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伟大之处，所有的权力，所有的社会秩序都依靠刽子手；他是人类社会的恐怖，是维系人类社会的纽带。将这股不可理喻的力量从这个世界上带走，那么，秩序马上会被混乱所取带，王座倒塌，社会解体。上帝，统治者权力的来源，也是惩罚的来源。他将我们的世界悬在这两根柱子上……”
　　
　　这是18世纪思想家约瑟夫·德·迈斯特的一段话，其人推崇的是暴力、黑暗、极权。在18到19世纪——再造价值源的“第二个轴心时代”，象迈斯特一样反对自由的思想家可不是一个两个，按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的看法，大致的代表人物包括这些：爱尔维修、卢梭、费希特、黑格尔、圣西门、迈斯特。这些都是纵横一世聪明绝顶才华横溢的人物，为何偏偏要站到自由的对立面去？并不是他们不爱自由，除了迈斯特这样的例外之外，绝大部分思想家都疯热地拥护自由，但是，正是他们对自由的热爱，导致了他们对自由的叛背。
　　
　　这里面有个黑格尔所谓的“理性的狡计”：对自由的热爱导致了对自由的背叛，热爱自由不过是历史意志的方法论，目的是败坏自由。原因何在？
　　
　　在爱尔维修那里，人类总是逃避痛苦追求幸福的，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理解“利益”，也就是说人类是由利益的支配，为了恰当地进行这种利益交流，人要有知，有知了就会认识到只有社会规训才能产生幸福。在当时，社会的观念是自然是和谐的，但之所以出现冲突与痛苦，那是因为过失，普通大众只会带来勒庞所言的“乌合之众”的种种非理性与庸俗的后果，所以不能让民众治理国家，要让科学家（精通知种知识的人）精英集团来实行专制主义。这种对民众的不信任与对精英、知识的盲崇，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另一种暴政、理性暴力、技术暴政。
　　
　　所以伯林说：“在爱尔维修所描述的世界里，没有或几乎没有个体自由的空间。在他的世界里，人们可能变得幸福，但自由观念最终消失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幸福取代自由，政治允诺的不是哲学与政治意义上的自由，而是越庖代俎地允诺了幸福。自由与幸福的区别在于，自由是政治应该给予人们的最基本的价值与状态，而幸福则是在自由的前提之下个体所创造的生活与内心状态，自由关于主体外部，幸福关于主体精神。政治之鞭只能停留在自由这个界限，不应该侵略到个体的私人世界。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最明显的自由被偷梁换柱为幸福，表现在卢梭那里。斯达尔夫人说卢梭：“卢梭没有说出什么新东西，不过他在各处点燃了火焰。”我认为这个评价非常公道，这位软弱的花花公子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也不是一个有原创性的思想家，而是一个深谙乌合之众民理、然后在行文中表现领袖气质的人，最擅长“煸阴风点鬼火”。
　　
　　在卢梭眼里，自由是一种绝对价值，类似于宗教概念，一种先验性的教旨。自由，被他偷换成“人”这个概念，在他看来，说一个人成其为人与说他自由是同一回事。但是卢梭并不推崇幸福，在认为幸福不是人追求的目标，人类追求的是过上一种正确的生活。“正确”在我们理解他的过程中是一个关键概念，因为这个词会涉及到“权威”。权威与自由不是同一回事，甚至是相反的，卢梭必然要整合两者，怎么办呢？柏林说：“他的答案具有疯人通常具有的那种简单和精神错乱。”与将人等同于自由一样，卢梭再次用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他认为你拥有的自由越多，你拥有的权威也就越多，你服从的程度也就越高，而自由越多控制也就越多。什么概念都被他炖成了八宝粥，只不过这八宝粥不能吃饱肚子，反而要命。对自由的推重，让卢梭发明了“自由人”，他眼中的自由人是道德上完美无缺的、没有受到文明污染的（这也是反智主义与民粹主义追根寻源时要找到他的原因所在）。经过莫名其妙逻辑不能通的推理，卢梭得出的结论是自我控制就是自由，所以人们想要达到目的，就要以国家暴力将他们联系在一起，什么是国家？国家就是你以及和你相似的其他人，你们都在寻求你们共同的福祉。在这里，自由终于被偷换成了“幸福”，自由与幸福在敢同一回事。当卢梭在说“社会有权强近人们获取自由”的时候，他的这个自由的定义指的是幸福。因为自由无法与强迫联系在一起，只有幸福才可以这样。伯林总结道：“这就是卢梭核心的学说，正是这种学说导致真正的奴役，沿着这条路径，从绝对自由观念的神化，我们逐渐看到绝对专制主义的观念。”我们说过，卢梭喜欢将到相的概念合为一体，所在他的理论中，一个人在失去他的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的同时，却在一个高级的、更深刻的、更加理性的、更加自然的意义上获得了解放，而对此，只有最高权才能理解到，这样一来最不受约束的自由与最严苛和最有奴性的权威发生了重合。当卢梭还有论述人的时候，那讲的的确是自由，但当他涉及到国家、政治、社会的时候，他的自由就被幸福所取代，为了幸福，交出所有自由是必然的。所以19世纪以来所有负面运动的创立都可以溯源到卢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