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方之是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文坛一位比较重要的短篇小说作家。50年代，他唱出了歌颂新农村青年清纯美好爱情的牧歌《在泉边》；60年代，他唱出了赞美不畏艰难、深明大义的农民硬汉的赞歌《出山》；70年代，他又唱出了自己的绝唱——反思文革中民族沉重苦难的悲歌《内奸》。“末尽文章末尽才”，方之的小说创作道路不但体现出了他个人在文学创作上的艰难探求，也生动地折射出那个时代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牧歌；赞歌；悲歌；方之小说
　　
　　方之，原名蒋建国。祖籍湖南，生长在南京。解放战争时在南京读中学时投身学生运动，加入中国共产党。南京解放时高中毕业，放弃上大学的机会，主动参加农村土改运动并在南京市郊和团市委担任共青团领导工作。创作上注重探求和创新。其小说多与现实密切相关，故事性很强，对话生动，心理刻画细致入微。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尤为成功。代表作《内奸》被评为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
　　抗战后，开始文学创作。其处女作《乡长买笔》，后又发表了《兄弟团圆》、《在泉边》《曹松山》等短篇。1957年在南京文联从事专业创作；与高晓声、陆文夫、叶至诚等筹备组织“探求者”文学社，提出“敢于生活”的主张，后受到批判下放农村劳动。1962-1965年间又发表了短篇《岁交春》《看瓜人》《出山》等立足于当时实际且极具深度的现实主义作品，另有作品未发表，在“文革”中佚失。“文革”期间被下放江苏洪泽县劳动，1978年掉回南京文联，重创作。1979年恢复名誉，发表了《内奸》，1979年10月22日因肝癌病世。
　　
　　“一团火，一把剑，一个天真的孩子”这是陆文夫对方之的评价。热情、真诚、可爱是方之的个性，也是其亲友共同认定的方之：“他是一团燃烧的火”（妻李艾华）；“他的心灵之火将永远燃烧”（巴金语）；“他的生命永远燃烧着战斗的火焰”（刘维震沈达义）。就是这样一团火在短短四十九年的人生旅程中谱写了独具个性的人生三部曲。青年时代的心是单纯的，热烈的，明快的。一曲《在泉边》清新可人，质朴可爱；一腔热血讴出的《出山》气势非凡，略显沧桑；之后，“大江歌罢掉头东”的豪情不曾泯灭，《内奸》唱出了方之人生的最后战歌。
　　方之的第一个创作盛期在60年代，写出了《岁交春》、《看瓜人》、《出山》等作品。但他第二个创作盛期却在《内奸》问世之后，这刚刚拉开的帷幕却匆匆谢场，他的生命之弦戛然而止。如高晓声所说“像一张硬弓，铿锵一声断弦……”。如果说“清歌一曲”的青春牧歌美好而短暂，“曲笔”之下的英雄赞歌略有“斧痕”，那么这最后的战歌应该说演绎得丝丝入扣，不动声色中的“嘻笑怒骂”见于言外。可憾的是，这个“火一样”的战士一颗探求反思的灵魂骤然离世，将最后的战歌化成了一曲人生的悲歌，可歌可泣。
　　
　　一青春浪漫的牧歌：《在泉边》
　　建国后的两次文代会和毛泽东的《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当代文艺发展指明了方向：为工农兵服务，塑造新的英雄形象。方之的第一批小说《兄弟团圆》、《组长和女婿》、《乡长买笔》、《在泉边》等的主题就有鲜明的政治宣传色彩，但同时也展露了他的才华。这才华在方之与农村生活的接触中被点燃，更在青春的热情中奔放出来。解放后，方之没去上大学，他心里想的是：解放了，还耽在学校里念书吗？不，要革命！他要到农村，或者工厂，或者边疆，去干革命！从四九年到五五年，他大部分时间就泡在农村里，搞土地改革，搞青年团工作，搞互助组合作，……【1】“那时的我年轻、单纯、明快，心中和大地都洒满了金色的阳光。我在田野里，一边走，一边唱歌，用可笑的喇叭喉咙唱着心头涌出的歌。”【2】这就是青春年华的方之。他的第一批作品就是这样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在泉边》是其此时期的代表作。
　　抛却此作品配合当时政治运动的思想意义，我们来挖掘《在泉边》所展现的作家的个性才华和作品的艺术光芒。《在泉边》这篇小说以征集义务兵为背景，描写了一对农村青年的爱情故事。文笔清新活泼，淳朴的乡土气息弥漫于字里行间。该小说用了双重的叙述视角。第一重视角是“我”，把握着整篇小说的来龙去脉；而这故事里又有故事，就是主人公“小铁牛”的爱情故事，“小铁牛”是其故事的叙述者，“我”只是个聆听者和故事的呈现者，是“间接引者”。小说一开篇用倒叙手法向读者呈现了“小铁牛”率真、淳朴的形象。接着小说追述了“小铁牛”如何参加青年团，参与土改等事情。一个生龙活虎的“小铁牛”形象仿佛跃然纸上。接下来，作者借“小铁牛”之口叙述了一个纯真质朴的爱情故事。“小铁牛”作为男主角，这段爱情经历该是刻骨铭心的了。他的娓娓道来吸引了“我”，也牵动着读者的心。
　　通过“小铁牛”的讲述，我们了解到他的心上人叫“刺猬姑娘”（嘴厉害）。平时生活中二人的接触中，爱情的种子就慢慢滋生、萌发了，但谁都没有挑破。“刺猬姑娘”的泼辣、爽朗，专爱挑“小铁牛”的毛病；“小铁牛”则显得呆头呆脑。傻得可爱，对“刺猬姑娘”的“挑剔”苦恼、无奈的同时内心是有感觉的；偷偷的“改过”是对对方的接受。比如说，“刺猬姑娘”说他头发可以编辫子了，他只好偷偷去剪头......恋爱的朦胧与甜蜜尽在两位主人公年轻火热的心里。
　　可是，报名应征后，“小铁牛”耐不住了，想要主动找“刺猬姑娘”谈谈。这也便有了他们泉边的第一次约会。这次见面有意思的是一只鸟的“加入”。“小铁牛”开不了口：心想等这只鸟从树枝上飞走，他就开口；偏偏这只鸟就是不飞。结果，“小铁牛”急了，恼怒之下把它赶飞了，于是就有了“刺猬姑娘”的嗔怪。“小铁牛”也只有“王顾左右而言他”了。作者把二人微妙的心理刻画得甚是贴切。“刺猬姑娘”的会意与故意“挑逗”，“小铁牛”的笨拙、憨厚都活脱脱地呈现出来了。清清的泉，清清的两颗纯真明亮的心，透露了清清甜甜的爱情消息。
　　第二次约会时，爱情的小溪荡起了波澜：第三者的插入让二人走进彼此的路变得曲折起来。（有关崔福来和“刺猬姑娘”的蜚语）“小铁牛”因此误会了“刺猬姑娘”；二人见面时就斗起了嘴皮子，不欢而散。终是有请人终成眷属。经过了第二次见面时误会的产生到第三次的彼此坦露心声，两颗心终于合到一起了。
　　又是这清清凉凉的月夜。别离的前一夜，所有的情意都溢在心头，期待彼此的感知与接受。二人的月夜对白如一支悠扬的牧笛响起了细细浓浓的爱情牧歌。“她站在我背后，一双眼睛打量着我，闪闪惑惑地。”【3】后二人又说到载树，“小铁牛”的一句话呛倒了“刺猬姑娘”，“这里不用我载，自有旁人载。”就这一句，“刺猬姑娘”终是女孩儿家，本就有一心的委屈：满心的爱意却被误会。这一句话让她不得不吐出原委，流下了爱恨交织的泪水……心结终于解开了,彼此的心越走越近了.下面二人的“斗嘴”则是爱情之花幸福地绽放。月牙贴着泉边，凉丝丝的。优美的月夜一个爱的约定在这泉边许下。“刺猬姑娘”不时的笑声让这牧歌之夜漾起了串串欢快的乐符。
　　这青春的牧歌唱在方之年轻的心中，唱在那“革命”年代燃烧的血液里。那时“心中和大地都洒满了金色的阳光”。“在那清清的泉水边上，一定有两个像泉水那样闪闪亮亮叮叮当当的青年人在咬着耳朵……”永远是方之那颗年轻而热情的心灵牧歌的吟唱。
　　
　　二“英雄人物”的赞歌：《出山》
　　1956年，“百花起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给文艺事业带来了新的气象，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到五七上半年便出现了文学查十分活跃的局面。方之，就在这一时期参与了筹备“探求者”文学社团和文学刊物。“搞创作要有一点探求精神”。（方之《我的创作体会——在南京大学中文系的讲话》）“探求者”要“严肃探讨人生”：即便是社会主义的文学，也必须注重写人，注重写真实的人，注重写真实的人在实际生活里的命运，也就是人生道路。【4】可以说，方之一直在“探求”，一直在追索自由人生的创作道路，要从“框子”（政治远传）里跳脱出来。
　　因为“探求者”“干预生活的主张”在“反右倾”运动中受批判下放农村劳动；紧接着，方之又看到了极“左”路线刮起的“五风”给农民造成的沉重灾难，方之逐渐从青春的梦想中清醒过来：党的路线、指导思想并不一定都是正确的。他觉察到了自己因单纯而赤诚的心开始沉重起来；他看到了更深广的社会现实“有的灵魂很高尚，有的灵魂就非常卑鄙。”三年困难时期，他走在田野了，依旧想唱，只是这歌已不再明快、清越、而是无奈之余不得不喊不吼的“颂歌”。“方之他戴着镣铐在探求中前进”“用‘曲笔’在可能的程度上来反映当时的现实生活。”（叶至诚语）这一时期，其代表作就是《出山》。当时仍是困难时期，五八年那场大试验，轰轰烈烈；文艺事业也“趋之若鹜”。之后，冷清、噤若寒蝉，无人敢唱。方之却抑不住心中的“热情”，吼出了《出山》这一杰作。他说自己是“螺狮壳里做道场”:区区一个“小王庄”，区区一个“王如海”，歌颂的却是农民群众无穷的力量和英雄气概。
　　小说集中描写了王如海一家，表达了农民群众不惜自我牺牲，同赴困难的大无畏精神。在“小小的螺狮壳里，做出了可以见到大千世界的文章。”（叶至诚）文本围绕王如海当不当小王庄生产队长这件事，紧紧扣住必须作出自我牺牲，共赴困难这一主题，刻画了一家人的不同形象特征。父亲的明理，妻子的体贴、温顺，小海的热忱、莽撞，小翠的单纯、可爱、懂事逐一跃然纸上；深情讴歌了农民群众团结一致战胜困难的民族精神。“王如海”这一英雄形象是作者重墨塑造的：他深沉、坚毅、果敢、有魄力。叶至诚在《方之作品选》中的《曲折的道路》（代序）中说：王如海这个形象，揉合了困难时期他在干部和农民中所见的若干高尚的灵魂，还揉合了他日益认识和理解的农民的传统美德。小说对“王如海”这个形象的塑造是别有一番匠心的。
　　从别村对小王庄穷的取笑到小王庄选新队长，王如海的影儿都不见，直到其父亲开口替他接下这一“使命”后，他才“现身”。可见他的出场是别有意义的。作者这一番铺垫和渲染的潜台词就是：重头戏还在后头呢。“听说邻村如何取笑，王如海的眉毛都要跳起来了；但是，听到大家要选他当队长，他的眉头便收紧了。”【5】从中可看出他的血性、深沉、审慎：队长可不是说当就能当的，它意味着你要担负起让大家摆脱贫穷的重大责任。他要考虑，要细细稳稳的思考。一天，两天，三天，他没回大家的话。沉重的悬念压在当口儿：牵动大家的心，牵动读者的心。只一句“今天晚了，有话改天再谈吧！”把大伙，把一家人都搁置到一边，令一家人苦恼、焦虑，猜度这个丈夫，这个父亲，这个儿子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可是“王如海很沉着，好像家里没有发生什么事”——这角儿有味道。直到第三天上灯的时候，王如海即将展开的一番大活动的“前奏”才结束，真正的“赞歌”才要唱起来。
　　原来这几天，王如海一直在做计划，做打算，他要安排好一切，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当起这个队长，才能带领大家脱掉“穷帽子”。在分置家人做事的时候会有很多利益冲突。他对家人诉之以理，动之以情，要求家人作自我牺牲。“女人”舍不得两棵为侄女做嫁妆的树，老父亲舍不得一杯酒……王如海以其大无畏的英雄气度，使全家人一条心。放弃私利，顾全大局，共同为小王庄的脱贫出一份力。
　　方之在这里的语言略显“庄重”“悲壮”了些；但也正因为如此，赞歌的味儿才浓。他对“女人”说，“告诉你，譬如这个家是一把天火烧掉的。不下这种狠心，趁早别拍胸口，不下这种狠心，也对不起大家。”【6】这样的话语是有强烈的感染力的，方之想达到的也就是这种效果。历史上是有“王如海”这一人物原型的：六二年，作者到江宁县小王庄，那里的生产队长搞了一个一年翻身卖余粮。而且是这个队长的一句话打动了作者“我们的家当譬如一把火烧光了”，也才有了这篇小说。
　　
　　三“反思历史”的悲歌：《内奸》
　　“文革”十年，疯狂的年代，黑白颠倒的年代。在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里能抓住的，值得抓住的还有什么？人性？人道？烈火之中新生的方之，作为受害者之一，在“跌跌爬爬”的十年中，受尽了折磨、非人的待遇，没有失去气骨，他依然在“探求”，在反思中“探求”。他把“四人帮”说成“毒瘤”。因而，“文革”后的方之极力倡导“防癌文学”：要警惕，要反思。《内奸》，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创作的。
　　《内奸》以古典小说“说评话”的方法写了一个时间长达四十年的故事。小说的讽刺手法独到，叙述之中加进一些议论，连钩带刺，愤懑满腹极具黑色幽默之能是。方之说，“眼一眨，我的青春消逝了，而后，我成了个虽捐过门槛仍五资格敬神的祥林嫂。渐渐地，尼古丁和愤懑充斥了我的肺细胞。我也再也唱不出青年时代的牧歌了，只想搞点嘻笑怒骂，酸甜苦辣的东西。”【7】的确，从这篇《内奸》可见方之创作风格的转变。但是他那种“探求”、创新的精神没有变。叶至诚说，“《内奸》有一股打冲锋的勇气。”因为，“文革”前十七年里，写商人是“右不得，左不得”的难题；“文革”期间更是被列为“大毒草”，打入禁区。方之在“文革”刚结束，就闯禁区，足见他的勇气。当然也与他听说的一个爱国商人的遭遇有关系。方之对那商人的遭遇很有感触，后来这样写道“……我当时‘探求者’的桂冠仍在头上，虽被目为异端，然而我不能不感到万分痛心！‘四人帮’之流破坏了党的统一战线，帮四人者又以种种神圣的名义阻挠平反冤案。我们党的崇高威信到哪里去了？！我们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到哪里去了？！千百万先烈的滔滔鲜血流到哪里去了？！我不能不义愤，我为党哭，为田老板哭，我要喊，我要骂，我要写！——魂兮归来！”方之就是以这样一颗赤子之心为那段历史的惨痛教训痛心而写下了《内奸》这篇“悲歌”。
　　小说以田玉堂的人生经历为线索分上、下两篇。上篇写的是抗战时期，身为商人的田玉堂如何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纵横交错的战乱年代里求生存而作出的种种努力。他结识了共产党人严赤、杨署夫妇，和他们合作、做交易。他为共产党办紧张物资，保护杨署顺利脱险，在这过程中，他被共产党人的诚实信用及强烈的爱国献身精神所感动。他的民族责任感，爱国情感被激发，且逐渐超越了一已之利。其中，曹大夫这一软弱、怕事的猥琐人物与杨署等共产党人的崇高形象形成鲜明对比。下篇写的是“文革”的缩影。田玉堂以其坚定的爱国心，用户真正共产党人严赤夫妇，结果却被批斗，早毒打，吃尽了苦头。而田有信却唱“三花脸、阴阳脸”活的自在。这一鲜明对比，谁忠谁奸，自不待言。正如方之在下篇开端所言：文化大革命破澜壮阔，惊天动地，是个见灵魂，出文学的时代。大忠大奸，真左假左，都各自显出了本相；红脸白脸，乃至三花脸、阴阳脸，纷纷登台表演。【8】
　　田玉堂只是方之化用的一把剑，他把历史的真相剖开，哪怕鲜血淋淋，却获得灵魂的痛快与安慰。“文革”十年，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严赤、杨署的遭遇愈悲惨，这柄剑刺得就愈深，方之的心也愈痛。他自己先是被逼得自杀，后又被开除党籍，全家下放，身心遭受种种折磨。如今，在《内奸》中她又再一次触摸那不曾愈合的伤口，直视、正视那段历史。尤其写到“有的传说杨署脊背被踩断时还在高呼‘共产党万岁’……”，悲哀至极，方之的讽刺最重莫过于此。诗人北岛的两句诗也入木三分的控诉了“文革”时期人性的迷失，人道的泯灭：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斥着暴力、疯狂、无人道的年代里，多少“死者弯曲的倒影”在无声地控诉着。方之他喊出来了，完成了《内奸》这一最有力的战歌。他一直在用笔，用心，用灵魂在探求，在战斗！哪怕短暂的停歇，他也再思考，在反思，在蓄积力量，《内奸》是他生命激情的最后释放。“铿锵一声响”，弦断人亡。他“再做五年苦工”的愿望是破灭的了，但他的“探求”精神，他的“爱人”之心（爱护关心青年成长，为热爱文学的青年改稿并推荐发表），他的高尚人格节操永远为世人所铭记，所赞颂。“一个战士倒下了”，悲歌的余音却响彻每一人的心扉。
　　
　　一路写来，我们可以发现方之一生中的三篇杰作成为其人生的三部唱响曲。一篇比一篇有力量，有深度，一曲比一曲撼人、动人心魄。方之一生的蜕变，成熟更是一个时代曲折前进道路的折射。他的创作道路是不断探求、创新的道路。他探求为人生，为社会的文学创作道路；探求真、善、美的世界。（从农民身上汲取力量、智慧、从生活中捕捉灵感）50年代的《在泉边》跳脱出“政治宣传”框子，艺术上的成就是明显的，清新、活泼、优美的文风为人称道。60年代的《出山》则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有了新的突破，文笔愈渐成熟。70年代末的《内奸》更胜一筹，无论从结构布局、语言特色都能看出方之的创作水平有了质的飞跃。只可惜，“蜡炬烧将烬，春蚕吐正稠”，他的生命之歌竟在此戛然而止。但是，方之在《内奸》之前的一篇小说《在阁楼上》，其中的两句诗：百花杀尽丹枫艳，满头白头血犹红。这两句诗就是方之不屈不挠战斗者的真实写照。人去楼空，但精神永存！歌声永恒！
　　
　　注释及参考文献
　　1、【1】【2】【4】【7】叶至诚《曲折的道路》（代序）
　　2、【3】《方之作品选》，江苏人民出版社，第91页
　　3、【5】《方之作品选》，江苏人民出版社，第183页
　　4、【6】《方之作品选》，江苏人民出版社，第192页
　　5、【8】《方之作品选》，江苏人民出版社，第307页
　　6、朱栋霖，丁帆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
　　7、巴金《悼方之同志》
　　8、陆文夫《一个战士倒下了——哭作家方之》
　　9、高晓声《痛悼方之》
　　10、叶至诚《忆方之》
　　11、李艾华《一团燃烧的火》
　　12、刘维震，沈达义《我们的悼念》
　　13、方之《我的创作体会——在南京大学中文系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