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丰子恺，我不知道《源氏物语》会不会那么让我难忘。
　　一个人与一本书的机缘有着许多的偶然性，一本好书就象一个挚友可遇不可求。对于外国作品更是如此。外国文学以其相异的意识形态与风俗人情世态的呈现，使它对他国的文学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有时它会改变我们的文学观，甚至人生观和世界观。这种影响，以受众来说，可能是一代甚至几代人，一国一洲或者全世界的人，以时间来说，有时是跨越几个世纪的。
　　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源氏物语》那种绮丽奢靡的风格，尽管它深深的哀伤格调颇能让人沉醉，但是除去原著本身许多重复的情节描写容易让人疲倦，看过的读者总是会对那些精短凝粹的句子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对景物的素描般简练写画风格，自然就衬托出人物的悒郁惆怅，深得汉学精髓。《源》写于公元一世纪，彼时的日本崇尚汉文化，文中贵族人物更以作汉体诗为雅为荣，紫式部又是一个有机会深入研习汉语的宫中女官，翻译这部作品，没有相当的国学修为，很难把这本传世名篇表达得如此淋漓，尤其是输入中国这个汉文化的源头国。因此，在我看来，丰子恺的译本能让我遇上，真是三生有幸。在看这部小说时，似乎眼前就能浮现出丰子恺用语言再现的一幅画面，那是揉合了道家风骨与禅学神韵的画面：疏寥的枯枝，落英的庭院，正褪去红颜的绝色女子……无尽的嗟叹感喟似乎都在其中了。也许带上译者太多个性色彩的译品有些不忠之嫌，但是，正是译者独特的风格才真正体现甚至超越了译作本身的魅力。（这点值得商榷，因为译作对原著的超越是很违反翻译的基本原则的，但在我看来，确有这种现象，翻译本就不是对等的一项脑力工作）
　　文化是没有国界的，但人的知识是有界限的，这个界碑就是语言。目前，全世界公认的语言就有4000多种语言。就文化出版来说，出版大国多在西方，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出版物消费大国，必然需要翻译事业的跟进。没有译者的桥梁作用，再好的作品，要实现跨文化交流都是不可能的。有资料说，电影《阿凡达》的导演就请语言学家专门创造出一种纳美语，在让我们佩服他的独特与执著外，也其实也促进我们对语言的思考：一种语言是在不断发展变化中的，新的语言会不断吸收不同的时代特色和异质文化养分，发生很大的变化。失去当时的时代，语言的翻译就会变得很困难。
　　而文学作品的翻译，语言关只是其中很重要但是最初步的一关，要真实传神地翻译一部个性特色浓厚的外国作品，翻译家还要具备相当深厚的文学水准、相当坚韧的毅力。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中国，一大批对翻译事业有着极高责任心与热情，不倦做着这项工作的先辈，这才使我们才得以窥见外国文学百花园的朵朵奇葩。上世纪以来，日本文学作品不断登顶诺贝尔文学奖，许多传世精品也逐渐被中国的作家和读者熟悉，比如川端康成的《雪国》，三岛由纪夫的《春雪》等，可你知道为了把这些佳作传入中国，专攻日本文学的译坛伉俪叶渭渠、唐月梅夫妇付出了多少艰辛的努力？叶渭渠为了真实再现主人公的生活专访和心理活动，专程到日本新泻县越后汤泽了解驹子原型的艺妓生活；当由于政治的原因，使《春雪》遭禁，又使为此付出无付心血甚至感情的唐月梅几多心痛？在看《魔山》这部意蕴深厚的传世名著时，你除了感叹托马斯•曼这部深具哲理与思辨的作品意境宽广、语言隽永，还应该记住杨武能，为了翻译《魔山》，他前后耗时20多年，才使得这本大部头以它最贴近真实的面目与中国读者见面，而他最后一次（也是第二次）重译这部巨著时，已经是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而读懂这本巨著，需要的不仅有生理学、心理学、解剖学以及音乐、摄影等专业知识，还需要赌博甚至接灵术等知识，要准确传神地表达，其中艰辛可想而知！而对他来说，攀登《魔山》这二十年也是他收获早丰的时期。
　　但更让人敬佩的是，翻译的这种艰辛的工作多是为他人作了嫁衣。许多享有重望的翻译家如杨宪益、郑克鲁、郭宏安等，多年研习文学与语言，浸淫其中，文学素养已臻相当高的境界。按时下许多人的想法，如果改走写作路线，登上名利的顶峰应该是更便捷的，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坚守翻译这个寂寞的事业，这才是最可贵之处。就象施康强在《翻译家的无限风光》中说：“文学翻译虽然是国际上也是一个受尊敬的职业，与作家还是不能等量齐观的。”当你翻看象砖头一样厚的《萨特全集》时，有没有想到这也有施康强的心血？按国际惯例，译作封面只印作者大名，译者名字只在扉页出现。而且，除了鲁迅和傅雷、杨绛等人出过译本集，很多优秀的翻译家即使译作等身，也从无译本集问世，这点更是无法与作家相比。在中国翻译界，最高荣誉就是鲁迅文学奖彩虹翻译奖，你听说过这个奖项吗？即使听过，你会羡慕吗？
　　比较翻译与写作这两种精神劳动，可能大多数人认为写作创造性强，而翻译较为机械，这其实是个很大的误解。翻译也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尽管忠实于原著（也就是翻译中信的意义）是翻译最起码的要求，但实际上，由于两种语言所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