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希望官司判决的结果能够好一点，在判决前找到各位法官再作最后的争取。我当然不会去送礼，我知道会照收不误；然后告诉你，他费了好大力气，找了许多理由，把原告起诉的十八万元减少到八万或者十万，再让你少担负些诉讼费——这叫做吃了原告吃被告。
　　
　　我先找到李副庭长，对他说；“我这个案子不只是原告起诉的十八万站不住脚，而且原告的诉讼主体不对，按说你们法院不能受理，我不想奢望你们驳回起诉，但希望在判决时主持公道。”他听后说：“官司有人接受我们就要审理，按理说这个诉讼能够驳回。可是老张啊！案子又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三个人组成的合议庭，他们俩都是我的领导。现在打官司打的什么，我不说你心里也清楚；你连律师都雇不起，还和人家打官司，不是拿鸡蛋碰石头吗！”我无语。
　　
　　走进华庭长办公室，没等我坐稳，他就劈头盖脸的对我说；“老张你总是说你不欠人家钱，不欠钱人家为什么告你呢？怎么不来告我呢！自古以来欠债还钱！你活这么大岁数了，这点理还不明白。说别的都没用，赶紧想法还钱！”我忍住心中怒火，低声下气的说：“是，我只是求看在多年的老相识的面上，案子净量判的公平些。”他听了大声说：“案子我们该怎么判就怎么判！你觉得不公可以上诉吗！我们上面有中院，还有高院，不服就接着打啊！”我实在忍不住了，站起身来说：“好！我会上告的，我不信天底下就没有说理的地方！”转身走了出去。
　　
　　辛副院长见到我后，笑呵呵的说道：“老张啊！这些年到哪发财去了？”我答道：“还发财呢！这回还不倒大霉了。”他接下来问：“你和老郭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回答：“一言难尽，说来话长。”没等我继续说下去，他就打断我的话说：“昨天我去市里，市检察院的咱们县老乡在沧海大酒楼请我吃的饭；今天中午路老三还要请我去他那里吃饭。”路老三是县里有名的混混，还开着宾馆酒店。我听了这两句貌似不着边际的话，知道这是告诉我；黑白两道都有人，你怎么闹也没用了。见我不说话了，他又说；“老兄啊！做买卖就有赔有赚，你这次大不了就当白干了吧！”我听了心想，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我听到外面有人敲门，便起身走了出去。
　　
　　判决书出来了，官司彻底的一面倒；判决我欠迎宝公司工程款十八万和利息，加上诉讼费贰拾多万元。
　　
　　接下来是上诉期间，我没有打算上诉，也没有必要上诉，只是写了一份申诉。我还是拿着判决书，以想上诉为目的，找到律师事务所咨询律师对上诉的看法。
　　
　　没几天，郭金山来家里找我说：“大哥，没想到官司成这样了，大哥还准备上诉吗？”我答道：“平白无故的背上二十万元的债，我不上诉咋办？难道就冤死吗？”他听了说：“上次大哥到家找我，我也没把事情办好，心里挺不得劲的。我昨天听说了判决结果，当时就和他们急了！后来老二他们同意执行时按五万调解，到时候我和他们说说再少要个，大哥你看行的话，听兄弟我的就别上诉了。”
　　
　　我心里想，郭金富这是怕我上诉，派他哥来做说客了。他怕上诉打输了，前面的钱就白花了。想打赢官司双方就要花更多的钱，到时候我也真穷的没钱给他了。本来我也没想上诉；也没有钱上诉，便顺水推舟的说道：“好！我听兄弟的，可你要保证到时他们别变卦啊！”他忙说：“大哥放心，事情包到我身上了。”送走他后，我继续准备举报材料。
　　
　　我对于打官司这段内容的举报材料怎么写一时拿不定主意。我猛然想起在天津开律师所的表妹；她是大学法律系硕士毕业，在天津法律界小有名气，何不去她那里讨教。
　　
　　这时在津的老同学打来电话，让我去他家住些日子。看看官司的执行日期也快到了，于是收拾一下需要的东西，跑到天津逃难去了。
　　
　　表妹的律师事务所坐落在天津的闹市区。我和她诉说了官司的情况后，她拿过判决书刚看了一眼，便瞪大眼睛问：“这怎么原告还有一名司法局干部参加代理诉讼？这是国家明令禁止的，还敢往判决书上写！”我答道：“是的，还是沧海市司法局的副局长。”她看了没有一半，吃惊的对我说：“这个官司的诉讼主体不对啊！法院是不应该受理的，这在天津的法院是没有敢收的。看来告你的这个人的能量不小啊！”我说：“是的，市政府官员。”她看完后说：“没有上诉吧？不上诉是对的，在县里官司都打成这样，再打下去也不会有好结果。”我说：“没有上诉，只是写了一份申诉。可别的还有什么途径？”她答道：“有，去纪检委告他们，原告和法官一起告，告他们贪赃枉法！”我问：“这样行吗？可是没有证据的。”她笑了，说：“行！只要判决有问题，你就可以这样告他们！表哥啊！你以为还是从前呀！现在打官司给法官请客送礼是家常便饭。有的法官可恨得很，这回他吃了，喝了，收了礼，下次见面就装作不认识你，理都不理你。”
　　
　　我接着说：“原告在工程上还有违法行为，我准备一起举报。事情是这样；开始搞工程时讲的是原告和我一起承包，由我出面和胜利钢铁公司签订施工协议。我后来发现了工程预算虚假成分太大，大约是工程实际金额的三倍，就知道自己掉入原告下的套里了。工程承包后，原告提出工程归他的公司，我当时同意了。但是原告每次收到工程款都是以其是干部身份的理由拒绝打收条，也不同我签订委托协议。其意图很明显，一旦事情败露，拿我当替罪羊。当工程款拨到三分之一的时候，他在钢厂当总经理的妹夫被老板辞了。我后来主动放弃近一半的工程款，同甲方结算。此举引起被告的怀疑，认定余款被我私吞。便利用原来他收钱不打条，找到我在挂靠单位领款的签字；再让原挂靠单位和他妹夫证明工程是属于他公司的，起诉我欠他一十八万。估计他是交给律师办的，他本人不懂的所有证据会到我手中。他的公司是用他姐夫名义为法人，这样他们亲戚之间相互勾结，咋骗工程款的证据就掌握在我手中了；加上我这个当事人作证，我想应该能告倒他的。”听了我的一席话，表妹说：“好啊！这样会更引起纪委重视。一旦查证原告犯罪属实，争议的十八万就成了赃款；原告对你的起诉也就成了诬告，这样整个诉讼也会随之翻了过来了。我现在挺忙了，东西你先自己写，然后我再给你看看。”
　　
　　接下来我又说：“他们现在提出五万调解起来，你看可行吗？而且现在已经查封了我四万多。”她答道：“那就先同他调解起来，这样对你有利。二十万债务同意给五万，说明对方心里有鬼。现在你跑出来了，他们肯定不会放过表嫂。官司了结后，他们就不能在这个事上加害你们了，也免得节外生枝。告他们的事不忙，早晚都一样。这个人敢这样胡来，应该有点背景；现在社会的风气你也明白，估计事情不会很快解决。你也要有思想准备，狗急了跳墙，到时候他们不知道会想什么法子对付你的。”
　　
　　我在老同学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后，就在天津站后广场附近找了一间合租房。房子原来住着是一个工业大学的老师，小伙子是农村出来的，研究生毕业后被聘为大学讲师。他挺有经济头脑，租的一室一厅的房屋被他放了三张床，自己睡一张，另外两张出租。我住进不久后，又有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住了进来。我为了生存，找到一家生产消防器材的企业，做起了产品推销员。
　　
　　不久后法院的执行就开始了。来执行的人不知道得了郭金富多少好处，格外的卖力气，三天两头的开着警车到家里来要钱。于是我这个在同事和邻居心目中的好人，一下子变为众人眼里贪污巨款，畏罪潜逃的罪犯。
　　
　　我这时真正明白了什么是黑白颠倒，什么是冤假错案。执行的人钱要不到，更没有抓到我；居然无视国法，在原告指使下，非法对我的住宅进行搜查。他们翻箱倒柜，盆盆罐罐，什么破棉花烂布头里，仔仔细细翻个遍，似乎比小偷都专业。但结果令他们很失望，没有找到传说中十八万。执行庭；应该说是代表原告，见状还不死心。不仅对在家里的老太太进行政策攻心；还威胁说，不交出钱来，就拍卖房屋，扣发她的退休工资。
　　
　　老太太从知青选调后，当了一辈子公务员，终日出入政府大院，什么优秀党员，先进模范的奖章奖状放满了一大抽屉。面对飞来的横祸，种种人身侮辱，精神上的折磨，让她彻底崩溃了。老太太给我打来电话，提出了离婚。
　　
　　我的婚姻是我人生最大的失败，我们两人大事小事看法从来是截然相反，一辈子除了争吵，基本不说话。虽说已经分居多年，但眼下的离婚，还是让我的内心感到愧疚，尤其是现在因为我给她带来的灾难。
　　
　　这时已经到了阴历年底，记得那天是腊月二十三，我乘长途汽车返回兴海县城。下车后，我怕遇到熟人，慌忙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小旅馆躲了起来。老太太提前托了关系，约定的是下午三点去民政局办理离婚。我走出旅馆时将防寒服帽子拉得低低的，遮住大半个脸，见到一辆出租车就赶紧钻了进去。
　　
　　天上阴沉沉的，飘着雪花。我望着车窗外熟悉的街道，一股伤感顿时涌上心头。从十八岁知青下乡离开天津，到现在两鬓苍白，这片土地耗去了我一生最美好的时光。这里也曾是我的第二故乡，到如今有家难归，像一个逃犯一样东躲西藏。
　　
　　晚上冰冷的小旅馆里只住了我一个人。我躺在床上彻夜难眠；我在问自己；国家怎么了？社会怎么了？怎么一下子变成这个样子了？究竟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
　　
　　这时窗外刮起了呼呼的西北风，吹散了天上的乌云，露出了满天的星辰。遥望星空；我脑海里出现了年轻时常响在耳边的一段歌词；“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
　　
　　从那时起，我几乎很少再回兴海县城，因为那个地方无法再抹去我心中‘逃犯’的阴影，留给我的只是痛苦的记忆。
　　
　　离婚证没有起什么作用。“你们这是假离婚！”这话从执法者口说出，未免有些悲哀。法律从不承认有假离婚，除非离婚证明是假的。原告还是依旧继续纠缠老太太，步步紧逼，看来不制人死地不罢休。
　　
　　我终于忍耐不住心中的怒火了，打电话给郭金山，让他转告给郭金富；他那个官司的胜诉是花钱买来的，没有人欠他十八万。如果不按原来的讲的五万调解起来，别怪我不客气了。他都可以告我了，难道我还不告他吗！上告的地方可不只是法院。不要往绝路上逼我，大不了拼个鱼死网破。他已经弄得我现在‘家破’了，我也不在乎‘人亡’了！
　　
　　不知道是我的话起了作用，还是他们觉得我实在没有什么油水可挤了，同意五万块钱调解。但实施的时候，郭金富又提出近两万起诉和执行费由我出。他们和老太太又纠缠了一个来月，最后又降到六万。这时候老太太实在无法忍受了，找到几个同事借来钱，交给了法院，一场官司到此结束了。
　　
　　几天后，我拿着一个大号牛皮纸的信封，里面装着举报信和证据，走进了邮局，用挂号信寄给了沧海市纪检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