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同志在实现改革开放的一句“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获利方式。但是小平同志的这句话是有一定背景的。
　　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体制，确实大家都较为平均。平均主义开始下的改革开放必然带着平均的出生印记标签，所以当前的致富结构思维就是富裕之后的财富急剧的先质疑性。加之确有一些政府官员之腐，一些企业第一桶金之黑，所以先质疑性就有了大量发展的土壤。
　　故此我认为中国的腐败是有一定时代性的。改革开放以来，大家都没见过多少钱，对钱的诱惑的抵御力和本身监督体制不够完善等交相呼应而让一些官员付诸了贪财之行。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家家里条件的改善，为官为政，估计好多都不稀罕钱，更多是一种自我价值的提升和他人对自己的认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官之富，就不会被人简单理解为所贪为之，也就多了一些理解与宽容。当然见过财富之有的人，也就更加对钱物有了一定的抵御性，也就减少了糖衣炮弹攻下的可能性。而且到时社会监督体系的完善，有一种心理威慑力的制约，也就减少贪念滋生的土壤，遂官员会清廉的多。但是难道一定清廉的官员就一定能干出事业来，就一定能强力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吗？
　　清廉固好，但是水至清则无鱼。每个人所爱之物不同，有人爱权，有人爱财，只要取之有道即可。如果到时不发展为合力的财务激励，单纯依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纵使贪污少有，激情与动力的强劲性在哪里。因为不可能要求所有的官员都有这样的境界，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还不可能达到这种状态。那么在这个阶段怎样充分调动官员的积极性，又满足民众对廉政的要求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社会获利转型不仅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思想认识的同步，更是一种具备超前思维的思想解放，还有一定就是民众对获利追求应有一个一视同仁的思维成熟度，不能对于不同的人预设一个评判标准。当前社会，获取财富的方式和数量存在较大差异，但是可能对于普通民众的巨额财富而对于富翁却是一个数字，数字意义不大，而是数字背后代表的东西令人向往，这就是对个人的肯定与认同。如果没有这个社会共识，可想而知社会获利就形不成比较稳定的财富共识，带来的就是门外与门内之人的对立，而这种对立又缺乏理性，又会因财富的变化而突然转变对立角色，这就有点滑稽和可笑了。
　　面对这种情况，这种太过世俗的获利方式显然会让更多的人缺乏一种安全感。要么财富外逃，要么财富持有人漠视财富的人性化内涵，要么因时而变，当然也包括一些有良知，有大气，有担当的富者的一种内心的坚守。不管是那种方式，我想都不是社会良性发展所予以追求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