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经典诗歌就是一个精致的瓷，有着它慧中的质地和秀外的韵致。这个精致的瓷，有它独特的疏通和表达内涵的外貌，也就是它的结构形式和语言形式。我无意把诗歌简单地分为“好”和“差”，但确实存在经典，这个经典就像西方文学理论和评论家布鲁克斯所说的，应具有丰富的内涵、创新的格调、发明的意象、跨越的时空以及无限的读趣。在读马启代的汉诗新作十九首过程中，我试着用解构经典（精读）的方法来剖析和解读这些诗歌，且动用了我所学到的有关这方面的知识，说实话，我读得一知半解，常常为不能窥其全豹而迷茫和自嘲。最终我放弃了逐篇解构的想法，只粗略地谈谈对其诗歌的感受和理解。我再三咀嚼启代先生的每一首诗歌，且拿来他以前的诗集《太阳泪》、《苦渡黄昏》等进行比对和寻源，仔细梳理他诗歌语言、结构、思想的谱系，多少有了些头绪。从他文笔犀利、语言精谨、思想远透、结构敞亮的诗歌里，体味到这个情感丰富细腻且心胸通体透彻的诗人，以他特有的表达方式告诉我们对生活于其上的这个繁忙而又纷杂的世界的感受，也可以说是对世事的一种反映、评价和经验。并告诉我们，如何用诗歌这个鲜活的语言和形式，让思想的灵魂在身体的软组织中凌然穿行。
　　诗歌的形式和语言可以说是触摸内容的唯一渠道。具体到一个诗人用怎样的形式和语言来抒发情感和表达思想，与他对所要展现的事物的认知深浅有很大的关系，从更深的层面来讲，诗人个人境遇融入人类社会境遇的契合程度，基本决定了他的诗歌形式和语言的风格。一个优秀的诗人，能够纯熟准确地运用语言来构架诗歌的结构体系和思想体系，达到结构、语言、思想的高度融汇，这不是凭空虚构的，也不是有意识地刻意追求的，更是模仿不来的，而是在对文化、历史、政治、经济乃至人文环境的深刻诠释并经过长期的积累沉淀后升腾的。从马启代初期的《太阳泪》、《苦渡黄昏》等到近期的汉诗十九首的创作探索和跨越，完全能够证明这一点。如果你仔细地解读他的诗，就能找到每个词之间、每个词组之间、每个诗行之间、每个段落之间甚至每首诗之间的某种关联性，就会发现，马启代的汉诗十九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结构、语言风格和思想体系。这个结构形式和语言风格，是诗人在潜移默化中得来的，是以他扎实的语言功底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广透的视界做支撑的，有着慧中的质地和秀外的韵致。说这些，并不是想把其诗歌的形式（包括结构和语言）看得高于一切，但可以肯定，如果没有了秀外的韵致，其诗歌的质地会大打折扣。所以，我试着通过诗歌的结构和语言去寻找其诗歌内在的真正含义。
　　马启代的汉诗十九首，其特点就是结构、语言、思想各臻其妙且通体一致。我之所以把他的这些诗放到一起来解读，是因为它们所涉及的问题抑或主题有很多相似之处，或是共同拥有某种隐喻和象征，再就是精致而又丰满的结构语言特性。如《养马岛诗抄》（五首）、《夜宿养马岛》、《日照望海》所使用的“海”的象征，把“汹涌的海水”看作“苦难的泪水”（非个人的、狭隘的）的隐喻。还有他诗歌中那些比喻、夸张、隐喻、象征的话语。这些诗之所以令我感动，并不在于人们通常说的内容或主题，而是结构和语言。于我而言，习惯从结构和语言中去寻觅诗歌所要表达的东西以及“我”想要的东西，而非沉溺于那些捉摸不定“诗意”。
　　当然，诗可达意。诗人肯定要通过诗歌传达某种情感，关键是怎样传达，尽管方式方法变化万千，但主流可归纳为三种：浅显直通、艰涩阴晦、巧妙藏容。这就涉及到形式的问题，结构和语言的作用就会凸显出来。前两种会由于“过于直白”和“意象堆砌”而落于“浅薄”和“泥泞”，后一种为诗人所追求但少有此境界者。在读马启代的汉诗十九首的过程中，对此感受颇深，特别是其《养马岛诗抄》令我感慨，“巧妙藏容”一词由此而来。对马启代的诗歌产生兴趣和思考的原因，恰恰是其诗歌有了那种“凝思赋形、巧妙藏容”的境界。
　　在写这篇感受的过程中，我认真读了诗人杨岩峰与作者之间关于讨论《汉诗十九首》中几篇诗歌的通信，以及诗人路漫、川原先生和琴子先生的专门诗评，评论的非常到位，从中受到很多启发。正如岩峰所言，启代的诗歌“‘通过个人的精神抒写，真正穿透艺术与人生的隔阂’，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杨岩峰关于《养马岛诗抄》的复函）“在《大汶河》中，主体的你和客体的河是相对独立、又是融为一体的。由于你在构思和运笔时摈弃了过去那种铺张、散漫的文风，意象贴切，收放有序，诗中自始至终氤氲着一股生动的气韵，读来让人感觉跌宕起伏，余味无穷。而这，正是这首诗的价值所在和可贵之处。”（杨岩峰关于《大汶河》的复函）。这些既是就其某一首诗歌的讨论，也是对启代新作的总体评价。这里提到的“境界”和“可贵之处”，很大程度上源于其诗歌的结构和语言特性，我们不妨就启代的诗歌作一些简要的分析和讨论。
　　我们以《初进养马岛》为例，诗人以精萃准确的语言和巧妙的构架，创造出一个宏大的环境，烘托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