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部《水浒传》中，充斥的是一种浓浓的血腥之气，杀伐之声。人们面对各种矛盾，似乎只有一种解决方法，那就是诉诸武力。不论当事人是良是贱，不论他们是害人者或被害者甚至是全不相干的看客，拔刀相向是他们最常见的举动。尘埃落定后，无论是受害人终究难以幸免、作恶者最终伏诛，还是旁观者顺利铲平了“大路”，事情终究是以无可弥补的残酷方式告一段落。

　　这些游离于法律之外的审判，无论它有多么充分的理由，总不可能彻底解决无处不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最常见的结果是冤冤相报，循环往复，使得一代又一代人永远保持在不见天日的仇恨状态和恐惧心理之中。这种状态不但扭曲了无数人的心灵，腐蚀了无数人的良知，而且使得社会始终在暴力的蹂躏下呻吟和惨叫。

　　遗憾的是，法律在众多时候总是那么苍白乏力，甚至显得有些虚伪。这种情况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由于极权统治的缘故，法律往往是操纵在一部分位高权重的人手里，人为的因素大大拉开了各阶级之间对于法律享有权的概率，从而激化了阶级矛盾。可以说，社会对于“恶”的抵制，大多数情况下都流于表面化，在潜意识里面，它对恶所起到的，实际上是各种变相的肯定、鼓励，甚至于身体力行。处于社会底层的“贱民”或是其它阶级里相互斗争中的失败者，由于享受不到法律的公正，不得不以极端措施来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保护自己的人财安全。为了增强与敌人的竞争力以及自身的抗击能力，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纠集一帮具有相近观念，相似遭遇，相同目的的人形成团伙，这就是各种帮、会、教、派、门、党、寨等黑社会性质团体的由来。

　　水泊梁山，正是这样一种性质的集团。因而其中的成员多半都有过各种犯罪纪录，血液里或多或少潜伏着一些不安分因子，具备了搅乱一方社会治安的素质。这从他们各自的种种经历事迹中都可看出。他们中有的人自身就是恶人，杀人越货无恶不作，有的人在凶残的仇杀过程中，人性中恶的方面日益彰显，澎涨，以至终于堕落成为冷酷的职业杀手。这些人最初杀人时，多少还有一定的选择性，比如为祸一方的贪官污吏，欺压良民的豪强恶霸，杀兄夺嫂的生死大仇……然而当杀戮已经成为他们今生宿命的职业后，他们杀人就不再问是非恩怨了，脑子里更是全然没有了半点法律意识。这方面的代表当数黑旋风李逵。原著第五十回中，宋江为赚曾救过自己性命的郓城县都头朱仝，令吴用等礼请其上山，因朱仝推阻不从，遂使出个釜底抽薪之计，令李逵将年止四岁的小衙内砍成肉浆，绝其归路。为招揽人才上山，竟尔做出这样惨绝人寰的事来。原书第三十九回江州劫法场一节写道：……这黑大汉直杀到江边来，身上血溅满身，自在江边杀人。晁盖便挺朴刀，叫道：“不干百姓事，休只管伤人！”那汉那里来听叫唤，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

　　像这样的场面，在书中俯拾皆是，惨不忍睹。不管反叛者们愿不愿意，他们只要走上了这条路，就永远不能回头了，苦海无边，回头其实也无岸。法律对于敢于公然反抗它（其实就是贵族阶级）的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社会对于有污点的群体（得到政府和群众普遍认同的）一般也是不予承认的。已经断绝了任何后路的反抗者们即使是为了求得最低生活物资的保障，也不得不采取不正当甚至于极端的手段来获得。为了生活与生命，他们明知踏上的是一条不归路，却只能义无反顾地继续向前，向前，一直向前。除了以暴力对抗社会的不公正外，他们已别无选择。要想在一个全面堕落遍地罪孽的世界生存下去，不与其保持高度的一致是无法想象的。因而无论他们的过去是怎样一种身份和面目，至此他们已经完全沦为人性恶的拥戴者和实践者。然而一个民族、一个政党或一个团伙，如果必须靠杀戮孩子来获取自己的利益，必须以残害无辜来维持自己的残喘，那么，它们也将命不久矣，因为“天下之地，唯有德者居之”，无论是历史的选择，还是人民的愿望，谁都不会让一个劣等民族、一个政党、一个犯罪团伙得以永远生存下去。

　　也许很多人会为他们辩护，认为他们原来都是良民，走上这条路是迫不得已，作为被害人，他们的行为即使出格也情有可原。这里先按下他们到底是不是良民不说，但一个人能因为自身受害就拥有了决定别人生死的权利了吗？他们被官僚恶霸迫害固然令人同情，但屈死于他们之手的百姓就是该死的吗？

　　以上所述的，是社会竞争中的失败者的遭遇与他们最终的姿态。那么，那些胜利者又是怎样的一种面孔呢？他们命里注定是人中龙凤，他们远离磨难与不平，他们的字典里没有屈辱与不幸，他们能体会到同处一个星球却拥有着截然不同生活的人的疾苦吗？他们能满足同是血肉之躯却承受着非人待遇的人的需求吗？中国传统文人向来信奉一种处世标尺，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种意愿虽好，但当真实践起来，却已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闭门读书时的信念，最终只能是镜花水月。

　　罪恶无处不在，诱惑见孔即入，它在人间四处游荡，像漂泊的灵魂寻找空洞的躯壳，像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