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题目。对有许多人，可以肯定说我们知道得很少；对另有许多人，可以肯定说我们知道得很多；但是对于苏格拉底，就无从肯定我们知道得究竟是很少还是很多了。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出身于雅典中产之家的公民，在辩论之中度过了一生，并向青年们教授哲学，但不是像智者那样为了钱。他确实是受过审判，被判死刑，并于公元前399年就刑，年约七十岁。”伯兰特·罗素在那本写给小学生读的《西方哲学史》中如是写苏格拉底。
　　
　　我们不能肯定苏格拉底的事迹的多与少，学说的真与假，不是关于他的记载太少，而是太多：有两个出名的版本——一个是弟子柏拉图的说法，一个是弟子色诺芬的说法。色诺芬有一本《回忆苏格拉底》，写得深入浅出，有人信，有人则不信，转而信柏拉图。罗素说：“色诺芬是个军人，头脑不大开明，他的观点大体上是因袭保守的。色诺芬感到痛苦的是，苏格拉底竟然被控为不虔敬和败坏青年；和这些人相反，他竭力主张苏格拉底是非常虔敬的，而且对于受过他影响的人起了十分有益的作用。他的思想看来决不是颠复性的，反而是颇为沉闷而平凡。这种辩护未免太过火了，因为它并没有说明人们为什么仇视苏格拉底。伯奈特说：（《从泰勒斯到柏拉图》第149页）‘色诺芬给苏格拉底做的辩护真是太成功了。假如苏格拉底真是那样，他是决不会被处死刑的。’”在罗素眼中，色诺芬是可以小小地怀疑的。
　　
　　但这无妨于我们去读《回忆苏格拉底》，在色诺芬的记述中，苏格拉底俨然就是西方的孔夫子，他们谈得更多的是道德、修为，讲人的学习与情操，就连他们对鬼神的态度也差不多，孔夫子是敬鬼神而之，所以“子不语：怪、力、乱、神”。而苏格拉底也不赞同去探讨第一推动力与神鬼世界，虽然他是个先知式的人物。更有趣的是两人都曾去见了美女，孔子去见的是南子，让子路不高兴，害得他老人家连连赌咒发誓。而苏格拉底去见的是一代名妓赛阿达泰，末了还互相调调情。孔子要东方式的古板一点，而苏格拉底则要幽默得多，不过，马马虎虎看起来，两人算是同一个人的东西方不同版本。在那个文化价值发源的轴心时代，第一流的头脑想的问题总是差不多，人生态度也不会差得太远。
　　
　　苏格拉底被处死，在历史上是件让人非常郁闷的事，不但色诺芬想不通，自由主义的大腕约翰·S·穆勒也耿耿于怀，在《论自由》一书中他写道：“我们看到了历史上一些难忘的事例，当时法律之臂竟是用以铲除最好的人和最高尚的教义；在对人方面竟获得可痛心的成功。”然后他谈起苏格拉底被处死之事，末了说：“……于是就这样一个在人类中或许值得称为空前最好的人当作罪犯来处死了。”基于苏格拉底的例子，穆勒提倡言论与思想自由，不能压制异端。
　　
　　而穆勒“微弱的现代回响”者以赛亚·伯林，在《希腊个人主义的兴起》一文中谈到苏格拉底时，如是说：“他非常好地服从法律并服兵役，但是他之所以置身政治之外，如果我们相信那些对他有所记述的人的话，那是因为雅典民主太腐败，没有一个知道真理何在的人会去追求邪恶的社会所提供的廉价而庸俗的奖品。”伯林此说有待商權，因为苏格拉底并不反对政治，他希望尤苏戴莫、格老孔这样的青年好好学习再去从政，更劝哈尔米戴斯参加政府工作，为城邦效力。当有人批责他不亲自去效力时，他认为他鼓励更多的青年才俊去效力，是更好的效果。这一点与孔子也非常相似，孔子的弟子们都是管理国家的高手，而且他自己也亲自从政过。柏林认为苏格拉底鼓吹精英政治：“他鼓吹有利于精英——或许是理性的精英，但仍然是高居普通市民之上的优秀人物，只相信自己的高等价值而不相信平等或多数选票——统治的学说。”对柏林此说，也可以怀疑一下下，因为它与柏林接下来的说法有点不合逻辑。如果他只相信精英政治，那么对城邦制定的法律自然就会不完全接受，就会在遇到生命危险时出逃——如果他相信投票制定出为的法律是可疑的话。但事实上他并没有出逃，欣然饮鸠。“公民欠法律的比欠他的生身父母的还要多。苏格拉底认为这是当然的，对此没有疑义：道德把你整合到社会之中，特别是，你不能因为法律欠公正、你在它们下面受到不公正待遇而不遵守它们，从而破坏它们。”苏格拉底认为正义就是对法律的遵守，所以，哪怕法律对他不公正，他也不会逃避，所以，虽然有机会逃亡，但他还是从容赴死。
　　
　　苏格拉底在与阿里斯提普斯谈论统治与被统治时，苏格拉底说：“让我们考虑一下是统治人的人生活得更幸福还是被统治的人生活得更幸福，好吗？”阿里斯提普斯的回答是他不是一个拥护奴隶制的人，“但我以为有一条我愿意走在其中的中庸大道，这条道路既不通过统治，也不通过奴役，而是通过自由，这乃是一条通向幸福的光明大道。”但苏格拉底否认了这一点的可能性。
　　
　　以赛亚·伯林在追溯自由主义的历史的时候，认为个人主义在亚里士多德逝后二十年，伊壁鸠鲁们跳出来时，才出现。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