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生的道路上有许多选择，也许一次选择将决定一生的命运！
　　十六岁，正是多梦的年龄。我十六岁那年，正上高三，但是上学的地方很远，要到山那边的小镇里。在那个年代，山村人家大都是半年红茹半年粮，青黄不接的时候，日子过的很紧巴，要负担一个孩子上高中的学费，实在不容易。我兄妹多，为了我们几个孩童读书，每学期家里要卖掉两头猪才够交学杂费，为此，妈妈每年要喂养四、五头猪。那时候也没有现在这些“猪快长”的饲料，猪吃的大都是些野草和粗糠；只有到了冬季，才能喂些人们吃剩了的萝卜叶、红茹藤、红茹根之类的饲料。唉！要是生不逢时，就是猪也活得很艰难啊！因此，妈妈常常唠叨，那些猪总不见长。每星期六我从学校回来，也要到猪圈边去看看，总盼着那些畜牲们快快地长起来。山里人家，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也只有牺牲了那些畜牲们的肉体，才能圆我们这些小孩子的学业梦了！
　　那时候流行一句俗话：“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其实这个道理山村里的人都明白。再说，山村的孩子也聪明，只是家中不富裕，上不起学，很多人才被埋没了。就是家里经济条件稍好一点的，也只能供孩子上到初中，又回到大山里去继承父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事业；这样一代传一代，一辈承一辈，祖祖辈辈都困在大山里。
　　小时候，我常常望着对面的大山发呆，也常常看着那弯弯的山路伤神。我曾听大人们说，大山的那边就是县城，那里是一个美丽的世界，有汽车，有洋房，有电灯，有电话，还有……只是那山太高，隔断了我的视线，那弯弯的山路太长，拉大了山村与城里的距离。我想，等我长大了，一定要走出大山，去看看山外边的世界……
　　元月，还是隆冬时节。寒假在家的我觉得索然无味，在那山村旮旯里又找不到生财之道，只好帮妈妈多备些薪柴，以备来年开春多雨的季节之用。一天，阿田哥神秘兮兮地告诉我：“有个解放军到咱们村里来过，听说是军校来招收学员的。”我想，当兵要年满十八岁，我们还没到那个年龄，也就没往心上去。
　　清晨，我和父亲在坪上收拾柴火。镇武装部长从村里路过，见了我们父子俩，仔细地看了看我，然后问我爸：“这是你儿子？”爸说：“是的。”“今年多大了？”“开春后就十七了。”“上几年级？”“高三。”“军校在我们镇招生，知道吗？”“不知道。”“到镇上去报个名吧，你儿子正符合上军校的条件。”
　　我一听，可高兴了，邀上阿田哥就往镇里跑。从村里到镇里不过两、三里路程，我们蹦蹦跳跳不一会儿就到了。幸运的是，赶上了报名的最后一天。来报名的人还真不少，待我们报上名时，已有几百号人了。那些消息灵通的人在议论，军校只招十个人，那可是百里挑选一呢！
　　百里挑一也好，千里选一也罢，我和阿田哥报了名，就压根没把它当回事。也许那时我们都年小，正是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年纪，没有那么多忧虑和世故。回家的路上，我们依然兴高采烈。
　　几天后，镇里通知我们去体检。那些医生左听听，右摸摸，还用些我们从来没见过的仪器又测又量，忙活了大半天，我和阿田哥都顺利地通过了。体检完毕，我对阿田哥说：“咱们回去吧。”医生却说：“不行，晚上还要取血作化验，今晚就在这里住下了。”
　　晚上，在那个陌生的地方睡了很多人。那些年龄大的人却不肯入睡，双手不停地揉搓耳朵。我好奇地问：“你们干吗揉耳朵？”他们说：“半夜里医生要来取血，检查是否有血丝虫，只要揉着耳朵，就检不出来了。”我只是笑笑，一躺下就呼呼地睡着了。谁知那些揉了大半夜耳朵的人都一个个被刷下去了，我和阿田哥一下也没揉，反而过关了。
　　经过初检，几百人中有三分之二的人被淘汰了。又过了一星期进行复检。复检比初检严格得多，好在我和阿田哥又顺利地通过了。复检检下来，就只有二十多个人合格了。检完后，一个三十来岁的解放军军官找我们逐个谈话，谈完了话又发给一张表，要我们如实填写，然后让我们回家去等候消息。
　　后来我才知道，接下来是更为严格的政审。唉！因为招收的是特种兵学员嘛！那年头，要求祖宗三代政治可靠，根正苗红。好在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也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历史清白，对得起祖国，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军队，因此政审也就顺利地通过了。
　　那一天，镇武装部长陪同那位解放军军官一道到我家，告诉我爸：“你的儿子被军校录取了，三天后到县里统一换发服装，就正式入伍了。”同时被录取的还有阿田哥。武装部长说：“这是你们家的光荣，也是你们村的光荣，全县才录取十个人，你们村就占了两个。”本来就沉默寡言的父亲，用哆嗦的手握着那位解放军军官的手，嘴里一连串地应答着一个字“好！好！”其他的就什么也说不上来了。
　　这一特大的好消息震动了山村，周围十村、八村都沸腾了。小弟特地跑到镇上买了一挂长长的鞭炮放了起来，左邻右舍的乡亲都来祝贺，那情景，就象咱山村里中了状元一样。
　　乡亲们都为我们被军校录取而高兴，唯独妈妈不高兴。晚饭后妈妈把我叫到里屋，她泪眼婆娑地对我说：“崽啊！你真的要去当兵吗？”我说：“妈，已经录取了，不去能行吗！”妈说：“你还小，一个人出去妈不放心！”“妈，您就当儿子到远地方读书去了吧！”妈说：“外出读书，再远一年也能回来好几趟；你这一走，妈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啊！你还是别去了，噢！在家里，只要能考上大学，妈再苦再累也送你！”我握着妈妈那长满老茧的双手，眼泪却扑簌簌地掉下来了。这些年来，妈妈为了给我们筹措学费，她起早贪黑地打猪草、忙农活，风里来雨里去；忙完地里的活又忙家里，吃不好睡不香。为了给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人凑学费，好几年妈都没添过一件新衣服。无奈圈里喂养的那些猪，总是“不争气”，越要用它换钱交学费的时候，它却越是不见长。由于妈妈过度劳累，落下了一身疾病，时常听她说肩膀痛。要是送我念完高中再上大学，真不知道妈还要付出多少辛劳，还要养多少头猪才够我的学杂费啊！想到这里，我声音哽咽地对妈妈说：“妈，儿子已经长大了，您就放心地让我去闯吧，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是好是歹我都不会怨您！”
　　妈妈虽然不放心，但是出发的那天，妈妈却显得很高兴。特地煮了很多鸡蛋，让我带在路上吃。那位解放军军官又来了，他自我介绍，他姓林，叫林道存。后来才知道，这位与杨沫小说《青春之歌》中的女主人公林道静，只有一字之差，十分平易近人的军官，就是我们的区队长，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广东人，老家就在我后来分配去的那支部队的防区——深圳的梧桐山下。
　　那年三月六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那天，我们身着崭新的军装，在家乡县城人民的夹道欢送下，在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声中，我们登上了南去的列车，从此开始了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军旅生涯。这正是我人生中的一次重大选择，这个选择，一生都不后悔！如今当听到阎维文演唱的《说句心里话》那首歌时，依然感到十分自豪。可不是吗！正如歌中所唱的那样，你不扛枪我不扛枪，谁来保卫咱祖国，谁来保卫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