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一个城市自由的程度与它的商业成正比，在商业越发达的城市，自由越多，商业越落后的城市，自由越稀有。中世纪的欧洲也许证实了这一点，在享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一书中，他探讨了西欧在八九世纪因穆斯林的入侵和萨拉森人、诺曼人的入侵、骚扰而衰落，然后从十世纪十一世纪起，商业如何一点点地复兴，到了十二世纪后，商业如何如何带动城市的出现：商业在主教们的城堡附近形成集市，然后形成城市，城市中诞生了新的制度，政治自由如何开始萌芽。
　　
　　穆斯林对欧洲的推进要到八世纪才停止下来，因为它天生的反功利与反商业性，让9世纪的西欧商业消失，城市生活的痕迹也被剑与火抹去，在这种背景之下，主教们的权力像发酵面包一样不断膨胀，“在罗马帝国末期，尤其在墨洛温时代，主教对于城镇居民的权力越来越大。他们利用世俗社会的日益瓦解，接受或*越了权力，居民们尽量避免提出异议，国家对此不感兴趣……这时，已经如此广泛的主教权势变得无与伦比。”在没有商业的时代里，教权变成极端地专制。
　　
　　到了十一世纪，商业一点点地开始复苏，商业的复业是因为人口的增加，只有人口增加了，出现了“多余人”，才有可能出现长途旅行、冒险，商业就在这种迁移中发萌芽。有两个策源地，一个是欧洲南部的威尼斯和意大利，一个是佛兰德海岸。商业流通起来之后，因为交换的需要，在主教们的城堡附近出现市集，市场再成长为市镇，最后定型为城市。也就是说，因为商业利润触角的贪婪探伸和城堡的保护作用，在经过死寂的衰落之后，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出现了。
　　
　　自由也就随着城市出现。皮雷纳写道：“在城市出现之前，劳动是奴役性的；随着城市的出现，劳动成为自由的。”这种自由有两方面：一方面商人的身份是自由的（当然如何他们的主人找到他们，他们就不是自由的了）；一方面城市中的劳动也是自由的（随着利润而变化）。“正如农业文明使农民成为通常处于奴隶地位的人一样，商业使人成为通常享有自由身份的人。”身份的自由还不足以让商人们满意，他们发明了城市成为“市民”阶层后，更进一步要求政治上的自由。他们要求特别法庭、治安、刑法、废除各种苛捐杂税，要求广泛的政治自治和地方自治。我把这种封建时代下的城市自由称为“前事实自由”，因为此时的这种“消极自由”不是当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的自由，也没有自由主义的理论提出。但它事实上成了“前事实上的自由”。
　　
　　为何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在西欧产生？在基督教的背景之下产生？这与自由主义的主体是资产阶级有着莫大关系，商人们不断与教权斗争并取得胜利，然后与王权、贵族斗争，在不断的胜利中他们成长为资本家，自由主义，也就开始萌芽了。自由主义之所以一直捍卫自由市场，就因为自由市场是自由主义赖起发萌的基础，也是自由主义赖以存在的架座，没有了自由市场，自由主义政治也就消失。这是哈耶克终其一生所要捍卫自由市场的主要原因，在他看来，对市场的计划意味着对自由市场的取消，然后带来政治上的奴役。
　　
　　而就中国而言，要从一个极权国家走向自由国家，自由市场是必经的之道，市场的改变会带来政治上的松动，自由的市场会造就自由的政治体制。但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这样认为，他们因为自身的经济泡沫的蒸发，而呼吁并乐于见到国家救市。殊不知，救市就是一种市场干涉，后面是价值、选择的干涉，让本来正在松动的政治形势之绳索再次收紧。
　　
　　无知是奴役的第一步，永远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