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公司的经济纠纷还是和东北，又远了些，到了大庆。
　　
　　大庆是程经理发家的吉祥地，当初他就是在那里淘到第一桶金的。当年在老程村里下乡的一个知青，后来到大庆毛纺厂的销售部门工作。老程通过他的关系买到化纤毛条，再倒卖出去，发了笔大财。
　　
　　程经理这次是和他在大庆的一个朋友做的生意，可以算作大手笔。不知他怎样忽悠成经委领导，竟然同意将整座大楼抵押给银行，貸出了一大批款。程石松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做生意就要‘舍得出孩子才能套着狼’。这回孩子是舍出去了，狼却没有套回来。做生意的钱全部打了水漂，要不回来了。据说是被老程的朋友骗去了，于是朋友反目成了仇人。
　　
　　老程在检察院有很硬的关系；于是他直接领着县检察院的人，去东北以诈骗罪把欠公司钱的‘朋友’抓了过来。
　　
　　一天经委袁主任找到我说，张厂长交给你一项任务；就是老程领着检察院抓回来的那个人，年龄大了还有病，不敢送看守所，现还在检察院关押着。检察院的人手不够，让公司派几个人去协助他们看押。考虑你当过领导，办事比较稳妥，准备让你领着几个人去。我说：“老程不是个人承包了吗！你们当领导的还有必要操这个心吗？让他自己想法吧！”袁主任叹了口气说：“这不是经委把大楼抵押给银行贷的款吗！钱还不上大楼就归银行了。”我说：“归谁还不都一样，还能没有领导们办公的地方。可那倒是苦了公司的职工了，连上班的地方都没有了。好吧！我去就是了。”主任又叮嘱，千万小心别出差错，否则就鸡飞蛋打了。
　　
　　我领着几个人找到检察院邢科长，邢科长交待了看押工作的注意事项。我接着说了事情的利害；要大家处处小心行事，有异常情况及时向检察院同志报告，在谁那出事谁负责任。然后给大家分开组，两人一组轮流值班。
　　
　　诈骗犯被押在检察院四楼一个三开间的大办公室，办公室两头有门，像学校的教室。
　　
　　我推门进去，望到靠墙边的单人床上侧身卧着一人，大约有六十多岁；头发胡子挺长，面色苍白，长的四方大脸。看上去此人并非等闲之辈，但也不像是坑蒙拐骗之徒。我走近他身旁，只见他用惊恐的目光望着我，脸上还露出难堪的笑容。
　　
　　当时正是初夏，他只穿着背心裤衩，躺在床上，胳膊向下垂着。我向他胳膊望去，不由的倒吸了一口凉气，只见一副手铐一头锁在他的手腕上，另一头锁在床腿上。我愣了愣神，望了望手中的钥匙，真想把手铐打开。但我看到南墙上三扇大开的窗户，知道是不能做的。我想即使是诈骗罪，应该也算是较轻的罪行，这样锁着似乎也不妥。
　　
　　我忽然灵机一动，伸手打开了锁在床腿上一头的手铐，移到了床头的栏杆上。床头的栏杆虽说细些，但是也无法弄断的，这样可以增加了他的活动空间。当看到他望着我的充满感激的目光时，心中方才有些释然；我所能做到也只有这样了。
　　
　　我自我介绍说：“我们是工业供销公司的，我姓张，你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找我。”这时小王在一旁插嘴说，这位是张厂长。他开口道：“我叫王仁德，大庆人，你们以后多多关照。”我说：“听说你在大庆开着酒楼、宾馆的不少买卖。你这么有钱，怎么还用得着来坑骗我们？要知道你这样做的结果会让我们公司倒闭，会让职工丢掉饭碗，会让许多家庭受到伤害啊！你名字叫得不错，仁德，你如果讲一点仁义道德，也不应该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来！”他听后满脸通红，没有回答，只是痛苦的垂下了头。
　　
　　中午饭安排在检察院旁边的一家小吃店。我和饭店老板交代每天中午和晚上安排三个人的饭，两份在这吃一份带走。每天我来签字，随时可去经委工业公司结算。饭店的老板挺会做生意，炒菜手艺也不错。当我们回去把饭菜放到王仁德面前时；从他惊喜的目光中，可以看出是他被关押以来吃到最好的一餐了。
　　
　　我在午饭后问王仁德，为什么还不想办法归还我们公司的欠款？他的回答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他说：“我也是受害者，受的损失还要大的多。一年前我投资和别人建了一个小炼油厂，到后期资金短缺；原本想拉程经理投资，你们袁主任也一同去考察过。老程当时没有同意投资，但你们同意把钱借给我。前期付给你们利息，油厂投产后用柴油归还本金。本来挺好的事情，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国家下令封杀土法炼油的小炼油厂，快要投产的炼油厂被国家强制拆除。合伙人见情况不妙，将工厂的资金卷走了。剩下的资产还不够还银行和债权人的，全部被法院查封。你们的钱还不了也给不了柴油，最后就落到现在这个下场。”我说道：“你这么多资产可以变卖一部分啊！”他回答道：“资产贷款时都抵押给银行，还借了许多外债。我现在派人去炼油厂的所在地起诉合伙人，希望能追回一部分款项。也让家里去想法借钱，但眼下的情况没人借给。”我听后暗想，事情麻烦了，虽说是其一面之词，但听他讲的却还算符合常理。
　　
　　第二天，我发现王仁德的精神状态好多了。我想如果按他的说法，似乎构不成诈骗。即便他犯法了，那我们现在的做法算什么呢？把人关压在这里，还是由我们的人看押着，目的就是要钱。我心里琢磨着有些不对头，加上上次险些成为抢劫犯的教训，心中有些不安。但又一想，这次可是检察院办理的，难道会有问题？可是在程石松的眼里，法律对他是没有什么约束的；拦路劫持的事情他都敢干，他这次会不会又有新的花招？
　　
　　正在沉思时，听到王仁德在招呼我；有件事求求您，看能行吗？我问，什么事？他小心翼翼的说，能不能打盆水来，我想洗洗身上，用毛巾擦擦就可以，痒的要命。我望着他身上一片片红色的痱子；一面走过去给他打开手铐，一面吩咐小王去给他打盆水来。
　　
　　王仁德不停地用毛巾在身上擦洗，嘴里还喋喋不休的念叨；给你们添麻烦了，谢谢了。我望着浑浊浊的一盘泥水问，要不要再换一盆水来？他忙说，不必了，这就太麻烦你们了。
　　
　　他擦干身体后，突然向窗口缓缓走去，我猛然心中一惊，迅速跑到他身边；他见状扭过头来苦笑着望着我，说道，你们以为我要跳楼？不会的，只是好长时间没有看到外面的街道了。我连忙用手铐继续将他锁在在床头。
　　
　　那个年代县城还没有排污系统，楼房里面没有卫生间；每次王仁德上厕所就成了件麻烦事。小王的责任心挺强，每次出去他都学着电影里看到的；用手铐把王仁德和他的胳膊锁在一起。后来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给他打开了手铐。但是他在上下楼梯时，我都紧紧的抓住他的胳膊，生怕他滚下去。我知道他患有心脏病，摔下去就性命难保。
　　
　　我有时望着锁在床上的王仁德，脑海里忽然浮出一副文革期间的画面。画面上锁在床上的王仁德变成被打倒的‘牛鬼蛇神’，坐在一旁看押的我们变成了臂戴红袖章的造反派；也许这个办法就是当时发明的，真是防止畏罪自杀的绝妙之策。王仁德似乎感到我对他的‘宽大’政策，多少恢复了些做人的尊严。
　　
　　看守的工作很无聊，我闲着没事干，每天就和王仁德闲聊。他告诉我他家原来在农村，后来考上了中专，毕业后分配在一家大型国企。他一直在供应部门工作，年轻时跑遍了祖国大地。在南方出差时受到启发，很早自家就开始做生意。由于身体不好，已是中层领导的他提前退休。他开的酒楼和宾馆一直经营的挺好，在当地小有名气，是当初最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在当地的人全称呼他为王百万。程石松每次去大庆都住在他家的宾馆，熟悉后与他合伙做过两回买卖。
　　
　　“听张厂长的口音不是当地人?”他问。“天津人.”我答道。“是上学分配来的？”他又问。我回答说：“我是知青下乡到这里来的。选调后分配到县农机厂工作。工厂不大，我在那当了些年厂长。前两年工厂被农民承包了，我这个厂长也就下岗了；要不怎么会沦落到这里当看守呢！只不过后来的两任承包厂长，第一个干了不到半年就跑了，第二个干了一年多便干进了看守所，成了贪污犯。我现在不是什么厂长了，其实我现在就是一个打杂的，你以后叫我老张就行了。”
　　
　　王仁德每天和我说他起从上学到工作；从全国各地天南海北的出差经历，到下海经商的许多阅历，还有东北当地的风俗习惯；每当聊起来便滔滔不绝，各种故事无休无止。但每当我和他扯起和程石松这次合作的来龙去脉，便哑口无言。只是说，一步错，步步错。脸上露出一副追悔莫及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