？还是应该带给我们更多案件背后的反思。或许都有，或许反思应该更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