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中国大陆的管理机构对多数出版社一直实行书号发放的总量控制。一个编辑一般全年平均发放5个书号。这种管理模式逼出了以下的不正常现象：
　　不少出版社一到年底就为书号不够用而发愁。有些书因为没有书号只好推迟到第二年出版；
　　有的出版社干脆对编辑实行经济责任制，要求5个书号全年创收8万元或10万元。一些读者面较窄专业性较强的书稿，学术价值再高也没有社愿意出，除非交很高的赞助费；
　　一些作家学者的多卷本文集用一个书号出版，只能整套出售，不能单卷购买，也没有单卷定价；读者要想有选择地购买十分不便；
　　一些出版搞作者自费出书，十个作者的十本内容不相干的书共用一个书号，最后标以整套定价，显得不伦不类；
　　出书品种的限制推动了书价的上扬，一本20万字左右的书，前些年定价还在20元以内，现在已经向30元逼近。虽然明令不许买卖书号，但出版社和民营书商的合作一直存在，一个书号一万五以上是实际存在的行市。如果放开书号，图书的定价应当有一个下降的空间。
　　凡此种种现象都说明，控制书号对于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发展和群众利益都是不利的。
　　本来，书号的资源是无限的。除了中国大陆之外，还没有听说哪一个文明国家实行书号控制。也从来没有哪一个国际组织对成员国搞书号配额。我们国家在90年代以前也不曾控制过书号，一般都把图书品种的增多当作出版业繁荣的标志之一。现在的做法，是自己给自己缠裹脚布，自己限制自己的生产力，是管理部门设租，给处于出版行业一线的编辑人员经营人员徒增烦恼。
　　也许有人会说，不限制书号，会增加读者负担。我觉得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这和报刊整顿不是一码事。一些党政部门滥办报刊，利用权力向基层群众实行强制性摊派，损害群众利益，当然应当整顿。在图书发行领域，也有权力摊派现象，当在整顿之列。但这种现象不是靠控制书号能够杜绝的。相反，有本事利用权力搞摊派发行的人，在目前格局下也不愁弄到书号。而受到控制书号负面影响的，基本上是自费购买图书的作者、编者和读者。
　　放开书号，并不涉及立法层次，只是行政层次的小改小革，就能收到释放中国文化创造的活力，繁荣中国的出版事业，推动图书普及等多方面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