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峰君，山东泰安人，在诗坛享有“玫瑰诗人”的美誉。岩峰是一个令我尊崇但从未见过面的诗人，这在我交往的朋友中属于特例。让我尊崇的是他为诗之态度和作诗之风格。最令人称道的是他独辟蹊径，“引天河之水，地幔之灵气，在泰山之巅种植的那一园玫瑰”，以特别的手法化情化景，把深邃的哲思、独特的形象、丰盈的情怀和玄幻的意境融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歌个性。
　　在谈论诗歌创作时，我们都认可这样的说法：情景交融。这多就创作方法而言，而真正运用到创作实践中去，就有了一个对诗歌语言中“情”和“景”的思悟问题。之所以称为“诗歌语言的情和景”，是因为诗歌这个特殊的文体对语言的要求，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的，它所容含的情和景也应是以一种独特的面目出现的，这个独特性，非情和景简单地交汇在一起就可以完成，它需要对情和景至深的理解和感受，以及对诗语言的精准把握。从这个角度来说，情景交融最终也是最理想的表现形式应是：情化景而出，这是诗歌的一种境界。
　　从有诗歌到现在，关于情和景通达的问题，一直被追寻着、诠释着和变换着，“为情而设景”，已少有争论，但“情化景而出”却鲜有人践行。就我熟知的诗人而言，俄国著名诗人丘特切夫、唐朝诗人李贺、现代诗人海子对此的实践和贡献是不可否认的。早期出现的“情景交炼”（张炎）、“情中景，景中情”（王夫之）以及后来文学理论提出的“寓情于景，借景抒情”，只反映了情和景关系的一个层面，适宜于小说、散文等文体中，运用到诗歌这个特殊文体就显得有些“拘谨”，诗歌特有的语言和韵律不容你对情和景的使用太“奢侈”，这就有了如何“以情化景”的问题。
　　就这一点来说，我从杨岩峰的一些诗歌中找到了有益的佐证。虽然他的诗歌不能完美地给“情化景而出”提供范例，但确实这样做了，我们不去讨论他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只看结果就行了。最初感觉他的诗歌厚重沉稳，包括他的玫瑰组诗，但后来经过细读我改变了看法，他的诗歌语言看似沉稳却极不“平和”。感觉他在制造一种画面，一个诗的画面，只是这种画面有别于艺术分类上的“绘画”，不是“以线造景”，而是“以情化景”，是用情绪情感将其诗中的景物溶解开来，再不着痕迹地抒发出去，变换成一种意境的空间和距离，这种空间和距离，常常让我困惑，是不是也如绘画一样蕴含着某种深刻的寓意？也正是这种空间和距离，让我感受到他的诗歌所表现出的“动感”的生命活力和感染力，让人不由自主地想从其诗歌中找到他情感的“原发点”抑或“爆发点”。我曾和几个诗人朋友讨论过他的诗歌，恰巧和幸运的是，我的朋友也有这种困惑及相近的看法，其中就有“他的诗看似平常却极不平常”的说法，这让不太懂诗歌的我有了支持者，也让我有了进一步谈论他诗歌的勇气。
　　我们选取他的几篇诗歌，来作具体的分析和讨论。我们先来看他二十年前的一首诗《黄昏》：“鱼儿频频跃出水面/是否因了蝙蝠的诱惑/我独步黄昏/终未接近某种境界/一种原始的静寂//这是三月/一个不冷不热的季节/古典的我/开始寻找某种默契/一种本能的超脱//有狼烟自对岸腾起/河床堆满历史的白骨/牧童的鞭影赶不走鬼蜮/赶不走此起彼伏的噪音//没有谁为黄昏志哀/长河落日只是一种象征/当接踵而至的星辰接踵而至/地熄灭/我和我的读者将在新的季风/中受孕”。今天仍有人关注此诗并作专门评论，证明了这首诗的生命力。瀚墨先生在专评中这样讲到：《黄昏》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岩峰对古典诗歌的化用非常好，尤其是最后两节，从“牧童的鞭影”中我们隐约窥见王维在塞上苍茫的眼神，“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从“彼伏的噪音”中辨出晚唐诗人陈陶的嗟叹，“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两节诗无疑显露了岩峰深厚的古典诗词功底，化用巧妙，语言间的衔接非常自然，二者天衣无缝，水乳交融，相得益彰。“黄昏”这个时间点的选取是有深意的，“黄昏”是昼夜的交接，夕阳沉入青山，给人一种苍茫宁静之感。黑暗统治世界是不可抗拒的宿命，黄昏是短暂而无奈的挣扎。黄昏的“鱼儿”因蝙蝠的诱惑，产生一种躁动的情绪，频频跃出水面。“鱼儿”与“蝙蝠”两个意象的并置，产生强烈的对比，“鱼儿”给人的感觉是善良、柔弱、可爱，蝙蝠总和吸血的恶魔联系在一起，象征邪恶、欲望、残忍，善恶两种力量扭绞在一起，令人感觉到一种自我的撕裂，文本的张力得到极大的提升。黄昏是光明与黑暗的交锋，黑暗终究是要取得统治地位的，黄昏是落日的完结，是光明寂静的尾流，是光线微弱的弥留，一种回归于“原始的静寂”。但此刻“我”的心情却有些许躁动，虽然“独步黄昏”中苦苦探求，却始终无法抵达这种境界。至于是什么导致了“我”的躁动？当“狼烟自对岸”腾起、“白骨堆满河床”、苍白的鞭影无力驱赶“鬼蜮”、噪音此起彼伏，没有人为黄昏志哀，“长河落日”成为一种没落的象征之后，人们对此反映是“不冷不热”，“我”可能寻找到“本能的超脱”吗？星辰的光是微不足道的，不足以消灭黑暗，它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