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是在看了米兰•昆德拉和萨特的小说以后，对比中国现在一些先锋派小说家的写作（但得承认，这些小说我看得实在不多），一种印象越来越深：小说要表现的世界（或者是可能的领域）有三个逐级向上的层次：生活、生存，存在，而目前在中国，一般就到前两个境界吧，但是史铁生的《务虚笔记》改变了我的印象，可以说，他的小说超越了前两个阶段，属于少有的对存在进行探问的好书。其实这个评价不是我给的，是谢有顺。在他的《文学是人的存在学》一文中，他这样说：“……中国文学的实用主义面貌才开始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文学才开始找回自身的属性，找回它与存在的原初关系。因此，我一直很关注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加缪等名字密切相关的作家，我觉得他们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极为珍贵的部分。即便有模仿的嫌疑，我们也不能抹杀他们把存在的维度引入中国文学的功绩。比如史铁生、残雪、余华、莫言、格非、北村这样的作家，他们的写作意义是别人难以取代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开始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存在之旅。它使我们看到，文学原来是可以向存在直接发问的。”对存在的探索是小说在新世纪重新选择出路的。
　　
　　描写生活可能是最普遍的一种认同。不管是属于现实主义或者浪漫主义，也不论这被描摹的生活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生活是写作的最基础素材，如果不对写作进行严格限制，似乎写作是只要会写字就可以操作的一项简单手艺活儿。对照网络上无门槛的海量写作现状，再看由于媒体业的快速发展，在电视、新闻广播、报纸上充斥的这种生活层面写作似乎比生活本身还要丰富。就中国文学的情况看，按解放前及解放后一段时期，文学甚至是文艺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来发展的：也就是必须是为生活服务，真实反映生活。而且因为意识形态的要求，当时的画作只要是好人都是红光满面，同理，文学作品中也强调道德归属，人物形象脸谱化，用整齐划一的政治美学标准作最后的道德审判。有伟大理想最后总有好报成为一种新时期的信仰，就象好人得好报一样成为新宗教风向标。因为与唯物主义的亲缘关系成为一种权威的写作手法，而当时中国普遍偏左的社会风向与这种现实主义的写作结合起来，就使得为了革命式的实际理想化的写作开辟了通道。如果敢于追求自己精神层面的细腻东西会有资本主义毒草的嫌疑，生活，这种被动或者主动描摹与膜拜的生活成了一种文化专制下的高音符号，再没有一种声音敢盖过它。
　　
　　因此，当作家敢于真实面对生存这个命题时，也是我们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变化后，确切说，是改革开放开始后，由一部情感电影（庐山恋），一部情感小说引发的热潮下，人们开始深思与反省：在社会主义国家也有贫困，它不是靠批判万恶的的旧社会与地主坏分子就可能改变，贫穷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的现象，而表现这种贫穷并不反社会主义。在思想界的这种开放，使得作家们突然间开始重视民生，开始重视培养自己与社会的忧患意识，反映社会阴暗面，反映社会底层人物的生活，有些甚至是不为人齿的特殊职业的工作者，如性工作者的生活，渐渐为写作提供了更多过去属于禁区的领域。这种写作类似于自然主义的写作，他们力求客观真实，力求角度独到，甚至也表现出西方自然主义文学强调宿命那种唯心哲学的影响，一种明显带着模仿的感伤甚至悲悯情绪使得“文学即是人学”这种个性的声音比较清晰地传出来。这种写作探索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文学的图式提供了较为原始但也较真实的画面。
　　
　　但直至进入二十世纪末甚至新世纪初，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主义写作还没有在中国真正形成气候，我所指的是小说写作还没有进行到对存在这个层次。这些与中国哲学注重传统，缺乏创新，在意识形态的统治下没有独立地位分不开的，因为存在主义本质上属于一种非理性的并不积极的思潮。
　　
　　如果来看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在非理性主义渐占主流的情况下，小说文本的语义学转向较为明显，在语言与思想、文字的关系上研究更加深入，思想的浑沌不可知，语言文字对思想捕捉的后滞与片面，使得文学产生的空白或者想象空间更广阔。在这些方面，作家们便力图以混沌表现混沌，追求一种更本质的表达，反映存在的文学在存在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当逢其时，自是如火如荼，即使存在主义不再流行，作为一种思潮的回音，作为一种小说本质的转向，存在主义仍是小说领域的革命性发现。
　　
　　存在主义作为一种非理性主义哲学，有着许多不可解的东西，包括最基本的，如对存在的定义。但总体来说，对存在的特征的描述还是很清晰的，比如反映世界的荒诞，人的异化，可以说，荒诞与异化是解读这种小说的关键词。如果不牵强地按照哲学流派来划分，单以题材来说，许多小说家都可以说是反映存在的大家，法国似乎是存在主义的老家，萨特、加缪自不必说，意大利的卡尔维诺、卡夫卡、普鲁斯特都是存在大家，卡夫卡表现人宿命的不可知与被捉弄，达到了一次写作的高峰。从十八世纪到如今，在世界各个角落，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