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入世看中国农村、城市人口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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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世贸组织后的中国,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将在短期之内产生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这是中国农村生产力极度落后埋下的隐患。我国农村生产力与城市工业生产力发展普遍不平衡。建国后,农村政策,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尽管这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规律使然,对于当时的人与现代的人几乎都是一种无奈。但是为了今后尽可能少地浪费机遇,总结一下教训还是很必要的,以便继往开来。
建国伊始,我国的农村土改是建立新政权的须要。农村人民公社也是必不可少的尝试。可总结改革开放后的农村政策,不能不说我们又失去了一次机遇。人民公社的尝试已让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本应该痛定思痛,选择一条符合时代的发展农业之路。但慌不择路,饥不择食,搞了包产到户。虽然暂时解决了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可埋下的隐患严重制约了当代农业发展。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我们的农村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使用二千多年前的生产方式。生产力水平与西方国家差距之大是今天绝大多数农民无法了解的。根据有关资料显示,美国只有4%的农业人口。生产粮食还能大量出口。按我国九亿农民计算,中美农业生产力水平相差将近三十倍。有一些粮食品种,运抵中国的价格比我国自产的同类粮食价格还要低或持平。即使价格持平,加上质量因素中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也是很低的。亚洲各国的农业生产力虽没有美国的生产力水平高,但由于运费较低,仍对我国市场的自产粮食产生一定的威胁。据不完全资料显示,泰国大米、台湾大米运抵我国南方各省的价格就接近我国自产大米的成本价,而且质量要比我国自产大米的平均质量高。原本在南方盛行的东北大米已渐渐地失去了原来的魅力。正在失去部分市场。然而更大的威胁还是来自欧美,如果三五年以后,根据WTO的规则,我们农业市场再基本失去保护关税与限额,成亿的农民要面对丧失以农谋生的现实。 上面我们只是对当今市场现状作了客观分析。有许多隐性因素尚未考虑在内。内在的因素是我国农村的生产结构正在发生变化。毋庸置疑,我国现有上亿的农民以民工的形式涌入城市。那么这些农民的原有责任田哪里去了?他们本身都是农业生产的壮劳力。他们一出来,家里的老弱病残哪能承担起繁重的农业劳动。根据不完全资料显示,由于农民负担日渐加重的现实,相当一大部分农民把自己的责任田有价转给他人耕种。巧妇难为无米之饮,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庞大的政府机构负担决定农民没有减轻负担的可能。虚夸政绩在我国已成燎原之势,不可遏止。老百姓已把我国统计报表列为四大虚之一,据一部分搞统计的人士提供,统计报表上报后常常被打回,原因是未能反映当政者的责任目标。有时须多次修改,才能过关。就连人口普查的结果都得修改,统计部门被迫虚报死亡人数。以求显示当政者的计生责任目标。虚报的背后,是地方的亏空。可还得保证政府的正常运作,所以这种亏空只能转嫁给农民。因此,从表面上看,政通人和。有的地方甚至还搞了减员增效。可地方政府工作效率之低决定,它要想正常运作,就必须增加人员。这部分人员的开支又成了农民的隐性负担。农民责任田的出租就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出租责任田的农民,有的进城打工,有的搞起副业。因此在农村出现承租责任田的种粮大户,他们有资金可以支配农业再生产,有关系可获取廉价生产资料和推却不正常的负担,有能力购买农业机械,进行规模化生产。有渠道使粮食保值销售。这种现象还是比较积极的。还有一部分农民,把自家的地种完就出去打工,任粮田自由生长,不去管理。勉强应付公粮与口粮,甚至以产量低为由只留口粮不交公粮。因为种粮赔钱。这种脆弱的农业生产体系,不但支撑不了多久,即使支撑下去也不会有好结果。因为要提高农业生产力,就必须进行规模化生产,农村责任田出租就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脆弱的农业生产体系是经不起入世后国际市场的冲击的。如今我国农民大都不愿向农业生产中投入。其中绝大部分是无力投入,还有一少部分是因无利可图。据不完全资料显示我国农村有相当一大部分农民靠农业贷款进行生产,可由于负担过重,无法偿还贷款,就只好在第二年补办个贷款手续,如此滚贷恶性循环,如果国家收回贷款,农民就除了生活必须品以外无任何财产而破产。这种现象在东北地区大约有60~70%左右。更值得重视的是有的地方为了完成虚夸政绩,在农民如此艰难的情况下,派政法人员配合下乡收公粮,并有时采取一些强制手段,农民与政府的矛盾有尖锐的趋势。农业生产体系中这种种矛盾决定着我国农业生产已面临着一场技术革命。不提高农业生产力,这诸多矛盾都无法解决。这场农业产业革命是我国农业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从长远的利益来看,我国农业产业的改革是关系着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大事。试想我国要是有三分之一的人口依赖国外进口粮食生存,我们再有多少核武器也无法维持国家的主权了。可三五年后,国际粮食涌入中国市场,我们有多少农民可以凭自身的能力使自己的产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