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贫穷的？为何现在的中国政府又是世界是最富有的政府？
　　哈耶克的老师，奥地利学派的重要人物米塞斯说：“社会主义观念一度既崇高又简单……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它是人类精神最具雄心的产物……它如此壮丽，如此大胆，理所当然激起了最伟大的憧憬。如果我们想把世界从野蛮中拯救出来，我们就必须驳倒社会主义，我们不能心不在焉地对它置之不理。”为何这“人类精神最具雄心的产物”会带来的是野蛮？哈耶克在它的《致命的自负》一书中，在导论《社会主义是个错误吗》一文中，以米塞斯的这段话为题记。
　　在哈耶克的最后一本著作《致命的自负》中，他竭力阐明一个基本事实：扩展秩序（市场游戏规则）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进化”而来的，它背离了人类的本能，与习惯、风俗、道德等有关系。人类“利他”的本能不会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只会带来小团体的自闭。正是在这种对本能的“背叛”上，文明与经济才获得了发展。整个经济的交换系统日渐完善，带来不同的分工，以“价格”与“利润”的方式调节了供求与社会分工。这是一个复杂到没有任何人单独的智力能全部理解的系统，主要力量是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但是，自从笛卡儿的理性开始起历史作用之后，“建构性理性主义”开始诉求用理性来设计市场，试图规划出一种尽善尽美的经济制度。这种源于不相信市场可以自发地调整的观点，非要强加以人力的行为，给经济带来的则是扼杀。因为经济是处于本能与理性之间，它不是本能所能控制的，也不是理性所能设计的。哈耶克是一个“经济不可知论”者，认为让那个神秘莫测的领域自己发展就好，千万不能进行理性设计。
　　理性设计的后果是什么？就是“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在著名的《通往奴役之路》中，哈耶克论述了为何对经济的计划会将社会引向“通往奴役之路”，而此书算是他加强“理论基座”的补论。那么“致命的自负”指的是什么呢？他指责的是社会主义者们试图以理性的方式对经济作出规划，这种规划会扼制了市场的生命力。但社会主义者们不明白或者说不相信这一点，这就是他们“致命的自负”。
　　被理性设计过的经济体制，后果就是步入计划经济时代，计划经济必然会引向极权主义。极权主义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反创造性。
　　先说经济上的反创造性。从抽象而言，一个被计划经济的国家中，单个人的要求不再具有合理性，要以上级的指定作为是否合理的参照，这自然会否定了个人的创造力，因为没有明显的利润与利益可图，个人自然会放弃他的创造性，整个社会也不再是一个有创造性的社会。从具体而言，当年纳粹德国将那么多犹太人逮捕与关押起来，并不试图使用它们去创造任何财富，“令人难以置信的恐怖和他们在经济上的无用紧密联系在一起。纳粹将这种无用在战争期间推到反功利的极点，尽管缺少建筑材料和圆木，他们仍然建造了巨大的、成本昂贵的死亡工厂，将几百万人运来运去。”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如是写道。纳粹并不指望从犹太人这里获得劳动力与兵力，当它的前线吃紧时，宁可组织“希特勒青年师”，将八到十七岁的青年都组织起来上前线，让犹太人与战俘闲着。而苏联的“古拉格群岛”，前后数千万的被关押者从事的是极端无用的劳动，对苏联的经济没有任何一点帮助。在中国，“割资本主义尾巴”、反对“投机倒把”，将所有商业创造全部扼杀。所以极权主义有着自毁性的反利益、反利润、反商业性。
　　在文化方面的反创造。按阿伦特所提供的说法，希特勒上台之前，虽然并未废除旧的宪法，但一直弃之而不用。斯大林曾于1936年发布了全新的、精心构思的宪法，让国际与国内都欢呼这一事件，但是，它变成了大清洗的序曲，从那时起，这部宪法虽然未遭遇废止，但与希特勒一样，再也没有被使用过。而参加制定宪法的人，后来都作为叛国者被处决了。在中国，宪法制定之后，到目前为止，它基本是没有发挥任何一点作用。这种对国家基本宪法的漠视甚至反对，与极权主义本质是一种运动有关系。这种反创造性还表现在文艺的“主旋律”上，凡是有主旋律的国家都是极权国家，它的文艺在全球也是最没有创造性的，最落后的。比如中国！
　　这种非创造性的出现，重要起源过程，就与经济上的计划有关，与摒击市场经济而倡导计划经济有关。全面控制与计划经济目的是好的，为了让所有人民都过上好日子，但是，目的的正确不能证明手段的合理，在目的达到之前，手段就产生了屠杀与役奴，所以，虽然社会主义“理所当然激起了最伟大的憧憬”，我们也必然要否定它。当米塞斯说这些话的时候，他还没有看见社会主义实现之后的惨象，而我们则是经历了社会主义整个阶段。目前的中国，正处于极权崩溃而步入帝国主义时代的路上。它的海外投资、建立经济殖民地，正是帝国主义的鲜明特点。而它的富足则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结果，而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本质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果。如果我们富了一些，那也得感谢市场经济，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