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的60年代是激情燃烧的年代。那时的人民听党的话，以满腔的热情为革命、为人民、为理想而忘我地学习和工作着。那时的我虽然学习好，表现也不错，常常得到表扬，但是由于出身问题，共青团的大门连边也挨不上。我没有灰心，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决不落后于他人。1964年从天津大学毕业时，我本可以在北京或者天津工作，但是我听从党的“到边疆去，到艰苦的地方去”的号召，志愿来到大庆油田工作。没有想到这一去就是近40年，直到2003年，因为重病的妻子思念故土才离开大庆。
　　人虽然离开了大庆，但是在大庆的日子却难以忘怀。特别是每当我把见到的事物与大庆做一比较，更令人怀念。
　　大庆的令人怀念，首先在于它象一座熔炉，是那么的火热，那么的纯洁。你若是冰，它会把你烤化，你若是铁，它会把你变成钢。
　　60年代的大庆，除了工作、劳动，就是学习、开会，晚上也要开会，不开到九、十点钟不能休息。唯一的文娱活动就是会前的唱革命歌曲。这对于一个刚刚离开学校，离开大城市的我不免有点失落感。但是，大庆人对国家，对人民，对事业的赤胆忠心，不能不令你感动，不能不令你汗颜。记得在2号院（大庆机关所在地）集训时，我们住在3号院。3号院的水房由一个老工人负责。说他是老工人是说他的工龄，论年纪并不老，不到40岁。那时我们住的都是干打垒土房，水房当然也是，不过更小，只有两间，一间是锅炉房，烧热水，一间是住房，住着他们一家。他的工作很简单，就是为周围的职工、家属24小时提供冷水、热水和开水。有一天晚上，我去打水，从他住屋的小窗口传出来他教孩子唱“东方红”的歌声。声音不大，但是很令我感动。我想，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做着普普通通的工作，是那么的兢兢业业，生活是那么的艰苦，却毫无怨言，是多么的不简单啊！集训完毕到基层单位去实习，发现象这样勤劳朴实的人多的是。我在北二变实习时的师傅，如石征贵、申西坤等不论是西北来的老工人，还是从部队转业的战士，个个都是这样的人。大庆人对工作的态度是不求过得去，要求过得硬，不论干什么工作，都是严细认真，经得起检查，经得起考验，经得起敲打。大庆人有一句话叫做“白天干工作和晚上干工作一个样，好天气干工作和坏天气干工作一个样，领导在场和领导不在场干工作一个样，有人检查和无人检查干工作一个样”，简称“四个一样”。为什么大庆人能够这样？因为他们懂得，他们的工作关系到国家的事业。国家就好象一台机器，他们就是机器上的一颗小螺丝钉。螺丝钉虽然小，但是缺了它，机器就不能正常运转。机器不能正常运转，国家好不了，人民好不了，自己也好不了。正是这种螺丝钉精神，激励着成千上万的大庆人不辞劳苦地默默奉献着。他们没有星期天，后来是休大礼拜，10天一次。这对于单身职工，多少还算是有了休息，但是对于有家的职工来说是更累。因为那时的家属在生活基地种地，一天忙到黑，晚上也象职工一样要学习，哪有时间做家务事？只有赶到大礼拜，等丈夫回来一起做。酷暑天，他们要争分夺秒地抢黄金季节夺高产。三九天，他们要利用湿地被封冻的时光搞施工。大庆人用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建设出了一流的大油田。在这样的英雄群体面前，有谁能不被感化？
　　大庆的令人怀念，在于它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这个家庭的人是那么的友爱，那么的纯朴。他们关怀着群体的每一个人，越是有困难，有思想包袱的人，越关心你，帮助你，你稍微有点成绩，就大力表扬你，表扬得叫你坐不住，只有更好地干。我集训完毕，分配到水电指挥部的北二变电站。北二变电站在当时是位于油田的北部边沿，很荒凉，但是来到变电站，感觉到的是一片温暖。师傅们怕你不习惯，处处关心你，照顾你，工作中细心的帮助你。记得有一次我随石征贵师傅到避雷针塔上去维护探照灯，爬到20多米的平台上，直晃悠，吓得我不敢站起来。石师傅说，在这么高的针塔上，晃悠是必然的，不晃悠是不可能的，不要怕，把眼睛往远处看就不怕了。我按照他的说法做，果然好多了。为了锻炼自己的胆量，我又爬上爬下了好几次。变电站的站长刘百禄同志是一位既年轻技术又过硬的高级技师。他高高的个子，说话轻言细语，总是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很少训人。指导员张庭伟在会上很严肃，在会下与我们嘻嘻哈哈，一块锻炼身体，不象那些整天扳着个脸，冷眼看人的政工干部。一天，水电指挥部通知我们新来的实习生到李天照井组参观。李天照井组离北二变不远，清早我自己走了去。到李天照井组时，指挥部的人还没有到，只有井组的采油工人在扫雪。我闲着没事，就拿个扫把帮着扫起来。就这么一件小事，李天照井组的人就告诉了水电指挥部，指挥部就在电话会上把我好好一顿表扬。
　　让我感受更深的一点是大庆人的务实精神。大庆领导常常告诫我们：只有干才是马克思主义，光说不干，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只要你干得好，不管你是什么出身，照样信任你，重视你。我实习期未满，领导就根据我的表现，最先启用我当南三变的技术员。在南三变当技术员不到半年，又调我到待建的南四联负责变电所的筹建与投产工作。南四联投产后，又调到调度站专门负责变电所的筹建与投产验收，兼搞油田电网规划。
　　让我终身难忘的是大庆的领导，大庆的老师傅们不但在工作上大胆用你，还在生活上关心你，更从政治上关心你。在北二变时，团支部书记张希胜要我写入团申请书，我说我年龄这么大了，不可能了，他还是鼓励我。团没有入成，党支部委员申西坤又找我谈话，要我不要灰心，还可以申请入党。我只当是句安慰话，没有想到1973年在采油四厂，生产办支部的宋吉四同志找我说：小罗，你工作是好样的，但是不能光埋头工作，要关心政治，要积极靠拢组织。攻关队的负责人徐立民同志也找我谈话，鼓励我入党。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正是整天开会、学习，口号满天飞的时期，臭老九入党，在我是想都不敢想。徐立民同志却是认真的为我努力，四厂组织部还为我的入党问题真正派人到我老家去调查。多么好的政工干部啊！文化大革命冲击那么厉害，他们还是认真遵循党的正确路线，艰难地、忠实地工作着。1979年妻子来大庆探亲，采油四厂领导王国祥知道后，立即给我送来一袋白面，并要后勤给我1斤油票。
　　大庆之所以优秀，首先是因为有一群优秀的领导。他们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有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在国家最困难的时期，他们喊出了“有条件要上，无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口号，率领数万职工，忍饥挨饿，人拉肩扛，开发出了大油田。今天的人可能要说“无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是蛮干。其实这是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在激励着他们。他们知道当时国家很穷，很困难，又急需石油，要开发油田，不能等、靠、要，必须自己想办法去解决。比如上来那麽多人，住的问题怎么解决？自己动手盖干打垒。缺少机械设备怎么办？人拉肩扛，土法上马。粮食不够怎么办？自己开荒种地，组织家属种地等等。
　　大庆领导为什么有那么强的号召力？因为他们身先士卒，身体力行。凡是要求别人做的，他们自己首先做到，凡是要求别人不能做的，自己首先不做。1973年冬，我接受了大庆安全处下达的研制可燃气体报警器的任务。我手头缺乏这方面的资料，为了尽快研制出来，我提出到一些部门去调研。安全处同意了我的意见。赵积春处长亲自带领我们，在十多天里从东北到江南，跑了7、8个地方。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首先找住处，找到后，立即到要去的单位办事，办完事，立即买票去下一个地方。卧铺票是比较难买的，要买卧铺票往往需要等几天时间。为了赶时间，我们就坐硬席。赵处长是个50来岁的老革命，身材魁梧，却平易近人。他满可以乘软卧，可是他一次也没有乘，随我们一道走。每到一处地方从不张扬，我们住普通客房，他也住普通客房，我们排队买饭，他也排队买饭。我们一道有一个是来自三厂的年轻技术员，他不太懂事。每次住旅社，他总是争先抢好铺位。有时我先进去了，把好铺位留给赵处长，他也不管，把旅行包往那里一扔，又占住了。有一次，唯一的一个下铺被他占了，害得赵处长也要和我们一起爬上铺，我很过意不去。大庆的领导，基本上都是这样很随和，不摆架子的人。
　　王进喜的英雄事迹大家已耳熟能详。我进一步认识王进喜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那是文化革命中的1969年。那时他任钻井指挥部的副指挥，我由于害怕批斗，利用搞投产的机会，来到了采油四厂的红三联（杏三联）。红三联西边5里远的地方是古城子。古城子名字好听，其实只有几间没有人住的破土房。古城子周围是盐碱地，连棵树都没有。钻探职工的家属就在这里开荒种地，建立起生活基地。那时去古城子，没有公路，只有人行便道，只能走着去。最好的交通工具是毛驴车。家属们在那里的艰苦程度就可想而知了。王进喜了解到古城子的情况后，亲自为他们解决水和电的问题。王进喜正是因为用电的问题找到了我，我便去过古城子多次。从古城子的职工与家属的口中，我知道王进喜在钻井职工与家属中有着极高的威信。这个威信并非来自于他的先进事迹，而是因为他特别关心钻井职工及其家属的生活。他真正是个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的人，所以钻井的工人与家属特别拥戴他。
　　大庆领导在工作上是最讲认真的，对干部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一点也不马虎。看过电影“创业”的人都知道，大庆领导批评起人来是相当厉害的，一点面子也不留。越是他的爱将，批评得越狠。大庆领导认为，只有经得起批评的干部，只有摔倒了能够爬起来的干部才是好干部。我就挨过这么一次批评。那是1965年的事。那时南三变投产不久，也是我刚当技术员不久。我在查找直流系统接地故障时，解错了一个端子，造成低电压保护动作。当蜂鸣器一响，我就知道坏了，立即跑到盘前，一看是低电压保护动作，南二地下站线路跳闸。我立即令值班员马上合闸，然后向调度汇报。搞电的都知道，干我们这一行是容不得半点差错的，稍微的疏忽就可能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甚至人员的伤亡。这次事故虽然只是造成南二地下站线路停电几秒钟，水电指挥部领导知道后还是很是生气，命令我立即到指挥部去检讨。变电站站长王俊人怕我受不住，自己跑去做检讨。生产指挥李佩实更生气，非要我去不可。我跑去后，一进屋就挨了一顿连珠炮般的批评。我低头站在那里，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有老老实实的听着。我映像最深的一句话是：你们这些大学生，不出事故就好象当不了技术员似的。前年王志在中二变搞了个带地线合闸，今天，你又来个低电压跳闸。你们什麽时候才能成器？李指挥批评是狠，但全是一片爱心。此后，我组织了很多变电站的投产，没有发生一次事故。在南四联和杏一联变电站验收投产时，我都是几天几夜连续工作直到完成送电。1971年，我国建设第一条长距离输油管线，大庆至大连输油管线，取名“八三工程”。在“八三工程”会战中，我在3号站（首站）负责变电站的投产验收。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生产指挥受到很大冲击。一方面是工期紧，任务重；一方面是工程的质量问题不少。施工单位是曾经搞过苏联援建火电工程的队伍，自以为是老资格，根本不把我们的意见当回事。我当时毫不让步，坚决要求整改，必须满足基本条件才能投产。黑龙江省“八三工程”指挥、省委秘书长要求三天内必须投产，说耽误了投产由我负责。为了不影响工程进度，我与水电指挥部调度站的同志密切配合，解决了工程中的一个又一个问题，到第二天深夜，直流系统、中央信号系统、控制系统全部调试完毕，基本达到送电条件。按照计划是在第三天白天投产的，前线领导小组决定连夜投产。按照规定，变电站投产时，水电指挥部调度站必须派调度员现场指挥。如果等到调度员来，则需要几个小时，再等他熟悉情况，还需要时间，这一夜就过去了。时间紧迫，我与水电指挥部的现场领导商量，并且征得运行调度同意，由我担当现场调度，立即编写操作票，下达上百项操作令，使变电站顺利投产。事后，省委秘书长派他的秘书给我道歉。
　　给我映像最深的是张鸿飞指挥。他身材魁梧，说话声音宏亮，威严得很。他非常关心技术干部。他到水电指挥部后，每个月要开一次技术干部例会，他亲自主持，谁也不许迟到。他不讲空话，讲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事。他教导我们要怎么样开展工作，怎么样当好领导的参谋。他给我们讲统筹法，讲得非常生动。我获益不浅。他不久就升任大庆油田副总指挥。不久，文化革命来了，他成了走资派。造反派批斗他，要他低头，他就是不低；要他揭发宋、陈、季、王（大庆油田领导），他就是不揭。他被关进了牛棚，好几年后才放出来。有一次，我在2路汽车站上碰到了他。我想，我一个小小的技术员，没有直接跟他请示汇报过工作，又几年没有见面，这么走过去打招呼，是不是太冒失了？正在犹豫间，没有想到张指挥先打起招呼来：“小罗，你现在在哪里？”多么可亲的领导呀！我后来再也没有见到张指挥。我在这里要深深地问候一声：“张指挥，您好吗？”
　　大庆领导经常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搞调查研究，是求真务实的典范。70年代中期，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大庆的岗位责任制可以说是名存实亡。那时，原油产量逐年增加，原油含水也逐年增加，而新建与扩容工程很少。油气集输系统，特别是原油脱水装置严重超负荷运转，常常因为原油含水过高而不能外输。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大庆领导特意组织了几个技术人员，住到采油一厂的招待所，编写油气集输系统的岗位责任制。我虽然不是学这个专业的，但是由于前几年在原油脱水方面成绩突出，也参加了。岗位责任制编写完后，大庆油田总指挥李虞庚同志亲自带队，从南到北，一个一个厂，一个一个站的进行检查。检查到最后一个站时，李虞庚同志就在现场召集我们开总结会。我从李虞庚同志那里知道了什么叫认真，知道了什么叫务实。我在后来的管理工作中，提出了“标准化”的概念，编制和修订了不少规章制度，力求把工作搞得规规矩矩，稳稳当当。我管理下的杏九联变电所成了大庆最优秀的变电所。
　　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提一下老领导张秉奎同志。70年代他在采油四厂任科技科长，后来任大庆科委主任。他特别重视知识，重视科技人才。我初次认识他是1971年在“八三工程”时。那时我被借调到3号站搞投产验收，他是我们工作组的组长。他发现我很能干，回来后，就把我调到他组织、管理下的攻关队工作。在那个空喊革命的年代，他不搞唯成份论。他喜欢有知识、有技术又肯干的人，努力为你创造条件。在他领导下，我干得特别开心。
　　那时我一个搞电的人在采油厂的攻关队基本上是无事可做。我想，俗话说到哪个山唱哪个山的歌。我既然来到了采油四厂，就要根据四厂的需要来工作。我原来学的知识用不上，但是基本理论是有用的。我就复习大学的高等数学，物理学，化学等课程，还学习电子技术，学习胶体化学，英语等。很快，我的学习就派上了用场。先是推广优选法，好多人搞不懂，我就给大家讲课。那时原油含水逐年上升，原油脱水器经常跳闸，造成净化油含水过高而不能外输。工人没有好的办法，就知道加破乳剂。我运用优选法使原油脱水破乳剂的用量从万分之一降到万分之三。
　　我没有停止在这小小的成就上。接下来，我看书，找资料，到设计院找搞脱水的同志了解动态，到一些脱水站参观新近的革新成果。我有了比较成熟的意见。一次，在与王衍林、何国圣（攻关队队长）曾策城（中山大学毕业）等同志讨论脱水问题时，我比较详细的阐述了自己的意见。我说当前脱水器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原油从脱水器下部往上升的过程中，油中的水被逐渐分离，介电强度逐渐提高。下部含水高，电极距离应该大，上部含水低，距离应该小。而现在脱水器的电极是等距离分布的，这不合理。下部电极间的距离过小是脱水器经常跳闸的主要原因。我们应该把下部电极间的距离加大。脱水器内的空间有限，加大距离后，电极搁置不下，可以减少层数，由现在的8层减到6层甚至4层。二是脱水器的空间没有利用好。我画了个脱水器内部结构图，标出流线，然后说，从流线图上可以看到，现在脱水器的空间利用率大概只有三分之一。我们如果把进口的喷嘴个数增加，并且合理分布，就可以提高脱水器的处理量。另外，若把交流脱水改为直流脱水，可以使净化油的含水率更低。
　　1973年，我国要首次出口原油。按照国际标准，原油含水率不得超过千分之五，我国当时的标准是百分之二。我们当时连百分之二都难以达到。原油脱水问题尖锐地摆在了面前。大庆领导着急，国务院也着急。国务院特意从玉门油田请来专家到大庆指导工作。出口的原油首选是在四厂的南三油库装车，于是四厂成了脱水问题的焦点。生产指挥冯友成找我谈话，要我配合专家组的工作。我在问了专家组的方案后，谈了自己的意见。我说，专家的意见不适合大庆油田，不如我们自己搞。接着，我把自己在这方面的研究说了。冯指挥采纳了我的意见，由我来搞脱水器的改造。第一个改的是杏一联的脱水器。我请了设计院搞脱水的周希清和杜尚峰做指导。我在改造脱水器的同时，办了大庆第一个脱水学习班。脱水器改造完成后，脱水器的处理量提高了一倍多，净化油含水率从百分之二降到千分之二以下，于是全面推广，解决了原油出口的大难题。在原油脱水器改造时，我总是钻进脱水器与工人一起干。原油脱水器出问题时，为了尽快排除故障，我常常是不等油气排除干净，就穿着防油衣，戴着防毒面具钻进脱水器里面查找问题。
　　也是在这段时间前后，我做了件很幼稚可笑的事。事情是这样的：文化大革命来到时，我象很多人一样不理解，就努力到主席著作中找答案。几年过去了，答案没有找到，反而更困惑。其实象我这样困惑不解的人有不少。记得北大的学生到大庆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给工人讲哲学，学习结束，问学员学得怎么样？学员答：明白了，糊涂了；糊涂了，明白了。我就是那种想搞明白的糊涂人。我给当时的石油部长、原大庆领导宋振明写了封信，把我的困惑告诉他。我说我们现在天天喊支援亚、非、拉，埋葬帝、修、反，要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我们用什么去支援？用什么让人家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我认为还是周总理的话对，关键是要把我们国家自己的事做好。接下来我又说，要把我们自己的事做好，就要抓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我们要想不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爬行，就要重视科研，不能依样画葫芦，要相信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的科技人员不比别人差。几个月后，蔡世岐同志找我。他开门见山地说，我的信已经返回到厂里，他是奉尚登第书记的指示找我谈话的。他一句批评话也没有说，只是问我对厂里有什么意见没有。我说我的意见信里已经说了，就是我们现在会开得太多，实的太少。我们现在搞岗位责任制也是流于形式，看着是很光鲜，其实抓的是鸡毛蒜皮，没有抓住根本。后来尚书记又亲自找我谈，基本内容还是如此。我很感谢尚登第、冯友成（尚书记调走后任书记）等好领导，包括后来调到中原油田的蔡世岐和王法轩同志。他们没有批评我，照样重用我。“四人帮”下台后，立即提拔我为工程师，接着把我作为知识分子典型，竖为大庆会战标兵。不但入了党，还成了优秀共产党员。这要在别的地方，很可能被打成反革命，虽然最后会平反，但是也会被折腾得够呛。
　　我感谢四厂的职工，特别是很多老同志、老领导，他们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帮助。在许多年后，即使退休后，我晚饭后陪妻子出来散步时，还时不时碰到一些老同志对我伸出大拇指。我很惭愧，我只不过尽了自己应该尽的一点责任，而且做得很不够。如果说有那么点成绩的话，那也是老会战、老领导的榜样在先，我是跟他们学的。他们是大庆的功臣！国家的功臣！
　　今天大庆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工作条件好多了，生活环境好多了，物资丰富多了，人民生活富裕多了，精神桎梏少了。伴随着这种变化而来的，还有另一种变化：很多人的社会责任心没有了，奉献精神没有了。人们变得贪婪、自私，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损害他人，不惜危害社会。更可怕的是贪污腐化的风气已经泛滥到了各个部门，从经济深入到了政治、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有所谓的学者、专家说这是社会转型时期的必然现象。这就怪了，难道人类进入文明社会时，思想道德应该进入原始社会？难道我们的社会主义特色竟然是这样子的？这显然是在为官员们的失职推卸责任，也为他们自己的失误推卸责任。
　　人来到世界，不能只为了自己活着。文明社会的人更应该懂得自己的社会责任。封建社会的贤明人士尚且知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号召“天下为公”，难道中国共产党人会不如他们？
　　真正的先锋战士应该知道：没有落后的群众，只有落后的干部。现在社会的这些问题，根本原因在于领导，在于一些领导没有把好方向，在于一些领导没有带好头。请看我们的领导干部，有几个是人民的公仆？他们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是在为人民还是在为自己？他们动不动就是做大做强，到底是为了谁？弄虚作假，上骗领导，下哄群众的事他们做得少吗？贪污腐败、违法乱纪的事他们做得少吗？
　　有人提倡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我看更应该从党做起，从政府做起，从党政领导干部做起！希望我们的领导干部都像当年的大庆领导干部一样，时刻想着国家，时刻想着人民，身先士卒，身体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