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从童年上学起就有的疑问，我很奇怪妈妈为什么总是让我忍受，再忍受。
　　
　　
　　一
　　
　　
　　记得父母盖那五间大瓦房时我应该是七周岁，因为我清楚的记得盖好后我和姐姐的房间里贴满了写着“1987年”的女明星画（到现在猜想应该是明星当时只知道是好看的姑娘），我还天天睡前醒后都要比较哪个是最漂亮的，最后的结论是穿警服的那个，理由是有着自己平时见惯的农村姑娘的端庄和微笑。
　　盖房后半年，记得是温暖的秋季，我上学了，上的是“半年级”（农村里未上一年级的小孩子都集中的一个班，相当于城里的幼儿园）。也就是从这时起，我有了“受欺负”的强烈感觉。
　　几个有本家的小孩老是在路上堵着打我，弄的我很想学校却又怕去上学。我无论如何搞不清什么地方得罪了她们。我也不敢还手，怕回到家后母亲的呵斥，“要忍耐，”“我们家和别人家不同”，这是母亲从小给我的家庭教育。这种教育是我当时总是畏手畏脚，幼小心灵里种下了一棵叫”怯懦“的种子。
　　别说是一个人打不过她们几个人，就是能打过，我也不敢“该出手时就出手”，因为妈妈要我忍受的。
　　就在这种渴望学习而又惧怕上学的心态中，我度过了难熬的四年小学。五年级要到邻村的的小学去上，我记得那天我特别高兴，因为再上学是我就不用担心她们堵我了。
　　也的确度过了一段快乐无忧的日子。我的成绩越来越好，作文还被老师推荐去发表。
　　但我们本村的男生却越来越不争气，每天不想着学习却老是伙着外村的男生欺负本村的女生，乱骂脏话，揪小辫子，砸课桌椅，撕作业本。更可悲的是，我们本村的女生竟然团结不起来，以至那帮坏男生更肆无忌惮。
　　当时电视上正播电视剧《焦玉录》。一天大雨，我们冒雨到校去上学。
　　一进教室就被几个男生堵在门口。
　　“这么大的雨我象焦县长似的站在这里，你们还不快叫我县长！”为首的是我们班的班长，现在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来了，虽然当时对他恨的要命，发誓自己有出息后一定回去找他算帐。
　　“叫啊叫啊，这就是我们未来的县长。”其他几个男生帮着起哄，对我们推推搡搡。
　　我看到班长光脚浸在水里，才发现他们为了策划这场闹剧，已经把教室弄成水汪汪一片。那双脚很白皙，不象一般农村孩子的脚那样黑；可惜它长错了地方。
　　那一次我决定去告诉老师。她们都不敢，说要去你去，可别说上我们。
　　结局我忘记了，但我记得那天上午老师没有来上课。那也是经常的事。
　　大学毕业后我在一所私立学校当了三年的老师兼班主任，每天早上都在教室门口堵那些迟到的学生，即使堵到了还得听那种种的借口。我奇怪为什么当时我们都不知道“迟到”这个字眼，包括那些坏男生。现在想来也许是农村孩子，能上学就已经阿米柁佛了，哪里还想什么迟到逃课。
　　也有有意思的事。
　　上学路上要经过一片枣树林，穿过一片坟地。本村的男生在枣树上挂了九条蛇，名为“九仙女”，吓的很多女生饶远走。我和同桌都不怕，故意大摇大摆的从树下走过。
　　每天早上五点半就要上早读，冬天时天还是黑漆漆一片。有一天在坟堆里，我们发现几个鬼鬼魅魅的身影，同桌差点失声叫起来。我碰了碰同桌，示意他她蹲下来。我发现离鬼魅身影不远处也有一个黑影，觜里念念有词，屁股撅得高高的。
　　“昨天我们不是刚看过鲁迅踢鬼的故事吗？”会意的点头。
　　我们用足浑身的力气，一起向那个高高的屁股狠很的踹了过去。
　　“哎呀！”只见那个黑影直直的向一棵小树飞了过去，接着就听“砰”的一声，是撞上脑袋的声音。
　　“鬼啊鬼啊！”黑影落荒而逃。
　　到校后，我们发现本村的“汉奸头子”头上有个大包，想起坟地里的一幕，两个人差点笑岔了气。
　　但我们也很快遭到了报复。
　　也是一个黑漆漆的早上，在我们的必经之路有一个小屋，是夏天农民看管菜园用的。我们发现小屋门口悬挂着死人用的黄纸，接着莫名纸自己就着了。尽管不信鬼，站在冬日狼嚎般呼啸的北风中，还是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个穿白地红杠杆运动上衣的的人带着几个人走到了我们的面前，也不说话，只是拿小刀剌我们的书包。对，我突然想起来了，叫石义，当时我们的班长叫石义。
　　“石义！我知道是你！”我声音颤抖的嚷出来。
　　不说话。小刀停止了。他两只胳膊挥舞着向我砸过来。
　　我本能的去挡，无奈毕竟没有力度，身上头上都被打了几下。记得当时打得很疼。
　　到校后，我理直气壮的去找石义。他还穿着那件白地红杠杠的运动上衣。
　　“就是你！全校就你一个人穿这样的衣服！”我都快哭出来了。
　　“吆，这么注意人家的衣服，是看上人家了吧！”“汉奸头子”带头起哄。说实话，当时对那个班长最初的印象的确不错，当然不是什么看上，只是因为他的数学很好。但自从“县长事件”后，就觉得这样的人肯定到不了大处，看都懒得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