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地区文化传统是专制与独裁，现代再实行共和制，本质也还是一种放大的君主制，并且是一种腐败而无能的糟糕君主制。
　　
　　日本君主的平民化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而未被美国彻底推进，日本君主仍然带有某些“半神”的色彩。
　　
　　在布伦达·拉尔夫·刘易斯著的《君主制的历史》一书中，他如是写道：“溥仪不再是一个神，他于1967年以一个花匠的身份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从一个神圣的君王沦落为一个卑微的劳动者，真是令人不胜感慨。”我想“不胜感慨”的原因，除了中国是最古老最庞大的帝国之外，与中国一直自称“礼仪之邦”有关系——溥仪的结局意味着中国从此正式进入一个粗鄙化的、野蛮的历史阶段。
　　
　　封建制度仍然是历史上最恰当的制度。
　　
　　教庭与王权之间的争斗，永远是为了具体利益而不是心灵信仰，宗教一直是聪明人的手段，但却成了普通民众的目的，利用宗教的都是本质上不信宗教的聪明人，而信教的，永远是被利用与奴役愚蠢者——自己的灵魂仅仅是他人的手段构成。
　　
　　1170年12月29日，享利二世的骑士在坎特伯雷教堂中砍下他昔日的好友、如今的背叛者贝克特大主教的脑袋，作为一个反宗教主义者，我认为这是大快人心之事。而1303年9月7日，腓力四世的士兵们“杀进阿纳尼……他们来到阿纳尼城门，发现城门洞开，就进了城并立刻对教皇的宫殿发动了进攻……科隆纳带兵破门而门……他们打破了一些窗户，并放火烧了某些地方，最后愤怒的士兵冲到教皇面前”。教皇卜尼法斯差点被带兵的科隆纳杀死，他被带回法国，宫殿被哄抢，而在法国，腓力四世下令毒死了他。这也是大快人心之事。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五世于1527年洗劫了罗马并扣押了教皇几个月。这也是大快人心之事。教宗们需要不断地被这样教训，才会记得宗教并不是所有心灵的统治者。
　　
　　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自己给自己的心灵或给别人的心灵带上枷锁，对于宗教人士，让残暴的国王们对付他们最好——连他们肉体的自由也一并给取消掉。
　　
　　路德宗之所以起来，是因为君主们发现这是个摆脱教庭势力的好理论。但路德并非什么高尚之人，本质还是江湖骗子，加尔文也一样，这些被天主教迫害过的人一旦得势，变成更残暴的迫害者。所以要警惕被迫害者的得势。
　　
　　英王享利八世抛弃罗马转投新教的目的：为了与结发妻子凯瑟琳离婚，另娶她的侍女安妮·博林。在他眼中，教庭竟然如此的不重要，甚至比不上一场婚姻或一个伺女。
　　
　　布伦达·拉尔夫·刘易斯说：“宗教改革的悲剧在于，不同的宗教团体都相信自己掌握了真理，其他人都是异端。”这让人想起伊斯兰教，它发明了“宗教宽容”这个概念，自己因此变成最不宽容的宗教。
　　
　　最讽刺的是，所有推翻了君主制的革命者，最后都变成更残暴的大独裁者。从克伦威尔到罗伯斯庇尔，无不证明了这一点。
　　
　　君主立宪制让君主处于制度的保护之下，反而让君主们更长命百岁，而此前君主是享受不到制度的好处的。
　　
　　君主制是少数人的暴政，民主制是多数人的暴政，于前者可以反抗，于后者却无从反抗，所以民主制对自由与个体的消除更为彻底。
　　
　　如果哪一个国家的君主制不是由贵族或资产阶级废除，而是由无产阶级或军人废除，君主们的结局会很悲惨，而这个国家也将踏上甚至不如君主制的专政之路。
　　
　　在所有制度中，没有比一党专政的“政党独裁制”更为糟糕的了。很不幸，马克思主义一般会导向这种政体，而东方国家也容易导向这种政体。
　　
　　1189年成为英格兰国王的“狮心王”理查一世曾计划卖掉伦敦，但他抱怨没有一个富豪能买得起这座城市。这种想法颇有小说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