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就我看过的两部著作《我的名字叫红》和《伊斯坦布尔》给我的印象来看，忧伤是其主调，也是其美学的主要品质。
　　
　　在《我的名字叫红》这本书里，你看到了什么？一个凶手推理故事。一个哲思小品，一则带着异域情调的爱情故事……那你可曾看到和听到这些：在遥远的欧亚交界处，伊斯坦布尔，古老的清真寺里传来诵经的音乐，它们飘荡在面罩轻纱的土耳其女人脸上，那双漆黑的大眼睛向你惊魂一瞥，仿佛阿里巴巴的那扇大门洞开……香气薰蒸的浴室内，银质的音乐如流水般，轻轻撞击在金质的宫殿墙壁上，环珮丁当的舞娘用妖娆的歌声把所有的人迷眩；残破肮脏的街角，积雪未消的路上，欢乐的儿童身后走着他们面纱也遮不住其惊人美丽的母亲，长长的棉裙扫动枯枝，自有一份急切与落寞……
　　
　　这其实是我的想象，伊斯兰教反对偶像崇拜，对艺术有许多苛刻的规范，就音乐来说，提倡听单调重复的宗教音乐，富于变化容易激起深层欲望的音乐是不提倡的，欣赏流行音乐甚至被一些宗教极端分子视作败国之举。我所想象的那些画面感清晰的音乐只在我脑海里回响，这就是本书的魅力之一：用文字充分诱发你的感官想象力，听觉是其中之一，正如约翰•厄普戴克所说，帕慕克的作品“像汤玛斯•曼的《浮士德游地狱》般具有音乐性。”
　　
　　说到宗教，出生于土耳其一个西化家庭，帕慕克却对伊斯兰教并没有兴趣。在他的《伊斯坦布尔》中就有一篇《宗教》写他的这种态度。但作为作家，他关注伊斯兰文化，从3岁开始，就阅读大量伊斯兰教经典著作，并称：“我很关注伊斯兰教的传统，在小说中会以寓言来表现。”也许正是这种对本民族文化传统自觉间离和本能融合的特殊心态，使他的作品不致因为狂热的宗教因素而失去其独立的文化品位，而长期宗教氛围的浸淫则使他的作品具备了浑厚绵密的质地，忧郁的美感深深打动了世界读者。
　　
　　深厚悠远的奥斯曼文明底蕴产生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并不奇怪，但一直令人惊异的是，帕慕克最初是学建筑的，23岁才弃理从文，他取得的巨大成功多少有点出人意料。但是有人不是说过：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吗？建筑美、音乐美与文字美是有内在通联性的，他的教育背景成就了他的文学梦。在伊斯坦布尔这座他永远走不出去的忧伤之城，他用建筑师的巧妙把帝国遗迹复原成一个远去的神话国度，用丰富绚烂的想象浇灌伊斯坦布尔的忧伤之灵，使它生根、发芽、开花，直至渗透入他的灵魂和文字，让读者在平淡平静的叙述中，体味一个帝国在斜阳中的忧伤，那忧伤自成音乐，自然流动。
　　
　　伊斯坦布尔这座曾经负载帝国辉煌的城市给了帕慕克博大深沉的忧伤底蕴。看完《我的名字叫红》，脑海中决会浮现这些画面：天空微明时积雪的路面上发生的争斗，那清晨单诵经声中的清真寺，那古老阴森锁闭着美貌女主人公的大宅院……让人没法摆脱那晦暗故事带来的如潮般忧伤。一直惊讶：他平静的描述下何以有这种强烈的效果？后来，在《伊斯坦布尔》这部回忆录中，我找到了答案：伊斯坦布尔这座忧伤之城以其特有的“呼愁”成就了千百万伊斯坦布尔人的忧伤，也成就了帕慕克作品的忧伤美学。
　　
　　《伊斯坦布尔》中有一个篇章叫《呼愁》，可以很好地概括萦绕于全书的基调——那是一声对着辉煌帝国远去背影的嗟叹，那是一腔积淀了式微文明耻辱的感喟，那是一汪千万人从心底、从历史深处流出的忧伤之泉。这种沉重的忧伤可以具象：“走在后街街灯下提着塑料袋回家的父亲们。隆冬停泊在废弃渡口的博斯普鲁斯老渡船，船上的船员擦洗甲板，一只手提水桶……博斯普鲁斯老别墅的空船库；挤满失业者的茶馆；夏夜在城里最大的广场耐心地走来走去找寻最后一名醉醺醺主顾的皮条客；冬夜赶搭渡轮的人群；还是帕夏官邸时木板便已嘎嘎作响、如今成为市政总部响得更厉害的木造建筑；从窗帘间向外窥看等着丈夫半夜归来的妇女；在清真寺中庭贩卖宗教读物、念珠和朝圣油的老人；”这种呼愁似乎带着深刻的耻辱感，但又赋予土耳其人无上荣光：“伊斯坦布尔所承载的“呼愁”不是“有治愈之法的疾病”，也不是“我们得从中解脱的自来之苦”，而是自愿承载的“呼愁”。它呼应其自贬的智慧，敢于夸耀它在伊斯坦布尔生活中占有的重要地位。同样地，共和国创立后的土耳其诗歌，当中的“呼愁”也表达了无人能够或愿意逃离的同一种悲伤，最终拯救我们的灵魂并赋予深度的某种疼痛。”一种荣光的忧伤，一种全民的忧伤，一种走不出的忧伤，这是帝国阴影的返照，也是人生深层无奈之暗流。
　　
　　有人评论帕式的作品营造了很好的现场感，这可能利益于他的多样表现手法。如照片的穿插应用，使得回忆更加具象，质地更坚硬，却因时间的间隔，使真实与虚幻交织成一种更渗透灵魂深处的忧伤。建筑凝固了音乐，照片凝固了记忆。在它的回忆录中，许多照片清晰真实，而文字营造的时空物是人非空灭感与之形成鲜明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