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了，伴随着改革开放号角诞生的一代人都已经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包括这青年一代在内的改革成就举世瞩目。然而，在这些成就背后，许多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有识之士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的角度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并且已经得到知识界、理论界的普遍认同。至于平民百姓，什么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早被同思考能力一起从头脑中清洗掉了。
　　
　　直到今天，当人们在法庭上频频找不到公正；当人们在困难时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当人们被子女教育、住房、就医新三座大山压得直不起来腰时；当人们因为写小说发几句牢骚也要被判刑蹲监狱时；当人们看到袁隆平在杂交水稻方面的成就被中国政府用来与美国人做交易，国家得了二十万元技术转让费，却没收其被派往美国进行技术指导的数千美元的劳务费时，当其被挡在中国科学院门外，却获得了筛选条件更为严格的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称号时，当国家科委发给杂交水稻的发明者袁隆平10万元奖金而到了袁本人手里却只剩下五千元时，无论是穷人、平民、还是富人都似乎明白了政治并非与他们的个人利益无关。
　　
　　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是官僚阶层。非官僚阶层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拥有官僚特权的。可官僚阶层毕竟是有限的，不要说现在入仕途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即使愿意付出代价那里也不是任什么人都能纵横得了的。而且凭中国这么一个泱泱大国，选择从政发财不用说还有那么多不断增加的约束，即使没有其概率也非常低的。因此对于绝大部分国人来讲，除了争取国家富强，没有什么可以赢得幸福生活的。
　　
　　但是现在改革大业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转折关头。政治文明的落后，已经严重阻碍了经济改革的进一步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矛盾也日臻尖锐。一个高中生都会明白，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道理。三十年来我们经济形式产生了质的改变，可是我们的政治体制却只在经济发展的胁迫下裹足不前。此前些许改变也是经济发展所迫。因此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日渐激化。改革开放后，我们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基本上还是吸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建立在西方民主政体之上的。我们在发展经济时，在营建幸福生活时，我们吸取了根植在西方民主制度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丰富的物质生活时，没有谁叫嚷不符合中国国情。可是当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到需要民主政体时，却有许多人跳出来，叫喊那些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有没有道理的“不符合中国国情”的论调。这让我想起近代的洋务运动，我们学来坚船得炮，可是我们拿着绝对优于敌人的近代武器，凭着绝对人数上优势，却仍不能打败敌人，丧权辱国。多少年来我们总结经验教训，一致认为洋务运动失败的教训是只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不学习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现在轮我们了，看来我们还得让后人为我们总结同样的教训。
　　
　　两会接近尾声了，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会前信誓旦旦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已经实质上流产。大部制改革从计划的十六个猛增到二十七个。仅比原来减少一个。有资料表明，时下我们的行政负担是历史上官民比例最高的。40个国人就要负担一个行政人员。大部制改革的初衷就是要降低施政成本，减轻民众负担。可是最后的出台的方案，不过是换汤不换药。世界上发达国家的部级单位多在二十个以下。而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经历了五次，部级单位仍然还有二十七个。庞大的政府机构不仅是民众沉重的负担，更重要的是机构冗肿造成施政效率低下。此番大部制实行所谓的“三权分立”其目的是想让权利各方互相牵制，相互制约，即避免官员受贿，也避免独断专行。还有不便言明的是想以此提高贿赂成本，让贿赂者知难而退。这种设计表面看是似乎是一种积极之举。其实不过是掩人耳目罢了。此番两会上，有代表提出颁布惩治群体贪污法案。可是最后不了了之。
　　
　　是时下贪污受贿已经构成一股社会风气，民众的事越是正常的越不能正常办。平平常常的见面礼都要耗下普通平民数月工薪。这还是给面子，否则连这个机会都不给。群体贪污已经司空见惯，并为大多数公务员所接受。泰安案件地方官几乎全军覆没，这样的事在全国绝不仅仅是泰安一处罢了。我们现在的纪检部门的工作原则是，就事论事，不扩大牵连。因为如果深究下去就会令整体瘫痪。本省一钢材市场案件，审来审去与钢材有关的部门全有干系，甚至扩大到权威部门与权威人士，最后只好把被举报者处理结案。就时下的形势看，所谓的“三权分立”，只能增加民众的负担，激化社会矛盾。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治根本最终只能延误病情，病入膏肓。
　　
　　看来医生自疗己疾，收效有限。因为病体本来就已经失去准确的判断，哪里还能开出正常的方子来哟。即使自明其疾，也会因为机体已入沉疴，自割病灶也是办不到的。所以施政的完善，也是须要民众敦促的。民众才是诊治施政缺陷的医者。等待施政自我完善，如同等病体自己痊愈，对于一个健康水平较高的机体也许还有可能。可是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