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共道德每况愈下，是现在人们关注的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中国有句俗话：“穷山恶水出刁民。”、“贫穷生盗贼”。为什么一穷就要出刁民，就要生盗贼呢？我在上一篇文章中也已经阐述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在此须要明确的是，精神文明须要物质文明作为条件。虽然事物的共性来源于个性，可是我们不能拿单独个性来取代共性。尽管物质文明对精神文明的制约也是因人而异的，但个别道德高尚的行为可以用来引导国人向善，却不能作为社会公共道德的标准。在我国公共道德始终是以榜样的行为来确定的，缺乏具体符合现有物质文明程度的标准。谁都能说出一大堆公共道德，可是谁又能说全呢？从狭义的社会关系角度来讲，虽然物质文明不是形成精神文明的充要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脱离物质文明来讲精神文明，是不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个人们恪守多少代的传统道德在当前这个时代也面临着挑战。以前的文章中我介绍过我的一个老师，因为搀扶一位倒在垃圾堆上的老汉，被老汉的儿女讹上。老人在儿女以拒绝奉养的威胁下，违心地说是我的老师把他撞了。在这家人的威逼下，我的老师与老人的儿女领着老人到医院诊治，并代付了医疗费。结果交通部门据此认定就是我老师撞了老人，不然不会出医疗费。在老人儿女的多年干扰下，我的老师闹得妻离子散。直到最后老人在医院病故，才对医生说出真相，要医生转告我的老师。真相大白后，老人的儿女不但没有一句道歉的话，还扬言：“是他（我的老师）自愿的，不是他撞的他为什么出医疗费？”有人劝我的老师通过法律讨回公道，可是对于这样一些能拿自己的爹来讹人的儿女，能纠缠得起吗？现有法律制度下，这官司把我的老师打到火葬厂，也打不出结果来。试想，我的老师一家人再有修养，他的后人还敢做这种好事吗？那些儿女当初就知道老人说的是真的，不是我老师撞的。不然不会威胁老人。老人为了生存，也就管不了什么道德不道德了。归根结底是一个“钱”字。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事情随处可见。学生在校与同学发生冲突，受到伤害。家长们不是首先想弄清原因，而是先想怎么从对方身上讹两个钱。为此甚至不惜与孩子串通一气说假话。孩子从小就受这种教育，未来的社会能是长幼有序的和谐社会吗？
　　
　　如果我们的社会要是象世界上许多国家那样具有健全的医疗保险制度，或者人民生活水平高到足以承担昂贵的医疗费的话，作儿女的又会有多少为了讹几个钱把爹妈放在路边，“造事”方不给钱，就不给老人看病？更何况是面对帮助父母的人。连小孩子都知道“狼来了的故事”，正常的人都知道喊“狼来了”的后果。可是在眼前利益无法保障的情况下，也就管不了长远利益了。至于以后他们自己会不会也在遇到难处时没有人管，已经不敢想了。
　　
　　改革开放后，医疗制度的改革对社会的影响已经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中。我的一个邻居，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一个人躺在自行车旁，帽子扣在脸上。这要是在三十年前，所有过往行人几乎都会上前帮助的。可是这个邻居惧怕被讹上，因为若遭此一讹，医疗费会让他倾家荡产的。所以没敢上前。结果那是他退休的老爹，退休后第一天受聘一家厂子，下班后穿上厂子发的工作服，骑着厂子为他配的自己车，因路上突然发病倒在路旁。等110警车把老人送到医院，已经晚了。老人就这样带着世态炎凉，在自己儿子的眼皮底下离开这个世界。
　　
　　沉重的教育负担与医疗负担在改变着国人的人性。我们鄙视了半个多世纪的资本主义国家，都罕见这种现象了，在我们的同胞中却一再重复着这样的悲剧，为什么？在这种社会关系下我们拿什么来创建和谐社会？
　　
　　上面我们说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之间也有道德关系。公共设施遭到破坏，是近年来一个社会顽疾。那么为什么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那么重视德育，还会出现这么多没有社会公德的人呢？
　　
　　本人所在的城市，从统计数据上看，老百姓的生活应该说已经“康”了，可那是地方官欺上瞒下的结果。一百多元的低保费，能使祖孙三人生活一个月，懂经济的人据此就会明白该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了。本城地方官为了政绩工程甚至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大兴土木，在沿江一带，种草种花，建设江滨公园，搞什么魅力城市。白日里绿地鲜花，雕塑的风车、白帆，的确美丽。可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下水没有人管，大粪汤子外溢臭气熏天。许多平民百姓冬季用不起集中供热，要在楼上使用烧煤来取暖，有的因为交不起供热费几家亲属合在一起过冬，还有就在寒冷的楼房中感受室温零上几度的供热水平无人过问，老百姓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政府信访部门成了地方官的一道屏障，什么事情都解决不了。交通警察执法被殴，到交通管理部门后还被当着领导与众交警同仁的面再打一次，然后“打警察者”扬长而去。被处理的是那个依法行政的转业军人出身的交警。居民楼房外皮脱落，媒体不问，政府不管，说是等砸死人就有人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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