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着善良的传统美德。几千年来被世人所称道。伴随而生的出现了一个社会阶层“丐”，在封建社会这个阶层只比教师低一等。可见也不低气多少。新中国诞生后，这个阶层同妓女、赌徒、吸毒者被彻底从社会上消除了。有谁胆敢行乞，就会被扣上一顶不大不小的帽子——给社会主义抹黑。改革开放后，乞丐也同黄、赌、毒一起获得重生。经过几十年的政治波涛，国人的人性也被污染了。相当一部分人学会利用人们的善良来谋取利益。新型乞丐也应运而生，有组织行乞遍布城市各个角落。
　　
　　八十年代中期，从小目睹中国知识分子悲惨遭遇的我，放弃了上师范院校的机会走了运输工作岗位。为了能操上心仪已久方向盘，不惜做了一年多搬运工。终于可以驾车了，却只能在最艰苦的长途车队开车。第一次出行到武汉，在一家饭店，一个小男孩子向我伸出了手，那个时候在我的家乡小孩子行乞还不多见，于是我给了他一元钱。我的同事见我掏钱立即阻止我，可是我还是坚持把钱给了这个孩子。结果后来出人意料的现象发生了。一大帮孩子围上来把我围住，当时我每月只挣七十多元钱，而且出门行和尚未过半。如果给了这些孩子说不定我自己就要中途断炊。我说没有了，可是这些孩子拉住我的衣服不让走，直往我兜里掏。那个我给过钱的孩子还告诉其他孩子钱在我的哪个口袋里。我急了，用力甩开这些孩子往饭店外面走。几个孩子不撒手，被拉倒。当我要出饭店门时，几个成年人上来，拦住我质问我为什么打孩子。无论我怎么解释都没有用。他们还打电话叫来警察。警察来了那几个成年与那些孩子异口同声地指责我打了孩子，连那个我给过钱的孩子也跳着指着我说：“他打了，他打了。”警察把我们几个带到饭店办公室，挨个寻问。幸好这时我们一个同伴跑出去把同行车队的其他人叫了来。警察反复问了多遍，见我们几个说的都一致。而那群孩子却说什么的都有。明知道是这群行乞的孩子在撒谎。可是还不肯放我们，还质问我们：“那这些孩子与那些（几个成年）人为什么指责你打孩子了。”最后我急了，告诉那两个警察：“我再说一遍，我没有打孩子，是这些孩子拦住我翻我的衣兜，我挣脱时他们倒地的。你要么拘我，要么放我。”并伸出双手。
　　
　　我的同事指着那个被我给了钱的孩子对我说：“你就不应该给这小兔崽子钱，他还告诉这些小崽子们你的钱在哪个兜里。”那个孩子见到警察拿出的手铐，在我的同事的质问下低下了头。警察问那个孩子：“是这么回事吗？”那个孩子低着头不出声。这时我车队的其他同行师傅们叫喊着进来了，那几个刚才拦住我们的成年人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警察这才把我们几个放了。
　　
　　后来当地接我们所送货的一个老师傅告诉我，今后再不要做这种傻事了。天下不是就你一个人善良。这外面的风险你不懂。那几个拦住你们的成年人很可能就是这群孩子的头。甚至有时当地的警察也收受他们的好处。今天要不是你们人多，那几个成年人害怕挨打跑了，警察不能拿孩子们的话作证，你们就麻烦了。我那“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的愚腐观念被这次强奸之后，再也不敢轻易施舍了。
　　
　　在本市所有的闹市场，都有几个残疾人，常年每天准时出现在闹市的步行街中央。晚上人稀了，他们又会在同一时间消失。一个在市场派出所工作的学生告诉我说：“老师，不是学生我不听你的教诲。这些残疾人都是被一些地霸找来放在市场上骗钱的。每天早晨他们被准时送来放在哪，晚上会在同一时间被接走。他们所管辖的市场里的残疾人中就有一个是这群地霸的同伙，在内哄中被打残了放在那行乞骗钱的。这些地霸手眼通天，我们派出所甚至我们分局都拿他们没有办法。”我没有再对我的学生说：“你警察职责是什么？”我对外面的事知道得太少了，我知道要是我学生能够阻止这一切他会做的。这一切根本不是他所能为之的。
　　
　　百姓们都说吉林最黑暗，可是我前几天随单位出去旅行。在辽宁的兴城、葫芦岛市，锦州，甚至河北、山东的途中也频频看到这种现象。显然，天下乌鸦一般黑。不仅吉林省，也不仅东北。我们政府民政部门的公务员们拿着纳税人的钱，却容忍这种现象存在。是我们的政府没有能力奉养这些残疾人吗？答案是否定的。我的学生告诉我，他们不只一次向上面反映过这些问题。那些残疾人基本都没有户口，他们有的伤口裸露在外，有的双腿皆无，要用手在地下爬行。根本无法长时间承受风吹日晒寒风雨雪。几乎一年半载就要换新人。没有人知道原来的那些残疾人哪去了，也没有人追问。我的那位警察学生同我一样，每年都要为民政部门为残疾人捐出两天的工资。平日里各种名目的捐款也不断，大多打着救灾，救济残疾人的旗号。而我们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痛心的一幕幕。如果说改革开放前要饭是给社会主义抹黑，那么利用残疾人欺骗人们的善良，骗取钱财该下个什么定义呢？
　　
　　此番出行返程途中，只要一离开高速公路，许多路口都有人来车旁行乞。一次我为了不让一个壮年行乞的男人敲打车窗，给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