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去细岭叽中学，要走十多公里的路。穿过一望无际的田野和许多陌生的村庄，还有一座古老的石桥，然后是一段山路。迎面一截岿然大坝堵断涧壑，坝里的水很浅很绿，似乎很久不曾流动。旁边孤立的山坡，山的那尖仿佛被削去了一般。绕过这山，便望得见学校灰黑的屋顶和高出屋顶的树木的枝叶。
　　姐姐送我，只顾跟在她的身后赶路，再抬头，学校又不见了。不知还要走多久，我想停下来休息。姐姐说马上就到。白亮亮的阳光烤得头顶发麻，我顾不得擦一把脸上的汗，生怕被姐姐弄丢。又走了很久，终于在经过一片水塘和水塘边废弃的土窑后，学校后院的门才出现在眼前。
　　姐姐说，初次来还是走大门的好。我们绕来绕去，就是找不到路。况且，姐姐肩上的扁担，一头是大米一头是木箱。那小木箱很古旧，是外婆的陪嫁，有半个世纪的历史，已经很丑陋。我的外婆因为我考上了这所重点中学，一时高兴才答应了母亲，仍然有点不舍地送于了我。这个曾经装过我的书本、衣物和咸菜的箱子，后来在我的脚下变成了一块块毫无意义的发黑的木片。我很含糊地告诉外婆，小木箱已经坏了，却也不曾注意过她的表情。
　　毕竟是全区唯一的一所重点中学，比我的想象要大得多。原来这里是一所高中学校，我的大哥就曾经在这里生活过两年，可他还来不及告别他的学校和老师便永远地告别了家人，去了我们再也见不到的地方。想象着这里的一草一木和每一个角落都曾留下过大哥的身影，时时会生出无限的亲切与悲哀的情绪来，伤感着父母的心痛和老师的惋惜。
　　当然，作为全区的佼佼者，我们这些首届初中生能进驻这里，更多的是沾沾自喜和惊奇。这里有试验室，有图书馆（尽管对学生并不开放），更惊奇的却是一位退休的女教师向我们篼售歪歪扭扭的肥皂。那肥皂居然是堆放在院墙角落边的一个个破蓝不堪的坛子里装的什么液体制造出来的，制造者居然是已经走出校门的那些学生，也许我的大哥就在其中。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一块，很便宜。姐姐说太大，怕我用不完浪费了，便用一根细线分成两块，一块给我留下，一块她带了回家。
　　在校园的另一角有台东方红推土机，早已锈渍斑驳，机器的零部件也残缺不全。不过，那黑黑的排气管仍然高高地耸立着，仿佛曾经擎过革命的红旗，让我联想起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头戴印着镰刀和锤子的草帽，高举铁镐，在烈日下挥汗如雨，荒芜的山粱在他们的手底下变成一亩亩良田。以至后来的三年里，我们常常要从十几公里的家里带上铁锹锄头，还有规定的几把秧苗或别的什么种子，来填充那些良田的空白。只是，秋后我们却很少体验到丰收的喜悦。
　　最后的一届高中毕业生还留在这里，他们在拼搏却也似乎很寂寞。我老是在上体育课的时候不能专心看老师的体操或武术的动作，而是拿眼睛从敞开的门里偷偷注视他们。他们委屈了高大的身躯，坐在那里，低着头或沉思或急书，从来不像我们伸长脖子摆齐双手作认真听讲状。班里的一位音乐老师的儿子告诉我，说他们中间流传着一本黄色的手抄本，叫什么《少女之春》。不过他也只是听说，并没看到，他说他很想看却没有机会。而我那时还不懂得什么叫文学，更不知道黄色指的是什么。
　　县里有位姓周的作家下来体验生活，就住在学校的一间小房子里。晚自习前的黄昏时分，他的门前便围满了那些看似拼搏却也寂寞的身影，他们在听作家朗读自己的作品。我也听了一回，好象写的是一个和尚调戏一个香姑的故事。我觉得并没有评书说的好听。有一回，我曾站在作家的门前，伸着脖子向里好奇地张望过，看到他的桌子上有本厚厚的《洪秀全全集》。现在想来，我那时一定很傻相，只怕是平添了别人的惊奇。
　　二
　　七斤大米两罐咸菜，背上这一周必须精打细算的口粮和书包，还有口袋里的两毛八分钱的材火费，走十多公里的路，于十三四岁的少年常常有些后怕，总是催着母亲的午饭，担心天黑前到不了学校。
　　走这条漫漫的路，起先倒有两名同村的伴。他俩能上这所学校，得益于多考了一次。不过大一两岁的光景，他们的模样却五大三粗。在匆匆的无聊的途中，我们好象很难找到共同的话题，仅仅相互做个伴而已。我们就这样的走着，坚信学校的大门一定要从我们的脚下跨过的。突然，有一位似乎没什么理由，不走了，没多久便听说当了兵。另一位因为每顿要吃六两米饭还不定填饱肚皮，常常招来同学的嘲笑，而他的父亲更害怕被儿子吃穷，于是他也不走了。不知是自愿多于被迫还是被迫多于自愿，他跟了他的爸爸干起了泥土和老牛的营生。
　　在那个午后，我看见路两旁的水稻正在扬花，那些白色的粉末壮状的花，清风吹过，有的跌落，有的飞起。一望无际的田野，弥漫着这花的香味。我问自己，这浓浓的清香是留在穗上的、还是飞落的那朵吐出来的？头顶的飞雁怎能回答得了？我听到的全是一片哀鸣。遥远的天边，白云如丝，风儿却在用力把那丝拽断。近处，白云下面，老牛在长长的田埂上悠闲的啃食两旁的野草，细长的尾巴不停的摆动，甚至调皮地打着卷；稻株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