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窝
 编辑按：语言朴实，富有浓郁地方特色；人物形象鲜明，一对酒窝将世间人情冷暖刻画的淋漓尽致。
（一） 八五年春天，脑畔上的榆钱花开得正浓，黄土映得更黄，院子也照着金灿灿。 我大圪蹴在春灶上吃烟。 正是早晨村中炊烟袅袅的时候，布谷鸟（家乡人都叫它“姑姑裤”，它叫得好听。）就在那黄榆钱中悠闲地叫着。然后是呱呱坠地的一个声音破窗而出，那声音经过榆钱花的过滤清脆地传出一些距离，传入村中能听得到的人们的耳朵里，那是我的声音。 那一年我大四十五岁，我妈四十三岁，于是他们商量说不要我了，我姑姑死活不行，用一块烂毯子将我包了起来。 我大我妈还是要了我。起初我是没有名字的，我大喊我“福福”，我妈叫我“蛋蛋”，这称呼后来成为“三三”，因为我有一哥一姐。村里人都喊我“三三”，就是现在，“张世成”几乎他们都是不叫的。 这么说我是对我大我妈有成见了？不！我理解他们，虽说晚来得子幸福，却后添之子也烦，更何况那时的我们村和我们村的生活很是不景气。后来他们也说晚来得子幸福，欣欣然接受了我，对我百般疼爱。这个家真好，脑畔上的榆钱每年都开，开得漂亮，我总会捋着吃，现在回想，就是当今的麦当劳也不及它爽口。 （二） 隐约记得榆钱又黄了，那一年哥哥娶媳妇，1000瓦的电灯泡直从脑畔上的榆钱树挂到院子里。那么大的灯泡真希奇，窑内的灯泡是15瓦的，我觉得挂外面的那个又大又亮的是太阳，大哥以后白天黑夜都能清楚地看到路。我大嫂那天是新媳妇，1000瓦的灯泡下，我看见她脸是红的，衣服是红的，鞋是红的，整个人也都是红的。大哥那天一直在笑。 我以后就喊她大嫂，她长得真好看，脸上有一对深深的酒窝，那对酒窝一笑就会出现。我们家又多了一个喊大喊妈的人，她喊的比我们好听，人们都这么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要高兴，可能是她和我一样喊我大我妈吧？而且喊的就比我亲。 后来我哥我嫂和我们分开住了，我嫂还就像我一样喊我大我妈，但还是好听。她不对我笑，她喊我到她家吃饭，我有时候去，端了饭碗圪蹴在院子里吃，吃完了就回去，不说话。有时候不去，我哥我嫂都说我怪——不说话！ 慢慢地我越来越怪了，怎么也不去了，因为我嫂不笑了，所以她的那两个酒窝也就看不到了。有好几次我听到锅碗瓢盆碎裂的声音从大哥大嫂的窑内传出来，我就躲在我大背后惊慌地睡去。可是那乱七八糟的声音一天比一天多了，我哥我嫂吵得要命，白天黑夜地吵。我大就过去和他们说话，我不敢过去看他们为什么要让锅碗瓢盆乱七八糟地响，也不知道我大和他们说了些什么，每次我大都是一句话也不说，叹着长气。 第二年春天，脑畔上的榆钱花还是开了，过了一段时间就变白，风一吹一片片都落在院子里。 我在院子里和老白狗玩，它用爪子拨拉掉下来的叶子，有时候也舔我的脸。突然乱七八糟的声音又响了，从门里飞出一个东西来，我一看是大哥新买的收音机，砸得七凌八乱，我吓了一跳。自从那天后有好几天我没再听到乱七八糟的声音，听我大我妈说我嫂回家去了，我不知道她在家为什么还要回家。我大说：“她回娘家去了！”我哥去找她，找了两次，我嫂不回来，第三次我哥和我大要了200元钱，买了一个金项圈，又去找我嫂。那次我嫂回来了，我又看见了我嫂脸上的两个酒窝了，还是那么好看。我嫂又像我一样喊我大我妈，她回来时还摸了摸老白狗。 （三） 脑畔上的榆钱还是开得金灿灿的，那一年我上了小学，我大说念书能有出息。我经常能看见村长上衣兜中别着一支钢笔，露出个笔帽来。 我大说：“有文化的人都别着笔。” 我认为别一支笔的人很厉害，因为村长经常念报纸，那些黑字我认不得，好多人也认不得，他别上了笔就可以认得。 我大问我：“三三，想不想念书？” 我很想念书，因为我也想在口袋里别上一支钢笔，铅笔也行。 我去念书了，自从那次大哥买了金项圈，我再也没听到乱七八糟的声音。所以我经常能看到大嫂的两个酒窝，很好看。 第三年大嫂生了妮妮，我比她大七岁。 我大说：“你是妮妮的小叔，妮妮是你侄女。” 我不懂，但是两年后懂了，我要经常帮大哥大嫂照顾妮妮，因为我是妮妮的小叔。可她总爱哭，抱累了我就把她放下，一放下她就哭，于是我只能抱着她，大部分的时间是我和妮妮一起哭。 我嫂说：“她哭你就抱着她，别让她哭。” 可我抱久了就抱不动了。有一次不小心让妮妮碰到了头，她就哭，哭得很厉害。我嫂第一次骂我，她骂人时脸上的酒窝也会消失，而且她也不再好看。 晚上我还是听到了乱七八糟的声音，我大还去了，一会儿又一言不发地回来。不多时我听到我嫂在外边破口大骂，好像是在骂我大：“你养的些啥儿子……” 我大气急败坏地没有言语，我嫂就在外面骂，越骂越凶。终于我大忍不住了，就往外跑，我妈和我姐赶紧堵在门上，看她们都堵在门上，我也过去堵。我大就像一头狮子推开了我们，从门上往外爬，还踩了我一脚，那个烟锅子被他在锅台上砸断了。大姐哭得很伤心，我在大哥结婚那天也看到大姐这样哭过。 那天大姐给我端来一碗粉汤，我看到大姐眼角挂着泪滴。 我问：“大姐，大哥笑，你为什么要哭啊？” 大姐摸摸我的头说：“三子乖，快吃，要凉了。” 我又想起大姐出嫁那天她也是一步一回头地哭着离开的。 那会家里穷，大哥二十几了还没娶到媳妇，为了大哥娶媳妇，就把大姐许给一穷二白的杜家，她的彩礼成了后来娶大嫂的彩礼。 大哥对大姐说：“霞子，有我一口菜汤喝，你就饿不死！” 我妈经常对我说这句话。 说来大姐是可怜的，两个外甥还小的时候，姐夫因意外事故撒手而去。为了两个同样可怜的孩子，大姐不得不改嫁。 黄风天昏地暗地刮着，黑乌鸦乱七八糟地飞。那晚我再一次听到了那掺杂着乌鸦叫声的锅碗瓢盆碎裂的乱七八糟的声音。大嫂因为大姐改嫁而没见彩礼同大哥缠打，但是大姐改嫁未曾要得半点彩礼，她只是想让一双儿女快点长大。自此大哥大嫂和大姐行同陌路，大姐曾努力解释过，大嫂就向大哥开刀：“我没得招待，把你剁着下锅！” 从那时起我知道农村有“兄妹成仇”这么一个词语，不知道城里是不是也有？ 我还在上学，脑畔上的榆钱开了谢，谢了开，常能听到乱七八糟的声音，转眼小学毕业了。 （四） 九九年我上初中，那一年我发现脑畔上的榆钱破 天荒地没有开花。 母亲说：“树和人一样，累了就该歇息。” 五月父亲病了，常年劳苦的他整个人憔悴了很多，头发从黑变黄，由黄成白，而且那一病再也没能起来。每个周末回家我总能看到大嫂，大嫂跑前跑后，面带笑容，可是那对酒窝不再那么深，那么好看了。那年我十四岁，还是很少说话。 九月父亲走了，我总认为“人和树一样，累了就该歇息”，父亲只是短暂地离开，会回来的。大嫂搜肠刮肚地哭，那声音像我以前听到的“乱七八糟”的声音，也同没有润滑油的发动机发出的干裂的声音。送走父亲后我想父亲不该走，六十岁并未老，但心中又踏实着，父亲在时听到的乱七八糟的锅碗瓢盆的声音太多、太吵，他该歇息了。 有一点我百思不得其解，那便是父亲病时的几个月我每周回去都能见到大嫂喊大喊妈，乐此不疲地料理杂务。那是有悖常理的。 终于这个疑惑于两天后父亲遗产分配时，我在墙角的玉米袋上想通了。说是遗产分配，父亲除了上百棵粗壮的梧桐外也无甚遗产可分。我就躺在墙角的玉米袋上听他们说话。 母亲是个精明的人，她没有将父亲的“遗产”瓜分，只说了一句：“三三还小，还要念书，这点破家当不分也罢！” 村人亲戚们都说：“留下一老一小实也凄惶，不要分了。” 大哥看了看嫂子，也看了看我说：“长兄为父，这也不是啥金银财宝，咱不分，三三有我照顾。” 大嫂推门离去，嘴噘得老高。我发现大嫂的酒窝越来越浅了，身体也发胖了。 我仍在上学，父亲说“上学能有出息”，母亲就艰苦地劳作。“遗产分配”后遗症日益严重。 周末回去母亲哽咽着跟我说：“前天你嫂子和我借钱，我没有钱给她借，她就擦边着骂老骂小。” 我没有说话，因为根本无话可说。 母亲又说：“你嫂说不要让你念书了，庄户人家识两个字，会算账就行。” 我还是无话可说。 母亲还说：“我就是拼了老命也要把你供成就。” 初中三年就那样以一种“乱七八糟”的印象过去，我只记得母亲的眼泪，还有大嫂变形的一对酒窝。 零二年我到县城求学，妮妮也上了学。 寒假回去时我问妮妮的成绩，大嫂说：“张家祖坟里埋进了老山羊，哪个也念不出啥气候来！” 妮妮一个劲地哭。 我心中有一股浓浓的仇恨，但只能将其压在心底，想：张家的祖坟里不会埋进老山羊，即使埋进去了我也会把它刨出来。 回家的次数少了，自然也听不到那乱七八糟的声音了。不过可以想象，那种声音应该不会再出现了，因为大嫂已是一个爱家的大嫂了，至少她对家中一盆一碗的态度和她摔门噘嘴的那个镜头是可以这样解释的。可是每次回家总要面对母亲的哭泣，这还是离不开大嫂。 母亲说：“难道张家祖坟里真埋进老山羊了？要不咋会这样！” 我没有丁点眼泪，只是心头揪结着一股难受。所以我很想回家，又怕回家，回家的感觉好也不好。 （五） 大嫂在我面前没有任何言语，我在大嫂面前同样不会说话，可也有说话的时候，这种说话还会成为不说话。 我家的那辆平板车朽坏了，大哥请匠人赶制了辆新的。关于车子的使用权，大嫂不介意母亲使用，但在无形中也控制着次数。 那日我回到家时，母亲告诉我说：“早上你嫂子还用车拉水，她拉完我去拉时就说车坏了。我看那没有坏，她不想让我用。” 听说大嫂和母亲发生了争执。 我说过母亲是个精明好强的人，她就把骡子拉走了，说：“车是你的，骡子是他大传下来的，谁也别用。” 我认为这是个误会，大嫂也不至于苛刻到如此境地。 下午大哥说车子修好了，我去拉车，本想向大嫂解释一下，可是大嫂似乎不喜欢我的解释。我从未见过她那日的骂态，全没了1000瓦灯泡下她的姿态。 尽管我在竭力向大嫂赔着不是，她终究不让我将车拉走。我看大哥，大哥看我也看看大嫂，然后扬扬手说：“你拉！你拉！” 大嫂骂了，骂母亲，骂我了：“让她来拉，简直就是红口白牙说瞎话，我吃饱了撑着说车坏了？你算啥！你叫她来拉！” 我完全没有力气再去拉车了，而所有的力量全到了心中，到了嗓门，也许会爆破，可还是抑制了那股劲。大嫂和母亲的争执是误会，可这误会也非一日两日便可成就,根深蒂固了。 我将涌向眼角的泪倒挤入喉咙，“大嫂，我给你赔过不是，你不能得理不饶人啊！” 大嫂更怒了：“什么得理不饶人？你让她来说！” 我只能放下端起的车辕，转身离开。 大嫂追出门外：“还是个念书的？你们张家祖坟里埋进了老山羊，我看你能念出个什么来？” 我再难抑制住眼中的泪、口中的气：“你们家祖坟才埋进了老山羊！” 那天骂得很凶，大嫂骂我，我也骂大嫂，但是我知道这是无法压制她那快言快语的骂。可我不愿她一再认为“张家祖坟里埋进了老山羊”。 大哥自始自终没说一句话，自个儿摆弄院中的水龙头，邻居嫂子拉着我离开。 “我还以为两口子吵架呢。” 我却知道，多少年来大哥说的话比我还少，像那天那样的“对话”，他从来没有经过。因为每次他总是在一旁一言不发地摆弄什么，或是坏了的凳子，亦或是院子里的那个水龙头。 我清楚地记得我和母亲进城买车轮的那一天。公交上母亲因为晕车一直在吐，我只能拉着母亲步行。 严冬的大街上行人如织，北风呼啸，母亲干枯的眼睛结满了冰粒，不断地重复着一句话：“老命，你要好好读书，早点离开这个地方。” 那天我扛着车轮走得飞快，也走得很狠，似乎想踏碎脚下的水泥路面。 脑畔上的榆钱一年比一年少了，老榆树一年比一年弯曲，我想它会死掉的。可是第二年它还是开着，那样黄灿灿地开在我们的头顶上，根上抽出一大片新苗，这两年较大者也开出榆钱花来，嫩黄嫩黄的。 我和大嫂应该两年没有说话了，甚至我让这两年两个人不再接头。不知是继承了母亲的性格，还是张家祖上的作风，我会固执也小气地不与大嫂对话，或者每一个同我没有必要对话的人。可这种“不去对话”又是没有必要的。 大学报到的前一天晚上，大哥对我说：“三三，这么多年来我们家这样乌烟瘴气的，我都无颜活在这世上了。晚上到我那去吃顿饭，去上学了我心里也宽慰些。” 大哥走后母亲说：“怎说也是亲兄弟，你就去吧。” 我本不想去的，可我还是去了，凭母亲那句话，还有这些年来不是锅碗瓢盆发出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声音，我很希望那种声音永远地消失。 那晚我向大嫂打招呼，她热情，但我知道她心中还压着一些话想对我说，预料之中，毕竟得撑起大者的那份面子。 “是你们娘俩和我过不去，可是你终究还得我们帮忙，要不你这大学怎么上？” “这个亲，那个亲，还是哥哥亲吧？” …… 我想起了大姐和姐夫，这些年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不但上不了学，精神也会崩溃。他们隔三岔五的照料和叮咛让我坚忍着走到现在，也立志走得更远，眼泪不由自主地滚落下来。 “你别哭，过去的都过去了，我是大者，我不计，以后我们都不要这样。今天就是你不来，这5000块钱我也会借给你的。” 其实我那天去时并未想让大嫂借我5000或10000，多少年了，当从起初的不说话到有时甚至想笑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这个家太冷淡了，也很可怜。我只希望张家的祖坟里没有埋入老山羊，只希望大嫂能说“以后我们都别这样”。 此刻我还注意到大嫂脸上的那对酒窝：老了些，浅了些，不知是否真诚，却还清晰、真切，还是好看的酒窝。  本文共有 篇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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