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我所在的县城办起了电视大学——准确地说，办起了一个电大班。对于这样一个新生事物，社会上很多人一时难于理解、接受，有人把电大误会为卖电视机的（那时电视机还很金贵）；还有人认为既无大学校园与师资，而是徒有其名，混个文凭。尽管众说纷纭，但最终它还是在低调气氛中办起来了。
　　一天晚上，我家里来了五个青年人，其中一个是我教过的学生，其余都不认识。原来他们就是这个首届电大班的班干部，来找我的目的就是聘请我作他们的辅导老师。名为辅导教师，实际是叫开一门大学课程。而这门课程所占的学分还很高。授课之余，还要批改作业，辅导复习参加全国统考。实际是把大学讲师和助教的担子一肩挑。再问一下所学的课程，基础课，专业课门门齐全，其教材的广度和深度不打折扣。他们的组织系统，由中央到省市、县，环环紧扣，管理有序，考试严格，丝毫不准发水。具体到这个班的学员都是在政府部门、国有企业或中小学工作的，有几个还是科室骨干；转业军人、上山下乡知青、教师、工人都有。文化程度高中或小学不等，结婚生子者，大有其人。我的天，赶鸭子上架，这明明是教我利用业余时间做一个大学老师；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完成大学学业！须知我所在学校还把我算成主力呢！搞得不好，扁担挑缸缽，两头都滑脱，我的职业形象还要不要呢？记得当时正在上映电影《人到中年》，我是边看边流泪的……。于是我就婉言地回绝了他们。说自己才疏学浅，本职工作也忙，还要管家务和子女，爱莫能助，实在对不起。这样送走了他们。不料几天后，原班人马又回来了。再次申诉了他们的痛苦；不外是教材看后，不得要领；作业无人改，不明正误，疑难无人解答，进取困难……。并一再声言，他们的确是因为文革成了被耽误的一代，现在到单位工作，知识浅陋，深感力不从心，年岁既大，拖家带口，参加正式高考困难很多，现在既然有这样一个机会学习，当然不再放过，望老师成全云云。还有一个说，若老师忙不过来，星期天买米，运煤等家务杂事，我们都可以派同学相帮……。真是，诚心所动，金石为开，言词恳切，却之不忍。面对此情此景，我还能说什么呢？
　　殊不知这一沾染上，前后几期电大授课，就将近五年。我先后开过文学评论、应用写作、社会学、中国近代史，还辅导过十多个学生的毕业论文。好在自己还是有个大学底子，健康状况良好，敬业精神也强，分内外之事，虽不说游刃有余，却也能胜任称职，反映良好。而更重要的是电大同学们积极主动的配合，强烈的求知欲，使我不敢偷懒，不好偷懒，也不愿偷懒。我敢说，我一生近四十年的教学生涯，象这样勤奋、好学、懂事、目标明确，团队精神强烈的学生，我从未见过。我教育了他们，他们也教育了我。记得开课不久，召集班干部征求意见，其中一个说。老师在教学时，我们的优点，你可以不说，我们的缺点错误,你就大胆地说，想多尖锐就多尖锐，我们是懂事的，忠言逆耳，我们受得了。既经得了这面杏黄旗，那我就无所顾忌了。一次，一个在政法部门工作的学员，在作业中用了一个成语“违法必纠”，我在改作业时就批了句“纠乎”？“究乎”？不曾想下次作业交上来，他却给我反批了将近百把字。其意思是说，身为一个政法工作者，连违法必究都会写成纠，语言的准确与否，难道会不影响执法程序么？惭愧万分，谢谢老师的教诲,望以后继续严格要求云云。既经肯定了我“严师出高徒”，“好鼓也用重锤打”的信念，我就一发而不可收，此后凡是作业中有概念不清，结构紊乱，辞不达意，冗长无物，乃至标点符号，错别字，或批改、或讲评时，我言词之幽默、尖锐，几近苛求。但大家听后，哈哈一笑了之，并没有一个人提出辱没了人格或侵犯了隐私等事（当然，讲评时我也只对事不对人）。有些批评，今天我已经忘记了，见面时他们却又翻出来自虐，取笑一翻，还觉得十分有趣。有年期末考试，一个女学员面临分娩，她先把我布置的作业，预先完成提前交给我，不久就分娩，分娩三天后就举行该科考试，而当时电大的考风考纪极严，考试时间、地点、监考都有硬性规定，不得变通。这位女学员是壅在棉被里，用专车接送而应考的。我不知道这有没有突破吉尼斯纪录？
　　到写毕业论文时，其艰辛程度更叫人感叹、同情。白天他们必须坚持单位的工作，相当部分还是单位的骨干。晚上九点后报名要我指导的学员就轮流到我处接受辅导（九点前我必须完成在职任务）。由选题，阅读文献，录制卡片，调查研究，到专业部门咨询，到初稿、二稿、甚至三稿的修改定案，以及论文答辩时的应对，我均诲人不倦，一一指教，有时忙到十一二点，甚至一点。他们的单位同事，左邻右舍，父母妻儿都心疼地说：“眼睛都熬红了！”
　　天道酬勤。果然1985年秋，三天的论文答辩在这个县城里引起了轰动。市县领导亲临，正规大学的教授、讲师们对论文进行了细致的阅读、批注，并在答辩会上提出很多深刻、尖锐的盘诘，最后都不得不表态说，看来这座县城乃藏龙卧虎之地，其中不乏将才！后来有几篇论文还在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