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街，是老街上一条很普通的街，普通得有些沉寂，有些荒凉。而在过去，它却是老街上最繁华的街道：商贾云集、店铺林立、市场繁荣、热热闹闹。然而，随着小镇逐渐向北发展，西街便也渐渐地因为逼仄，因为落后而被人们轻视、淡忘，甚至抛弃。
　　
　　西街长不过三百米，宽不足十米，这么多年来，随着小镇上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原先的那条有数块光滑的青石板铺就的路面已经被水泥路所代替，那些青砖黛瓦、深厚精致、古朴幽雅的老房子、老店铺也已很少存在，取而代之是楼房或是造型别致的房屋。而今，只有几家老店铺和几间老房子还幸存着，为我们走进过去提供着凭借。虽然这些老店铺和老房子在装潢考究、高大气派的楼房面前显得非常寒酸，甚或格格不入，但，对于我来说，它们是繁华落尽后的真醇，是绚烂平静后的浓厚。我站在西街的入口处，眼前是无力向前延展的长街，身旁是端坐在自家门前神情凝重的老人，时光的凝滞中，不用深思，不用追溯，那流逝的年华都刻在花老的石板路。
　　
　　西街的入口处是原先的供销社商场，它的南墙上“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标语还清晰可辩，四十多年的岁月剥蚀，凝成的是一抹苍凉沉重的历史，谈不上美，但重得别说用眼，即便用整个身躯也难以扛起。商场楼下一个不起眼的旮旯处，是一个和老街有着相同历史的烧饼铺，一个烧饼炉子、一张条桌，一些必需的做饼工具和芝麻、素油罐子，简朴得不能再简朴。我记事时，它叫“王记烧饼”，后来传给了他的女婿，也就是如今人们叫做“一千五（小名）”的。别因为它的简朴，就以为它无足轻重，实际上，它可是老街的坐地户。坐地户的骨子里有着一种霸气，霸气中是一种坚守，坚守中是一种执着，执着中，烧饼铺的烧饼也一直大个头、好酥性、芝麻密密麻麻，且价格便宜，便宜中虽然历经几代，烧饼铺还是那个烧饼铺。
　　
　　烧饼铺下午生意最好，因为它周围的乡亲都有吃晚茶的习惯，于是三点多钟以后，小小的烧饼摊子便围拢着一圈又一圈的人们。烧饼有甜的、咸的，长的、圆的，式样多，口味多。而且“一千五”还会根据食者的要求烙出各种式样和口味。烧饼是香甜酥软的，若能再就着一壶茶，岂不是美上加美？
　　
　　和烧饼铺毗邻的“王记茶馆”，就是这美上的美。它和老街是一样古老，古老得比老街还破落还凝重，那斑驳的墙壁，那破损的门框，那缺边短腿的桌凳，那幽暗的光线，还有老屋顶上那衰老的青苔和鹤骨霜髯的老人，所有这一切，看在眼里，便糅成一个风烛残年迎风而噤的老者。不过，风烛残年迎风而噤只是远观，待一走近，你才知，长者依然精神矍铄。
　　
　　茶馆的主人是当地的回民，已历经几代，现在是年轻的小王在操持着。虽说他还年轻，却恪守着祖辈的本分，传承着先人的薪火，不论外在环境如何变幻，依然让茶馆的门敞开着。
　　
　　早就听街坊说，王家开茶馆本是为了给街坊邻居或老年人提供一个散心，休闲的场所，多年来，虽然几经易主，但初衷未改。喝茶最好是面前摆上一碟炒花生。以前是一毛钱一包，现在是一块钱一大包，足够你在这里喝茶消闲一个下午，甚或至日落月升。王家茶馆的炒花生咸咸的、酥酥的、香香的，味道非常诱人，香脆爽口，多食不腻。虽然炒花生有些许微薄的利润，但却是让即便是常客也能欣然接受的价格，于是，一些路过的或是专程时买上几包至今还用发黄的旧报纸包裹成粽子状的炒花生，权当是最佳的下酒菜。我的父亲年轻时，就特别钟爱这里的炒花生，只要每次有那么一毛钱的一小包花生米，这酒喝的就有滋有味。
　　
　　茶馆的对面原先是一家“臧家卤菜馆”，虽说藏家的卤菜（肉类）要比街心的“刘氏卤菜”逊色的多，不过他家的卤豆腐干子还是比较出名，若能走到今天，想必卤豆腐干会更具有藏家特色，只是后来，由于子女都外出了，老人家身体又不好，手艺便失传了，卤菜馆就也被定格在了老街历史的小角落。
　　
　　再往前的一家花圈店，是当时街道上声名显赫的一朱姓大户人家开的，店铺很大，迎街营业的面积至少要在五十平方米。花圈店一直开到上个世纪的一九八六年的初冬。那一年的初冬，朱老头去世了，他的二儿子便关了老街的老店，并在新街重新盖了房子开起了照相馆。如今照相馆生意兴隆，花圈店或许已经淡出了朱家老少的记忆，而我却在这个夏天的午后，仿佛看到了昔日花圈店里的纸的花、纸的元宝、纸的车和纸的马……
　　
　　花圈店的对面，是个鱼行，是当时鱼虾交易的集中场所，也是镇上逢三、六、九集日时最喧闹的地方。那时的乡下人几乎每家都置备一张鱼网（爬网），一到农闲的时候，就出去拉鱼，挣点辛苦费补贴家用。尤其是在冬天，拉鱼的人更多。那时的鱼塘还都属于“野塘”，鱼儿多的是，只要你肯卖力，就会有在当时看来不小的收入。鱼行最活跃的时间是每天下午四时左右，一字排开的鲜鱼摊，甲鱼、乌龟、螃蟹、鲫鱼婆婆、肉头老憨子、黄鳝等，应有尽有，而现在这些被称之为野生的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