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料不及的文革开始了，一时间，全国的“地、富、反、坏、右“都变成了被打倒的“牛鬼蛇神”。身为地主成份的毕志兴自然又被揪了出来，变成了隐藏在人民内部的阶级地人，不但开除了教师一职，而且被下放到张掖地区（解放后甘州郡由民国时期的张掖行署被改为张掖地区）下设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去了。而老地主兼伪保长的毕富，更是惨遭了吃大锅饭时的不给饭吃及文革刚开始后的屡次批斗。后终因病气交加，不治而亡了。临死之际他曾手书一信，要求儿子毕志兴有机会要利用自己的师范专长，遵照太爷的遗愿办一所学堂，不仅要让毕氏子孙各个读书，而且要让更多的人读书才能富国强民，既是对政府宽大为怀能让儿子继续教书育人的感谢，也是对过去帮国民政府收租摧税、压榨百姓，所犯罪孽的补偿。毕志兴见信含泪点头致意送走了父亲，同时把要毕生致力于教育并有机会办学的信念埋在了心里。
　　毕氏父子的倒霉命运自然连累了妻子子女都遭了秧，毕志兴于1945年毕业于甘泉师专，二十一岁时，受聘国民政府办的甘泉国民学校后不久，就在父亲毕富的安排下，和当地一农家妇女祝兰英结婚，后来划分地、富、贫、工、农成份时，当地政府曾要求贫下工农成份的祝兰英和地主毕志兴脱离夫妻关系，可祝兰英却不顾政府及家人反对，感念于毕志兴忠厚、多年来夫妻恩爱及与二女一子的母子情深，拒绝了当地政府土改工作组及大队干部和家人的要求，于是她也戴上了地主婆的帽子，成了被人民专政的对象。并在毕志兴到五•七干校劳改时，被迫举家迁到了合黎山下的移民区——凉台山村。而她生的二个女儿和儿子毕成学也自然变成了地主狗崽子。文革开始的时候，她的大女儿毕成梅己于小学毕业后，参加了农业生产队，成了一名生产队社员。五年后嫁给了一个当地农民郭军。二女儿毕成慧也初中毕业后，在甘泉村农业合作社当�S了农民。后来因为甘泉大队大队长马维民的大儿子马龙，看中了成慧，托人去说亲，可毕志兴因看不惯马维民的官僚作风和市侩，再加上他大儿子马龙比自己的女儿成慧要大五六岁，便严辞拒绝了这桩婚事，谁知却为自己以后的人生埋下了祸根。文革开始后，教师大都被戴上了臭老九的帽子，再加上毕志兴的成份本来就是地主，那更是被狠批狠斗的对象，自大队长马维民一跃成为革委会主任后，他更是找到了报一箭之仇的机会。开始变本加厉地整治毕志兴全家，每次凉台山村开批斗大会，都把毕志兴从五七干校拉来陪斗，当典型再批斗，对他的妻子和家人则派给最苦最累的活。后来还以毕志兴是凉台村人，如此罪恶累累的四类分子，应该交给本地人民去监督改造为由，把他押回当地乘机倍加折磨。
　　到了1969年，文革己进入了深入阶段，随着教师们的纷纷打倒，各学校都己基本停课，除了学工、学农、学兵，就是大搞不要文斗、要搞武斗，学校里那些地富反坏右的子女，都己经被赶回农村老家接受贫下工农再教育。当时刚上完初中上了高一的毕志兴的儿子毕成学自然在列，而马維民的二儿子马虎（原本和成学同班）却子凭父贵，成了甘泉中学红卫兵的一个小头目，他于是按照父亲的授意，大肆收集毕志兴老师的罪证，甚至把五八年、六零年大练钢铁挨饿时期，毕志兴用自己省吃俭用节省的粮票和钱，购卖的一些学校饲料——红薯，带回家接济家人叫损公肥私；把他身为教研组长曾为帮助一个刚入学，教学能力不强的女老师而结下的纯洁友谊，同志关系，叫做乱搞男女关系。屡次在学校揪斗他们。其中有一次揪斗，红卫兵们为了让后面的群众，也看到毕志兴和他的所谓乱搞对象——阮芷若老师的尊容，便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演完样板戏后，要求被反剪了双手，头顶纸糊的高帽子，脖子上用细铁丝挂着“甘泉教育界最大走资泒、黑五类、地主狗崽子”的毕志兴，爬到用三张课桌垒起来的高台上，去供人观瞻批斗，看着他一次次爬不上去掉下来，台上的红卫兵和台下群众哈哈大笑，最后红卫兵用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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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跌得鼻青脸肿的毕志兴和他的同事阮芷若老师一同吊了上去，让他们战战兢兢地跪在桌子上，接受红卫兵的捡举揭发和人民群众的喊口号批斗。一时间“打倒走资泒毕志兴和破鞋阮芷若”的声浪，此起彼伏。头顶高帽子，脖子上挂着破鞋和“走资泒烂货”木牌的阮芷若老师，当时吓得尿了裤子，晕倒在桌子上，才被红卫兵吊抬了下来，继续跪在桌子下的台子上受审，红卫兵们历数了毕志兴和阮芷若，经常在一起以研究教学方法为由的独处幽会，以及三年困难时期，阮芷若曾把自己节省的粮票送给毕志兴等例子，说他们是被资产阶级腐朽情调腐蚀的可耻走资派，尤其阮芷若是不知羞耻的下三烂，勾引有妇之夫的贱货、烂婊子，真是破鞋、烂货，贱到了家。说到激动处，小头目马虎义愤填膺，抬脚向跪爬在地上的阮芷若踢去，阮芷若身子一倒，一下碰倒了旁边落起来的桌子，跪在桌子上面的毕志兴跟着一个跟头栽了下来，一下子不省人事。眼看着要闹出人命，批斗会才停了下来。后来满脸是血的毕志兴被家人急急送进甘泉公社医院，当时院长也被专了政，下放到五•七干校去了，几个值班的赤脚医生手忙脚乱地捡查了一顿，说是腰椎挫伤，过一段就好了，再加上听说是走资泒（属于反动派一类），更设人管了。在成学妈妈的一再乞求下，才胡乱开了一些跃打损伤的药，让赶紧拉回家自个儿静养去，多连一天院都不让住，就这样在床上躺了三个月，后来成学的父亲毕志兴再也直不起腰了，并摔瘸了一条腿，走路只能靠住着棍子了。
　　而造反泒们的批斗会，却不会因此停止，他们今天在这个村开，明天在那个村开，要把那些“牛鬼蛇神”之类的“地、富、反、坏、佑、走资泒”，整得永不翻身。于是，今天去发动群众砸了这里的山神庙，开一场现场批斗会；明天去那个村烧毁那里的龙王庙，搞一场批斗会。那些各地的“地、富、反、坏、佑”，每一场批斗会都要被拉去赔“杀场”，跟着挨一场批斗会。住着棍子的毕志兴也不例外。许多忍受不了的罪大恶极的“四类分子”（指地、反、坏、右），有的跳了河，有的喝了“3911”（当时只有这一种巨毒农药），有的上吊抹了脖子（拿刀割脖自杀）。阮芷若老师就终于在一次（说不清是第多少次了的）陪斗后，精神漰溃，选择了一个僻静的小树林上吊自杀了。这些自绝于人民的“阶级敌人”，死了还要屡屡被点名批斗，要求被拋尸荒野，不准进祖坟，家人只好偷偷在村后的小山坡随意挖个坑埋了了事。
　　就在这种残酷的恶劣环境中，毕志兴先生却顽强地承受着，并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经常鼓励家人和孩子：“我们的老祖宗说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人生一世什么风雨都会碰到，我们不过一介草民，受这点委屈算什么！想想六君子，方志敏、江姐等革命家，他们又吃了多少苦？！眼下时风不正，连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刘主席，功高盖世的彭老总都被打倒了，我们吃这点苦不算什么。没有过不去的坎，天有一天终会晴的，关键是孩子们不能放弃学习，尤其成学和成业（他侄子），绝不能放松学习，劳动之余一定要多读书，不让看别的书，就把这几年的课文和生字全部背下来，数学书上的每一个概念和习题一定要滚瓜烂熟。平时劳动干活时，少说话、多干活，记住祸从口出，也记住忍辱负重和卧薪尝胆的故事，更要记住人什么都可以没有，但不可以没有学问。古人说得好，‘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你们是全家人今后的希望”。他不但如此教育家人和孩子，而且以身作则，次次批斗会老老实实参加，带头手不离卷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诗词，当地摘录的毛主席语录，他几乎倒背如流。他从不违背红卫兵的意愿，任何时候都能让红卫兵满意，慢慢地红卫兵看到他如此老实，逆来顺受，又成了一个“驼背瘸子”，也就减少了对他的批斗，繁重的农活他己干不了，只多农活太忙的时候，调他去喂喂那些不出工的小牛。他乘机利用这些机会，做了许多读书笔记和教案，回家教成学、成业两兄弟读书做习题。当时，成学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也是一个富农的孩子叫陈爱华，他们同年出生，从小一起玩要，一起上到中学，因为成份相近，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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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近都爱学习，便成了形影不离，无话不谈，干什么都互帮互助的好朋友。从小学到中学，他们一直在同一个班学习，学习成绩也一直不相上下，成学的父亲被残酷专政后，他家也受到了一定冲击，但因为是富农成份，受得打击、批斗相对少些、轻些。所以，他常常安慰，帮助成学从阴影里走出来，互相勉励要坚强起来，常常和成学一起去干校，看成学的父亲。在生产队干农活时，起初成学家是地主成份，活总是泒得多且重，他常常干完自己的，就去帮成学干。无论是锄一垄玉米，还是割一茬麦；推一圈粪土，还是犁一垄田。
　　后来有一次，革委会主任兼公社武装部长的马维民来甘泉大队视察工作，看到他们互帮互助割麦，恨得牙根痒痒。当即指着他们的鼻子说：“真是龙生龙，凤生凤，王八配老鳖，苍蝇挨臭虫。地主富农的狗崽子，蛇鼠一窝搭配干活，还真是绝配。”接着吩咐凉台山大队大队长刘文汉：“他们爱在一起，那就以后什么活都给他俩多分些。”
　　不谙世事，年轻气盛的爱华刚问了一声：“凭什么？”
　　马维民就大吼道：“凭什么？真是反了你了，小兔崽子。就凭你娘老子过去是地主富农，是剥削人的主，现在解放了，我们贪下工农翻身了，就要血债血偿，就要‘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接着话锋一转“同志们，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两个地富狗崽子，尽敢反对民主专政，我们要现场批斗他们。‘打倒地主富农！打倒走资泒！打倒地富狗崽子！’”接着，他现场喊起了口号。
　　他这一喊，群众的热情马上被点燃了起来，人们举着拳头，“打倒地主富农……”的口号声一时此起彼伏。两个孩子吓得抱着脑袋蹲在了地上。
　　喊了一会，马维民挥挥手，示意大家停下来，接着说：“贫下工农同志们，这两个地富狗崽子，尽敢反对我，要知道，反对我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这个性质很严重！”接着用手往上顶一顶洗得发白的黄军帽，紧一紧军皮带，拍一拍盒子枪（革委会主任当时还兼地方武装部长，配给了枪支），扭头转向凉台山大队大队长刘永汉：“我说老刘，这两个小兔崽子胆子不小呢！我看光劳动改造不行，要不要让你队民兵连长石得顺，泒几个民兵押送到公社武装部，树个典型，到各大队去好好批斗批斗，再拘留几天，让他们尝尝牢饭的厉害。”
　　刘文汉的父亲刘有，当年在陈爱华的爷爷陈明亮和父亲陈忠手里扛过长工，爱华的祖上置得田不多，只用过刘文汉的父亲刘有和刘向两个长工，其他都是自已的族人自给自足，并且老东家陈明亮待刘有兄弟不薄，不嫌弃他们是流浪到此的孤儿，同吃同住，还帮刘氏兄弟各讨了一房媳妇，才有了刘文汉。所以刘陈二家祖上一直很友好。刘文汉常听父亲提起，我们刘家的一切都是老陈家给的，人不能忘本，记得以后有机会要给陈家报恩。刘文汉一直没有忘记父亲的话，当今天看到此情此景，马上又想起了父亲的话，他赶紧说到：“马主任，眼下不行。你看正是虎口夺粮的麦收时节，不抓紧收麦，天气这么热，干热风又这么凶猛，一天下来麦头子全吹干了，一割全往地里掉呢，你不知道大家多心疼、多着急呢！我们大队本来就缺人手，前两天二十个壮劳力都被抽调到上面压河坝、抗洪去了，不抗洪，秋田浇不上水，这你是知道的。队里现在几乎就剩老幼病残，抢收是吃饭的大亊，这两个阶级敌人虽然罪大恶极，但都毕竟还是不懂事的娃娃，他们是我们大队的，我一定代表人民公社、党的革委会，好好教育他们，白天让他们多多劳动，晩上开他们的批斗会，让他们彻底改造思想。你看好不好，马主任？”乘马维民思考对策的当儿，他又赶紧一手一个，提起两个孩子，示意他们给马维民鞠躬道歉，不由分说就按下他们的脑袋三躹躬。
　　马维民刚才也不过是想吓唬吓唬孩子，摆一摆自己的威风，见两个孩子都被唬住了，刘大队长又给足了自己面子，马上就坡下驴：“那好吧，既然刘大队长为你们求情，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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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确实是虎口夺粮的关键时期，我就暂时放你们一马。不过刘队长要记住，对他们两个狗崽子绝不能放松警惕，每天泒基干民兵，押他们到你们大队部立得忠字碑前，向毛主席早请示晩汇报，白天劳动还要比别的贫下工农，多干活少休息，每天只少要背十条语录，少一条扣一个工分。刘队长，你记住了。”刘文汉赶紧说记住了。心里却禁不住骂道：这狗日的龟孙子，心够狠的，早请示晚汇报，再干一天活，哪有时间背语录？明摆着让两个孩子整天白干活，拿不到工分。真是个黑了心的狗杂种！而且还吃人不吐骨头，让我去得罪人。
　　马维民见刘文汉答应了，便趾高气扬、威风澶澶地骑着配发的永久自行车走了。后来，刘文汉便每天泒自己手下一个要好的私交，也是大队部基干民兵，押送监督成学和爱华去早请示晚汇报，并做好记录，白天给他们泒活时，单独分一些播种稀、长相差的麦地，让他们割，看上去亩数多，其实劳动量和别人差不多。晚上划工分时，带领群众喊一通口号，算是对他们的批斗，还故意每天扣他们二分工，算是语录没背全的处罚，以遮人耳目，其实他根本就没让他们背过。而且那个年代，一个壮劳力，一天才挣十分工。自此经过这许多变故后，两个孩子的心贴得更紧了。所以，成学的父亲在冬闲或空暇里，指导成学学习时，两个好朋友也一起共同分享，虽然有时候常常为一道题争得面红耳赤，但从成学父亲那里得到正确答案后，又马上是相视一笑泯恩仇。就这样两个好朋友和成学的堂弟成业，在那样残酷的年代，学业却一刻也沒有放松，随着年龄地增长，知识也不断获得了增长。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在成学父亲和干校的一些老师精心指导下，自学完了高中全部的课程，并从十五六岁的柔弱少年，长成了英俊潇洒的健壮青年。
　　1978年的一声春雷，不但平反了那些地、富、反、坏、右，而且恢复了高考。于是成学的父亲又回到了他热爱的教学讲堂，只是他只能坐在轮椅上从事教学了。而成学和好朋友爱华一起考上了东南沿海的一所师范大学——商都师范学院。成学的堂弟成业，考上了本市的那所甘州师范，学了法律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