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伯南山问总经济师刘延忠，这项产品该不该投产，适不适宜作为公司的三产，这个问题在刘延忠那里卡了壳，他也不想想，他问刘延忠，刘延忠又会去问谁，刘延忠他有本事吗？，他肚子里有学问，到了关键时刻他就傻眼了。他能有什么学问，他就知道背那些公式，什么剩余价值理论哪，决策树模型哪!这些东西在田叶看来只能用于工人拿着铁锹挖地沟的生产阶段，一台机床一万块，刘延忠可以告诉人们十台机床十万块，问他一下数控机床于明年的销路，刘总经济师就蒙了。
　　所以田叶看不起这位总经济师。田叶说：经济学是一门最没有用的学问，学了反而不如不学。然后田叶就又跟经营科的同事举例子：大家都知道价值规律是怎么回事吧!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吗!供不应求价格上扬，供过于求价格下跌，这道理谁又能不懂呢，没上过学的农民也肯定懂，但学了也不起指导作用，我们当然明白供求平衡可以有最大的经济效益，但谁也找不到这样一模型，可以代表价值规律计划我们的生产。实际情况就是：我们处于波谷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完了，撞车了，你生产我也生产，你从意大利引进一条空调生产线哪里想到同时有上千个厂家从德、日、美、法……引进了同样甚至更先进的生产线，而当我们处在波峰的时候，谁都不会相信竟会有经济萧条的时候。所以说：价值规律是经济学家对经济无可奈何的规律，价值规律根本就没有任何规律可循，我们根本就找不到这样一个规律，可以帮助我们预测我们的生产。有些人一辈子找经济周期，临死的时候也没有找到，他刘延忠一个小经济师，怎么可能找得到!
　　所以按照田叶的理论，至少在刘延忠的眼里，他这个总经济师的位置是该让位的了。刘延忠也委屈，他这么大的一个经济学博士，学出来可不容易，他还留过洋，可经田叶嘴里一说，竟然连个屁都不值，你说他冤不冤，简直比窦娥还冤。
　　这就不能不让他对田叶耿耿于怀，一个人如果有才华，心胸自然也宽广，假如他有金庸笔下令弧冲的本事，身负绝艺独孤九剑，人家一出招他就能找到破绽，那么他也就什么都不会放在心上了，可刘延忠有学历，有文凭，就是没能自己独到的本事，他只好党同伐异，走排除异己之路。他从大山里混出来，好不容易得到今天的地位，怎么能忍得下对自己行业的半点轻视。
　　刘延忠以前曾当过兵，闹过许多让人笑掉大牙的笑话，也是穷地方出来的小伙子确实见不得大姑娘，他当初随军队进城驻扎以后，果然就犯在这种事上了。那一天他一个去逛市场，眼睛都直了，见前面有个姑娘排队买菜，他也凑上去排在人家姑娘后面，排队的往前走，他也就跟着往前拱，用那个东西一蹭一蹭，姑娘当时也没有言语，人家有主意，排到前面买了菜以后就对他说：“同志，你帮我拿一下东西我去去就回”，说完就交给他大兜子的东西，然后直接奔了派出所。当时的刘延忠可真称得上是个傻大兵，他还在那儿没头没脑地等着，直到派出所的民警来了他才知道上了当。
　　到了派出所刘延忠愣是不承认，民警同志说你不是不承认吗，那就脱下来看看，把他的裤衩扒下来一看，都湿了，证据确凿铁证如山，他的团长收到消息一想，不管怎么说也是我的人，先把人领回来再说吧。年青的刘延忠被领回来以后自然定了个开除的处分。在那段军队进城驻扎的日子，象这样因为沾惹大姑娘而开除军籍的大兵是有的，这自然也算不上什么品质问题，不过青年的刘延忠很争气，他后来竟考上了大学。
　　刘延忠成了宏达的总经济师以后，他以前的毛病还没有改多少，这恐怕就成了品质问题了，他同伯南山晚上一道去嫖娼，黑灯瞎火地摸进去，用打火机一个一个挨着照，哪个中意就挑那个，这些妓女在昏暗的光线下一个个跟狼似的。田叶觉得：有这么高文化程度的刘经济师实不该如此模样的，他和文化人谈不到一块去，却能和伯南山这种大老粗混在一起。田叶恐怕一辈子也做不到这一点，田叶和伯南山完全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人。田叶有了钱，他会丰富自己的精神食粮，买很多很多的书，研究很深的学问，但伯南山如果有了钱，有了地位，根本不能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来判断，他有了钱而会变本加厉地去吃、去喝、去嫖和赌，伯南山和刘延忠这些人的存在，是对大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一种重大反驳和侮辱。田叶与伯南山有种天生的反相，正如猫和狗历来就反相一样，田叶是猫，他见不狗模样，更不用说和狗一起去吃喝嫖赌了。
　　宏达推行全面质量管理以后，刘总经理师又与财务主任弄出个数字增效四十万来，把刚刚上任科长的田叶吓了一跳，咱们公司利润也不过一百万，还老嚷着扭亏什么的，这数字可别弄出什么乱子来!但刘总经济师却不屑一顾：“没事!你没看报纸吗!哪个企业不跟咱们一样，评先树优谁不是瞎报，就算出事也可以往下推吗!数字是他们报上来的，我只是统计。”田叶却在心里说：没有你的授意他们谁敢胡报，质量管理本是好东西，可到了宏达就变模样了，就好象什么方法都跟水壶一样，提了来就可以用，随便找些人培训培训，弄些假报表数字效益就出来了。刘总经济师，财务主任、伯南山，许多许多的人都想得通，田叶却想不通，他居然向质量管理委员会反映，反映后的结果自然可想而知，把刘总经济师惹恼了，刘延忠开始对田叶记仇。
　　在田叶任科长的这段时间内，他招惹的自然也不仅仅是刘延忠一个人，财务主任也不能例外，他也对田叶有了意见，田叶意欲在企业内引入内部审计，那财务主任岂肯同意，多少年了都是自己监督自己，怎么能找些挑毛病的大爷回来。但话又说回来，没有审计内部监督也确确实实就是空谈，财务主任也不能不承认这一点，两个就顶上了牛，财务主任不相信斗不过田叶，毕竟所有的帐目都由伯经理过了目了吗，田叶又年轻，理他干吗!人年轻就会浮躁，浮躁就会使改革的措施流于纸上谈兵，田叶肯定会有倒霉的时候，所以一想到这里，财务主任虽然恨田叶恨得要死，但却从不表现出来，他从不说田叶的坏话，倒是见了田叶的面一个劲地跟开玩笑，把田叶气得简直快要死掉。
　　作为宏达公司公司的经营科长，田叶一直非常关注其他同行业公司的改革举措，一家外省市同行业企业为了开拓市场而提出在施工队中取消带班干部的举措，实施后很快有了明显的效果，田叶他不愿错过个机会，他也要这样做，而推行这项改革举措，田叶又看好伯风的施工队，在经营科长的命令下，伯风不得不硬着头皮接下了这项差事。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伯风伯队长自然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就早思了：我的队伍里有小班人员，有大班人员，还有大班干部。我这里说的怕谓小班，指的是几个班组轮流作业，以使生产全天二十四小时不可以停下来的工人，大班则是指那些干二十二天休八天的小班头头，大班人员通常一直跟随施工队东跑西窜，剩下的就只有大班干部了，大班干部具有很大的权力，不过按照制度，他们理应当跟随小班轮流盯班劳动，田叶要取消的就是这帮不劳动的大班干部。但伯风自有办法，他一有机会就会让大班上去顶小班，并美其名曰取消“带班干部”。在田叶眼里，大班就是大班，干部就是干部，大班里面包括干部，干部里面却还容纳不下大班，大班充其量只能算是大班的工人，但按国家规定来讲，我们是不承认大班也是干部的。所以理应取消的不是大班，而是大班里面的干部，伯风自己就是干部，他怎么肯自己天天去跟班劳动，他因此想了这个办法，利用了大班也是干部的含混认识，即平息了这次改革的纷争，又把因改革引起的仇恨引到了田叶的身上。果然，经过这次改革失败以后，田叶在基层的威信几乎完全垮掉了，没一个大班不骂田叶的。
　　基层群众威信的丧失，还不至于让田叶被人坏掉，伯南山便想到了工会李主席。李主席与蒋副经理私下里通了气，蒋副经理神秘兮兮地对李主席说：“李主席，田科长可说你的坏话了”，李主席问：“哦!什么坏话?”蒋副经理随后就掏出了下面早已准备好的话：“他说你是委派出来的，没有群众基础，应当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再选一个出来”，李主席心里就咯噔一下，通完气马上就派心腹去查田叶，果然，田叶说过类似的话，比如田叶说现而今的工会不办实事，工会工会不由工人说了算，反而由伯南山和蒋副经理说了算，另外田叶还到处诽谤他：说他不民主、不深入、发号施令，脱离群众，使工会成了少数领导干部的工会。李主席怒气冲天，他当下里就暗自决定，联合这少数领导干部坏了田叶，一定要除掉这个心腹之患。

　　14
　　伯南山长得跟猪一样，只不过他不是一头家猪，而是一头野猪，不但肥头大耳。而且凶面獠牙，这么说一般人还不会相信，但你没见过就不可以相信世界上有这种人，这种人其实世界上还很多，张普泽偏偏不幸就遇上了这种人。张普泽毕业以后主动申请去基层锻炼，从此就分配到了伯风的施工队里，开始了他梦见小人的噩梦生涯。
　　梦见小人是多数人进入社会的必有的经历，如果说谁跨入社会还未曾遇见过小人，那说明他还没有遇到过大的人生挫折。在张普泽在基层锻炼的日子，他做一个奇怪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梦：他梦见他拿着一把刀宰了一头肥猪，他剖开那头肥猪的肚皮，看见了满腹腔的黄嘟嘟的脂肪，他割了一刀又一刀，割了一刀又一刀，还没有割到脂肪，就把他给累醒了。弗洛伊德说：梦表现为未被实现的愿望，如果这种愿望是被压抑的，它就以伪装的形式反映出来。我真是羡慕张普泽，因为那种杀猪的快感以及刀沿皮肉兹兹依依的游动声音，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得到的，但张普泽却有完全相反的意见，他说：代价太大了，这种快感不享受也罢。
　　伯风心眼儿小，张普泽能够理解，他已经快四十的人了，他根本经受不起太大的折腾，伯风要么捞一把走人，要么向上级积累自己的政治资本，他的心眼儿不能不小起来，他不可能不嫉贤妒能，所以筛子上的网眼虽小，却不会有他的心眼儿小。张普泽为了不愿梦见他，只好从商店里买了两条烟和一瓶酒，送到了伯风的家里，当时伯风伯队长的脸色马上就变了，张普泽很少见过他开心地笑过，那天他却咧开大嘴开心地笑了，但这时张普泽眼里的伯风已不再象头猪了，而是更象一头狗，天下的领导难道都是这样？只有给他们几根象样骨头，他们才会对你好起来？
　　什么是表里不一，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是其中之一，貌似公正不阿，实则虎狼其心则是另外一种，伯风是张普泽见过的最表里不一的人，便他却能够将这种表里不一的两张脸完全一致地融合在一起，让人不得不配服他确实是个出色的表演家。他在处罚老实人时会这么训人，你干吗吗不行，几次三番逃岗脱岗这都没罚你，这次你又受了工伤，不过看在你平日里干活任劳任怨，表现又不错，以前就算了，不过这次我处罚你。伯风的话就显出了水平。明明是他变着法找喳罚职工钱玩，却能让被罚的人心有内疚无地自容，尽管一张猪脸杀机毕露，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却又能以家长似慈爱表现出来，然而，如果有谁真得不成钢的话，也是他伯队长一心一意地恨出来的。说你不成钢你就不成钢，成了钢你也不成钢，不成钢也是个观念问题，重复太多就会成为现实。
　　在张普泽的印象中，伯风只不过是个小基层队长而已，宏达公司最小的官儿就是他了，但他却是职工眼里最凶的人。他自己也曾说过：“我伯风不够揍起来比谁都不够揍”，他自己都承认自己欠揍，却没有人敢去揍他，这一点就证明他比别的队长强，别的队长处事不公，职工有的上前敢去揍他一巴掌，而伯风今天罚，明天扣，专挑烟头儿防盗的破事儿数落小班，小班的工人们连个屁都不敢放。也是，最大的家贼就坐在那儿，你说你是捉也捉不捉，想捉吧又没那个胆量，不捉吧他又数落你防盗意识不强，这年头儿人真是难做。
　　所以职工们就有很大的情绪，职工们分为老实人和不老实人两大类，老实人的情绪就明显地大于不老实的人的情绪。老实的职工我们是一定见过的，枯燥的生活使很多很多的人变得很老实，不但从行为举止上老实，而且也从人的心理上使人变得循规蹈距。有那么一个老实人，却让张普泽记恨一辈子，这倒不是这个老实人得罪了他，而是间接地害了他，他到伯风的施工队当实习技术员，却让这个老实人害得他实习了三个月工人，换了谁谁都会记恨这件事的。
　　这个老实人出一次事故。出了事故也就罢了，反正天塌了有个大的顶着，伯风又权大责大，他又是当班的干部，自然得有他来全部负责。宏达企业的管理虽然说比过去已经提高了很多了，但在我年青的那个时代，哪个队伍出了事故，马上就会有人去追究责任，然后责任人就会站在大喇叭前做长篇检查，羞臊羞臊责任事故者。这种过去的管理方式会制造替罪羊，当年的小蒋就是这种管理制度的牺牲品，但这个老实人就有所不同了，他出了事故以后，上面却只来了一个工程师、三下五除二没用两天的时间就把事故处理完了。上面自然不会关心谁的责任，他们关心的是怎样尽快地处理完事故，以把事故损失降低到最低的程度。老实人揽不上什么责任，但张普泽也根本管不着，但这个人又在第二天受了工伤，这才是招张普泽恨的地方。工伤有两种，有自伤有他伤，你说他属于哪一种?他手指头尖儿尖儿骨折一拍屁股走了，他那个岗位谁去顶，一个萝卜一个坑，只有张普泽正实习，只好由他去顶了，这个老实人如果不回来，张普泽一时还上不了实习岗。
　　张普泽干了大约有三个月工人，他就恨这个老实巴交的工人怎么会出事故，他怎么会受工伤，对呀!他为什么又受了工伤?心理上有压力，压力呢又来源于事故，这么认真踏实的人怎么会出事故，问题的根源就出在这里，他有情绪，他为什么会有情绪?伯风平常老跟他过不去，伯风有个毛病，好跟老实人过不去，欺软怕硬，专门挑软的欺负，这人老被伯风扣钱数落，他怎么可能会没情绪!
　　在一次交接班会议上，伯风数落了那个老实人大概有半个小时，为的就是他忘了给柴油罐盖盖儿的事。伯风最后问他：“你说，我该怎么处理你，让你自己说”。老实人就不吭声，伯风继续活动他的大嘴说：“你说，告诉你，我可没什么耐心，你可别让我发火啊!”老实人看这么下去总不是回事儿，大家伙都等着下班呢，我这不是耽误大家休息吗!他就对伯风说：“罚我吧!”伯风又接着问罚多少，老实人心想罚多少怎么由我来定，这队长什么时候添这毛病，罚钱多少由被罚人来定，心想说少了他肯定不依不饶，说一百吧!就这样，这老实人一个汗珠子掉在地上摔八瓣的血汗钱就少了一百块，一个月有几个一百块，就因为忘了把一个盖儿给罐盖上。这一百块自然也不会真入帐，谁罚的钱入谁的帐，不然他干吗要隔三岔五的罚钱呢?
　　这老实人有情绪你就不能不理解，但不老实的人情绪也是有的，如果一个人工作的时候不是被当成机器就是被人当成畜牲，他又怎么可能会没情绪。在张普泽看来，动不动就数落骂人，每个人都带着情绪上岗，这如果不是一种最糟糕的管理方式，又能是什么呢，已经九十年代了，他沿用的还是一种家庭小作坊式的管理方式，他不在的时候，大班小班多愉快，该休息时就休息，该干活儿的时候就干活，他一回来就完全变了，没活儿也有活儿，没事儿也出事，本来不困的人也发困，本来好好的就发生了重大责任事故，那个老实人损失就过了万。田叶找他谈心，作为经营科长，他语重心长地告诉伯风：领导者给人工作上的压力是可以的，便不能压的太厉害，好象人人都是掐着脖子被驱使着干活一样，性质已经变了，经营者要有良好的人际关系，甚至在企业之外，人人也都应该追求如此。你却不那样，你不能跟伯经理学，伯经常和你一样，一个作风，希望人人见了他都象老鼠见了猫一样，我知道你和伯南山的关系，但你不能和他学，这样会害了你，但田叶的话伯风是听不进去的，在行在理的话对有些人也是听不时去的，因为有些人已经完全定了型，如同我们中国人不讲真话爱讲假话已经定了型一样，这是一种塑性变化，而不是弹性变化，工程力学上说，物体发生弹性变形可以恢复，塑性变形却不然。
　　田叶干了半年科长就辞职了，伯风自然还是老样子，但伯风的专制作风到了伯经理下台前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达到了令外行人和同行惊奇异常的地步，他搞了一种令人发指的倒班制度，称之为三班两倒，田叶纳闷得很，他听说过四班两倒，听说过四班三倒，还有五班三倒，每种倒班制度都符合劳动法，每种倒班制度都与国家的劳动时间相吻合，唯独未听说过三班两倒。三班两倒据说是伯风的一大创举，他的创举就是在于让工人无偿奉献了每个月多达六十个小时的劳动却没有人敢当面骂他。何谓三班两倒，一个施工队分成三个班组，两个班组在队轮流作业，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一个月工作二十天，这就是三班两倒，三班两倒经过了伯南山的同意，所以他连《劳动法》也敢惹，贯彻这种倒班制度必须得到工人们的支持，这就需要团支书代表工人们强烈要求实行三班两倒，那团支书只不过是个小工人，让他代表他敢不代表，他最后倒是代表了，只不过事后没几个工人再搭理他。实施三班两倒给伯风带来了突飞猛进的效益，把伯风乐得合不上嘴，工人们可能看到他嘴角天天笑到了后耳朵根儿。但工人们就不乐意了，大片大片的匿名信满天飞，满天飞的匿名信最后又落到了伯风的手里，伯风便怀疑上了四个人。在基层干部会议上，他沾沾自喜又满有把握地对其他几个干部说：“写这匿名信的人不会超过四个人，他们四个对三班两倒一向意见很大，而且这四个人我是挨着个谈过话的”。当然伯风和工人们谈话实际上从来都是训话，他一向都是打是疼骂是爱但工人们谁都不领他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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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普泽既老实，也不老实，他表面上老实，背地里却不老实，他在实习工人的那三个月，头脑冷静了很多，我们知道孔仲尼厄而作春秋，司马迁受宫刑才写出史记，张普泽也写出了些东西，直到他离开宏达以后，伯风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恨张普泽恨得要死，这种事谁遇上谁都不一样的，谁愿意自己的牢骚被写出来却始终被蒙在鼓里。写出来也就罢了，但张普泽还有一种发表欲，一种言论癖，拿着文章到处找人看，结果落得个主动要求下岗的下场。在那种情况下，其实没有这当子事儿，他也早就憋着要下岗了，他的情绪不比工人们少多少，他在基层队实习，几年下来雨鞋雨衣等许多发的劳保品竟然没有发下来，这使张普泽的情绪与日俱增，他一个外地人，举目无亲，那种凄凉无助的感受怎么会不让他有情绪，只不过他有情绪，他会求助于日记，而那个老实人有情绪，就搬起了石头砸起了自己的手指头尖儿。
　　张普泽是不能向上反映他的劳保品给扣了的，上面一听，噢!扣了!那就真扣了呗!这种事又不是没有发生过，有位工人师傅找伯风，说他的奖金发得不对，伯风说：是吗!，是不对!我给你多发了两百块，就这么着钱没要回来，倒扣了不少钞票。别以为那帮二线的人有多么样的风格高尚，他们也一样，成天都在琢磨怎么样才能捞到钱，发劳保的也想啊：这钱怎么才能到手呢，一年六次，我给这帮家伙发五次，谁能看出来，他把别人当傻子，其实这世界上哪有傻子，张普泽自然也不是，他恨得牙根儿痒痒。
　　我离职的时候，我相信许多人也都是把我当傻子的，我想，如果老邓不是在那时候提出干部要四化尤其是知识化年青化的口号，伯南山也不会相信小蒋的话，打死他他都不会相信，我这么一个人也会跟他抢位子。但我辞职并不是因为我傻，而是命，如今这种命又转移到了年青的张普泽身上，他受够了伯风这种人，伯风压了他两年，古人云：上不用我，即亡。如果一个领导人要想压人，他就会暂时地不用你，他一年不用你，你就会丧失工作的自信，两年不用你，你就完全变成傻子，三年不用你，你无论是什么人都会开始堕落的。他看你已经随落，再决定起用你，你却不胜任，这就有了他让你下岗的理由。张普泽的才气不但让伯风妒嫉，也让周围的人妒嫉，他已经渐渐地感到了自己的被排斥，既然迟早都要下岗，不如主动一点儿，这总比被别人赶出去要强吧!
　　伯风的嘴脸让人无法忍爱，这也就算了，他还护设备，就象狗护食一样，队里由公司发下来的电脑他霸着不让别人，仅管公司多次号召推广应用软件，但他不懂，他不懂也霸着，电脑在他手虽不能用来辅助生产，但玩个游戏总该可以的吧!没事时候扫个地雷玩上红心大战。张普泽知道全国上下成千上万的国有企业都购置了电脑，成千上万的电脑都落了伯风这种人手上，国有资产它怎么可能会不流失，决策者的失误再加上使用者的傻子，流失就是从这帮傻子们开始的。他们虽然傻，但也是丝毫得不在乎，人家有黄盘看，但张普泽就没有黄盘看，他只能到书店旧摊里去搜寻，那些半黄半挑逗的文字情节，人家却能够在最现代化的办公设备上看到完全用真人模拟的做爱动作。所有猪马牛羊的动作，所有古代房事秘航记载的动作技巧，人家都能看到，欣赏得到，而张普泽却只能看电视，所以他虽然懂电脑，却是个真正的傻子。
　　伯风队里的职工也都是一群傻子，小班的工人弄不懂什么是三班两倒，大班的工人又弄不清自己是不是干部，假如有一天伯风对他们说：假如有一天有人说你们是傻子，你们可千万别相信，这些人也会照着伯风的吩咐去做的。张普泽就觉得自己的智力在倒退。
　　原先伯风队里的职工还些头脑，伯风把队里的电视往家里搬，职工们当场就火了，大班小班一致谴责他，差不点儿把这位伯队长给吃下去。如今的伯风倒不搬电视了，但他改成卖柴油了，卖柴油有时性质比搬电视性质还严重，几方柴油就几千块钱，卖个两三次就几台大彩电，而且不显山不露水，哪里也显不出来，但这些职工们却根本不在乎，他们对地下的活动总是疏忽大意，这意思是说：他不喜欢明抢，却喜欢暗夺，当面给他们一巴掌他们会火冒三丈，背地里踹他两脚却若无其事，面对这样的群众这样的职工，伯风要不做点儿什么岂不是对不起他们。
　　张普泽就琢磨伯风怎么会那么凶，为什么一个基层的小队长也那么凶，这其实也是个很深奥的问题，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不冒犯人的弱者往往会被强者欺凌，所以有经验的人都会摆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他们已占据了主动，这时他就不再是受不受别人欺负，而是他们会不会欺负别人，这逻辑似乎也是伯南山伯风这类人的逻辑，这逻辑固然有些强盗逻辑，却颇有实用和有效，你会孙子兵法也往往怵这种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逻辑，而每个人自己的逻辑有时也都有自已一定的道理，谁也不能绝对地只认可一种逻辑，所谓盗亦有道，妓女也不会去坏好男人，伯风这样的人千千万，光用小人两个字是概括不了的。如果天下所有的人都是小人，小人也就不称其为小人了，小之这所以成为小人，是因为有正直的人正在作对称，小人与好人也没有一个绝对的界限，当伯风因为承包亏损而不得不宣告破产时，他也就不再是小人了，而他现在之所以还是小人，只不过是他生存的一种手段，他觉得也不能不这么做，他不做小人就震不住这些鸟人，而即便他现在虽然如此的凶蛮，其实也是害怕着的，小人有很多种，他只是貌似强横实则空虚的一种。就算张普泽记恨的这个人，他也不见得真老实，这就是辩证。
　　但张普泽似乎就不用看了，他后来成为我的助手时，他的手底下没有一个小人，凭的是什么?就是因为他自己也是正直的人，这个世界不一定只有小人才镇得住职工，善良和正直也可以，仗义和忠诚也可以，擅长用恶的人算不上高手，有时往往会自食其果，张普泽深深地觉察到了这一点，他因此而引以为诫。
　　下岗的张普泽是被人当傻子看的，别人对三岗制唯恐避之不及，他却主动申请下岗，这个本科毕业的大学生是不是头脑有些问题，是不是上学上傻了，左书记很踞地对周围的人说：“真可惜，这么一个小伙子一辈子就这样毁了”，他惋惜声连连，内心里却高兴得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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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某些管理者，你千万别跟他们提意见，但新分配来的大学生，却往往不知道这其中的深浅，他们太年轻了，他们以为他们的建议对企业有会所帮助，其实他们的每一个建议都让领导觉得腻味，“毛还没有长全，瞎提什么意见”。虽然企业要发展，就要依赖创新，创新者也要有一定的知识和经验，但伯南山这样的人已经限制在自己的小圈子中了，你说得对也好错也好，现实也好浪漫也好，他根本是不可能理解的了，理解不了的东西就会变成异端，异端能有好结果，布鲁诺不是被烧死了吗?
　　伯南山什么文化程度，他初中毕业，他知道的就是我的话就是权威，你不能跟我过不去，你跟我过不去我就弄你。小鞋是伯南山教育人轻车熟路的手段，也是他唯一会用的一种手段。从外行人看来，他似乎是从基层苦干出来的实干家，可谁要是了解了他，他也其实没有什么水平，他的一句口语就是：你想干不想干，不想干回家去，无论是谁犯了或大或小的错误，哪怕就是报表上写错了一个字，他也同样是这一句话，这年月官越大就越好做，基层领导虽然是最难做的官，伯风这帮人也学会了伯南山的这句话：想干不想干，不想干回家去。这一句话就已经足够了。
　　有了这样的上司，不论是二线还是基层的职工恐怕日子都不会好过了。田叶工作的时间越长，就越觉得伯南山象星宿老怪，星宿老怪乃是《天龙八部》里的人物，他后面是跟着一群歌功颂德的徒弟，伯南山用不着收徒弟，但他有一帮科长主任吗!一个赛一个能吹捧他，这也并非有什么奇怪，吹吹捧捧对他们来说也是个生存问题，伯南山不比星宿老怪要弱多少。
　　所以如果你口里有口痰，正巧他在场，那可千万别吐出来，蔫不鸡儿地吐也不太好，那也危险得很。一位办事员小吴，那人嘴有总有吐不尽的痰，伯南山不知道，他对众人说：“怎么他一见我就吐痰，吐一两次也就罢了!怎么都成规律了”。然后找个原因调小吴走了，后来大家一议论，小吴人家纯粹是有这种毛病，人家一个小办事员，惹你大经理干吗!那不是找死吗!从那以后，伯南山反倒有些神经了，他忌讳有人在他面前吐痰，他自己可以吐，他可能有中期肺痨，一开会先让人摆个痰盂在跟前，喝一口茶吐一口痰，清清嗓子说话，然后再喝一口茶吐一口痰，再清清嗓子说话，由此重复下去，伯南山和许多与他同龄的中国国企领导人一样，他的生活习惯、说话，乃至桃色新闻也都可以想象得出来。一天，伯夫人给经理办打电话问伯南山这些天正在忙些什么，那经理办的人怎么敢讲真话，就这些天上下级之间有些误会，伯经理正在跟他谈话沟通呢!伯夫人对这个回答很不满意，就直接打的来了办公大楼，还真凑巧，正撞上伯经理跟秘书刚刚“沟通”完，两个人从办公室里往外走，丈夫那是一脸刚刚纵欲过度的样子，腿也走不动了，而小秘书则脸蛋红红，头发披肩撒下，伯夫人那是过来人，心里想：“噢!原来就你们两人沟通哪”!一把抓住了小秘书又叫又骂又撕打，不一会就聚了一群人看热闹。伯夫人老家东北，有着悠久的东北一带骂街的技巧，当时没有房梁草垛什么的，不然伯夫人会跳上去骂，光撕打叫骂还显不出伯夫人的作为一代悍妇的水平，还需要口水，可伯夫人肺活量不高，口水都吐到瞧热闹的科长、书记身上去了。伯南山只有这么一位红颜知己，而且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知己，伯南山说：“人生得一知己足已”。至于公司里干部和群众是不是理解他，他倒不在意了，但伯南山下台以后他的红颜已又做了下一任经理的红颜知己，每次见到伯南山，眼睛长在脑瓜顶上，把伯南山当成一头过路的猪。
　　伯南山任总经理，总是时不时地有谣传说他要调走，一年闹两次，一次要辟好几次谣。有一次竟然谣传伯南山要调到总公司去，钱总便找了蒋副经理私下里通气，蒋副经理说：“这可不是谣传，谣传是无根无据的，你看伯经理最近收的礼金比以前多多了吗!他以前卡人卡得特别死，现在放这个调那个根本不当回事。”钱总一听确实有道理，临离职前谁不要大捞一把，换了谁谁又能玩出什么花样。钱总接着说：“伯南山要调走了，有可能提咱们俩个当中的一个，咱们可是多年的朋友了，为这点儿事可千万别闹别扭，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但不论谁当了总经理，咱们可永远是铁哥们。”蒋副经理也马上接口道：“那是自然，咱们公司的左书记和李主席是怎么上去的，老哥们了，你提拔我我提拔你，不互相帮助能有今天的地位?”蒋副经理第二天又去了总公司打探消息，回来以后真是喜形于色，对老婆说：“有门，过两天我当了总经理给你买金坠子”。老婆当天晚上又到隔壁的刘总经济师家里去打麻将，赢了几百块钱，刘总经济师的夫人一肚子的不高兴，嘟哝着说：“直是赌场得意，情场失意”。蒋夫人，听了总觉得话中有话，回到家就翻床倒柜，搜衣服找线索，蒋副经理正晃着自己的方脑壳看电视，就问：“喂!你穷翻什么?”蒋夫人自然不理他，只顾自地找，终于从蒋副经理的上衣口袋里发现了一张名片，上面写着：香菱大酒店公关部副经理吴××。蒋夫人一只手把名片递到蒋副经理面前，一只手又叉腰问：“喂!说，你和这姓吴的什么关系?”蒋副经理就明白了，“你是不是听到什么谣言了”，蒋夫人一瞪眼：“什么谣言，谣言是无根无据的，现在我可是有凭有据，你还有什么话好说?”蒋副经理没好气地说：“吴××是我最近认识的熟人，每次我们和上边的人消费都去她那个酒店，一来二去就认识了，识识了才方便吗!”蒋夫人说：“当然方便，办那事也方便”。蒋副经理苦笑着说：“你是不是听杜局长家里那个长舌妇说什么了，她那个个四处挑拨离间，前儿个楼里的小刘夫妻俩儿离婚就是她挑拨的”。
　　又是一天来临，早晨起来有电话说公司要招开个干部会，蒋副经理是必须要到的。到了蒋副经理才知道是伯南山专门开的辟谣会。
　　“今天，我招开这个干部会，主要是因为现在有些人总在造我的谣，说我要调到总公司去，这纯粹是胡扯，告诉你们，我刚在我们宏达干了五六年经理，怎么会那么快就调走，而且现在我们企业正处在困难时期，市场又疲软，不搞好了我是绝对不会离开的……”。伯经理的辟谣演说结束之后，大家一个个都变得无精打采，十个里面有九个盼着他调走，咬牙切齿地盼望他调走，甚至他的亲信也都盼望着他早点滚球儿，但他总是让人们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钱总又与蒋副经理通气说：“就你能，怎么样，猜错了吧!”蒋副经理说：“我也纳闷哪!在总公司不如在这儿好哇，在这儿可是土皇帝，凡事都由他说了算，不过你们一个个都说的真的似的，我还以为千真万确哪!”左书记怀疑的看着蒋副经理，问：“这谣该不是从你嘴里先出来的吧?”蒋副经理坚定地摇了摇头：“我怎么敢呢!”

　　17
　　宏达公司的职工日子不好过，反过来，伯南山的日子里也不好过，谁要是到他家去敲门，他还是真不敢开!许多人虽然被他整，被他排挤，倒还不至于害怕到不敢给人开门的程度。我的事业已经开创出了局面，却和伯南山完全的不一样，我的大门一直是向所有的员工敞开着的。一个经理要找人恨，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把奖惩之类的权力全都集中在自己手里，有了权也就意味着有了钱，权钱有了，仇恨也就产生了，而如果我们的企业有制度，就应当完全地按制度行事，就应当把权力下放到低得多的层次上去执行。这是我毛毛从来不被人惦记的原因之一，但这需要放权赋责，对于国有的企业，喜欢权钱交易的领导们是不会干这种傻事的。他们的权力又不易受到制约，便会产生伯南山这种滥用权力的小人。
　　按照田叶的情况，他请伯南山一顿，贿赂贿赂，再请书记一顿，什么事情也就了了，但田叶最后倒也请了，只不过他请他们吃的不是饭菜，而是苦头。
　　伯南山擅长整了别人而且别人还感觉不到自己正在挨整，田叶又是怎样感觉到的呢?田叶虽然是个年轻科长，但有些道理他还是明白的，即便他当时一时还不明白：他事后一想也可以明白，这就是田叶与众不同的地方，他的分析能力强之又强，但行动总是迟钝于他的思维，他倒霉就倒霉在这里。
　　所以我下面要说的你要注意了，你也曾这样被整过却从来没有感觉到过，你被人当傻瓜要却整天乐呵呵的，你之最悲哀不在于你自己悲哀而是别人替你悲哀，难道还有什么事情比这种事更悲哀的了!
　　宏达公司的经营科老科长终于退休了，上上下下沸沸扬扬，伯南山在会上说：“你们争论什么，那没用，自己该干吗还干吗去”。经理的话一语中的，科长的位子不是谁想做谁就可以做的，人事的变动自然由他说了算。很快，田叶做为最佳人选被党委提了出来，伯南山在各种会议上大放厥词，他说：“田叶年轻又有文化，经营科只有他一个人大本文化程度，我们要培养年轻人吗!要为他摆位子、指路子、搭台子、树尖子、给票子，不但经营科要这样做，其它科室和任何基层单位也都要这样做。”一番话把田叶感动地热泪盈眶，原来他多年以来一直是在鞭策我呀!有一种激励叫反面激励，伯经理对我是恨铁不成钢哪!田叶从学校里就深刻地记得：在许多优秀的企业里如果一位领导人要培养人，他就会不断地给这个人出难题，小狼葸长大以后为什么母狼会把他们哄出去?目的就是要锻炼它们吗!伯经理这也是正在锻炼我呀!田叶每一次想到伯南山在给自己穿小鞋的同时怀疑他又可能是在锤炼自己，他就左右为难不知所措，如今田叶终于恍然大悟了：“我的的确确是错怪了伯经理。”
　　伯南山很快对田叶客气了起来，客气地让田叶自己很不好意思，换了年纪大一点的人譬如我，不用猜就能断定伯南山客气之下那种隐隐的敌意，但田叶却傻乎乎地愧疚起来。
　　一个人的脾气随着地位的变化而变化，田叶自然也不能例外，他逐渐地掌握了自己的本职工作的方方面面，工资也很快地调了上去，达到了科长一级的发放级别。田叶纵然与一些人有些矛盾，但有经理在为他撑腰，在大会上为他力排众议，他没多久就显示出了领导者的水平。小田叶也摆起了科长的架子，有了当权者的嘴脸，说话的功夫也锻炼出来了。
　　田叶的父亲对田叶的提升非常的怀疑，他这儿子前些天还梦见伯南山，梦见他鸡蛋里挑骨头，一个劲儿地贬低他，今天却又成了大恩人，提他任了经营科大科长，这怎么不让经验丰富的老父亲起疑心。
　　果然，五个月之后，田叶接到党委一个令他震惊的决定：经党委考核，群众评议，田叶从即日起暂不任宏达公司经营科科长职务。各位公司领导一致认为，田叶上任以来群众反映意见极大，而且已经做出多项错误决策，所以经领导与工会群众讨论决定，田叶“暂不任”经营科科长。田叶看着手上的停职书怎么看怎么觉得惊奇，他没想到自己这么快就引起了“民愤”。
　　田叶已经成了经营科科长，却在五个月之后重新发现自己的工资奖金又成了普通职员的级别，他前几天还干的是圈圈划划的工作，今天就不得不干一些既不是科长又不是科员的四不象的工作，田叶竟然没有其它的任何选择。
　　我们仇恨一个人，不一定会报复他，那还要看到权力的大小，我们大多数人只会报复那些比自己弱小得多的人，民主评议使田叶彻底地垮了台，这只因为田叶招惹了太多的人。
　　在民主评议会上，每个人都必须给经理打十分，人家是优秀企业家吗!不打十分就不符合常理，自然会有很惨的报应。左书记你也不能打低于八分，因为人家左书记是先进思想工作者，打七分就肯定在犯上作乱，下场也肯定好不到哪里去。其他的人就只能在六分打了，打来打去就打到了田叶的头上，田叶那天还凑巧不在场，伯南山就坐在那儿，蒋副经理、李主席、刘总经济师和财务主任也都坐在那儿，干部群众一起给田大科长打分，打来打去田叶就成了全公司最不合格的干部。
　　谁也不要以为全公司除了伯南山一人不恨自己，其他九百九十九人恨他，就妄下断言他会被打低分，即便是无记名打分投票，伯南山也有民主评议绝对合格的把握，他让人佩服的就是他的丑恶、无耻与卑鄙、心狠手辣，否则又怎么可能当得上领导呢!所以田叶后来原谅了这些人，我却丝毫地不原谅他们，他们挨整、受气、拿得百分之七十的工资，从早到晚加班加点的工作那纯粹是活该，对于一个根本不值得你尊敬的人你却因着惯性支持他，那能怪他骑到你头上。田叶的名誉坏就坏在这帮群众手里，田叶竟然还要原谅他们。敬爱的周总理曾经原谅过日本人民，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吗，田叶饭碗给他们砸了，竟然还要学周总理原谅日本人一样原谅这帮群众，他就不想想，如果日本人民不是早就有一种强烈扩充领土的愿望，他们又怎么能滋生出军国主义这种东西。而宏达公司的这帮群众职工，如果不是早就有一种明哲保身的人小心理，乐得落井下石顺便当小人，田叶怎么会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这个世界正直的人们往往遭人诬陷，而小人却越来越得势，那就是群众姑息养奸的结果吗!
　　在当代知识分子当中，田叶堪称一个顶天立地的人，有的知识分子走的是红路，从政做官，背地里却贪污受贿、无所不为，还有的人走的是黑路，考硕士当博士，研制设计一些伪劣产品什么的，还有的人则弃文从商，走上了黄色的经商之路，坑蒙拐骗，良心都丧失了，国家十几年的教育要他们长大以后当一个有意义人，真做一个对国家和对人民有贡献的人，可他们真正做到了吗?他们真得可以为真理而献身吗?事实是他们是怯懦、圆滑、无耻、卑鄙、不管他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就是那种虽然活着但早已死了的人。田叶虽然活得很累，他遭人暗算，领导已经一手遮天，他上没有天，群众已令他无立足之地，他下没有地，可他的的确确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这只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文化人。
　　“暂不任”科长的田叶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痛苦，我女儿小雯认识田叶，她认识了心的所有痛苦，但那是爱的痛苦，是幸福的痛苦，田叶的痛苦却是真痛苦。田叶虽然本来就是一个大痛苦者，但却在这突如其来的打击面前垮掉了，这不是一般的痛苦，这里面有对降薪的惋惜，有对离职的惊异，还有不理解的孤独，还有事业上的无助，掺杂在一起，他完完全全的垮掉了，他唯一的选择便只有辞职了。
　　别人的辞职，伯南山还真不会答应，因为按照他一贯的作风，你越想辞职他就越不让你辞职，你不愿失去饭碗他就越要去砸你的饭碗，总而言之你休想舒舒服服过日子，所以我还真担心田叶能够辞了职。但田叶太独特了，他偏偏能够辞得了，田叶是个有主见的人，他话虽然不多却敢于说真话，他评价伯南山的失误完全按照真理的标准而不是社会上的虚假的标准，伯南山真得怕他。他见过那么多的人，手底下有一千的职工，一个个都只知道对他点头称是唯唯诺诺，偏偏十亩地出了田叶这一头大蒜，他惦记田叶已经很久了，这种有思想有主见的奴隶可要不得，他忌讳这种人，这种人他感觉靠不住，这种人不是一条狗而是真真正正的一个人，他会思考而从来不会去盲人别人，他的分析如利刃一样一刀一刀剌入了他的心脏，一句话，他必欲先除之而后快。终于机会来了，田叶递上了他盼望已久的辞职申请书。
　　年轻的小田叶处于人生的低潮期，他虽然离了开宏达，却渐渐地整理了一条线索来，他渐渐地看清了线上的一个又一个阴险无耻的小人，渐渐地弄明白了事情的整个过程；伯南山先给他发高薪并且使他习惯于拿高薪，在他的心理上注入经营科长的高地位心态，然后再突然宣布对他降薪留职，一只已经习惯了吃肉的狗在又不得不去吃屎时会有什么感觉，这就是伯南山精心布置并赐给田叶的一切。
　　伯南山并没有给田叶留下任何小鞋确凿的证据，或者再明显不过的刁难，然而在田叶辞取以后，伯南山的阴险，表里不一的指导，野蛮的领导方式却随着他人生经验的丰富在记忆中愈加地鲜明深刻，田叶一闭上眼睛，小人就来了。

　　18
　　伯南山最后的倒台居然牵扯到了政治，在中国这个正盛行讲政治的大环境下，伯南以一个吸血鬼似的资本家形象遗臭于一个时代，真真正正成了一个闻风臭八里的新闻人物，谁也想不到伯南山竟落得个那样的下场。
　　伯南山擅长整了别人面且还不让别人知道自己正在挨整，田叶就坏了伯南山而且伯南山进精神病院那天也不知道是田叶坏了他。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田叶还要对付两个人，伯风和蒋逸民，伯风是伯南山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而且由于两个人姓氏恰巧相同，更加让人怀疑二人的关系非同寻常。一天，伯风接到了一个令他心惊胆寒的电话，电话里一位带官腔的人威严地说：“伯队长，你们公司伯经理的问题已经查出来了，只要你向我们坦白所有的有关伯南山的问题，你明天上午到市检查院反贪办公室来一趟……”。伯风第二天只好奔了检查院，到了那儿转了一圈却发现人家根本就没有给他打过电话，但与此同时伯南山的办公室却有一份刚刚由心腹送来的秘密坦白书”，上面尽数坦白了伯南山上任以来种种恶迹，当伯风被伯南山找来时，他虽然一口咬定坦白书非他所为，但伯南山已从心理上对他有了隔阂。
　　另一个要对付的就是方脑壳、小头小脸的蒋副经理了，蒋副经理虽然素质不高，但他有护身二十字箴言：头戴安全帽，脚踩西瓜皮，专说模棱话，遇事和稀泥。多年来一直被认为是伯经理的左膀右臂。俗话说：宁犯天条，莫犯众怒，田叶的关系网虽称不上四通八达，但却足以坏了蒋逸民。田叶抓住了蒋副经理的高层干部学王宝森，低层干部学孔繁森的俏皮话大作文章，不弄得家喻户晓不肯罢休。这还需要摆证据吗?和尚头上的虱子，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他与伯风勾结倒卖工业用柴油，哪个公司哪个队不是这样的呢?要么大家说：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你管我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证据吗!如果当时有人要田叶拿出证据来，他还是真拿不出来，这就象空气中有氧气和氮气，让你一时间拿给别人看，你还一时没有办法，但大家心知肚明，彼此心照不宣。他倒卖工业用柴油，贪污腐化，众所周知，根本就不需要证据，他也只不过是千千万万众多贪污官僚当中的一个，手铐都奈何不了这些人，证据又顶个屁用。但宏达公司上上下下都知道蒋副经理的为人，而他又恰巧在一次会议上说了高层干部学王宝森，低层干部学孔繁森的玩笑话，很快，蒋副经理便接到了“暂不任”宏达公司副经理的书面公文，蒋副经理很纳闷，“我怎么暂不任副经理了?难道职工代表大会投票我栽了?”老婆气急败坏地说：“你这个傻子，到现在还蒙在鼓里，你那句高层干部学王宝森，低层干部学孔繁森都快成了顺口溜了，你肯定是被人打了小报告，不然的话一句玩笑话怎么能坏得了你”。
　　在蒋副经理暂不任副经理的第二天，他又去一个死党家里去涮羊肉，路上被一群人截住了，一个人从后面用麻袋罩住他的头，他便这样被稀里糊涂地挨了一顿臭揍，羊肉没涮成，拳头脚丫子却吃了不少。太阳已从地平线上消失，他一个躺在路边的人行道上哭泣，直哭得鼻涕流进入了肺管里，差点儿没把自己给呛死。下岗风潮席卷下的中国，诞生了各种各样的职业，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业我们都会遇到。只要你手中有钱，五千元可以杀一个人，五百元可以臭揍人一顿，而要收拾蒋副经理这样的下台干部，五十块钱可能就有人接下了。下岗的工人找不到正当的工作，游行也起不到丝毫点的作用，他们便成了这个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田叶坏笑着对小雯说：“他百分之九十的可能是挨了下岗工人的揍，我可不会干这种损人不利已的事”。
　　剩下的伯南山伯经理就比较难坏了，他能坐上经理的位子完全是贪污出来的，首先贪污个十万八万，然后再往上送，这就叫投资，投资得差不多了队长才能提成副经理，副经理才能转正经理。田叶动不了伯南山的关系，因为伯南山谈起任何一位总公司的领导都只有一句话：“这×，特能喝”，他和这×喝过，你能告得动他吗?这就需要等待，而时机很快就要来了。九十年代初伯南山指令伯风搞了一种倒班制度，谓之为三班两倒，三班两倒的工作时间大大超过了当时刚刚颁布的《劳动法》的工作时间，这次机会终于来到了。田叶牢牢地把握住了这次机会，并从政治上终于彻底得让伯南山跨了台。
　　田叶想：只有在早期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资本家才会采用延长工人劳动时间这一方法去提高劳动生产率，何况这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大白天，他伯南山敢明目张胆地让工人们每个月工作二百四十个小时，简直是对《劳动法》的莫大侮辱。既然工人们信访不凑效，那就不如把它跟政治挂上边!中国人尤其是思想政治工作者在涉及政治的问题上办事效率一向是很高的，他们一个个都有着极敏感的政治神经，纵不能让伯南山成为政治犯，也至少让他破费一些钱财，花钱消灾，如果上面有来查他，他就不得不弄几桌酒席，一桌酒席算他三百块，一次三桌，先耗掉他几千块钱再说。中国人还有这毛病，查他三四趟，不吃你的饭肯定不替你办事，吃了你的饭不一定替你办事，伯南山的苦头绝对不会因此少吃多少，尤其这是一件涉及政治的案件，在当时触犯《劳动法》的经济案件多如牛毛，仅告他触犯了《劳动法》根本坏不了他。
　　所有后果都是伯南山咎由自取，这么样的一个千名职工的大公司，他仍采用家庭作坊式的独载专制式管理，利用恐惧、威胁、个人关系来管理各种各样思想、文化、技术完全不同的人，难免他要倒霉。他以前说加班加班，说截留基层队的收入就截留基层队的收入，工人们没有丝毫的怨言可讲，虽然背地里工人们把他的祖宗骂了个遍，见了面却还要跟他打招呼。《劳动法》颁布以后，田叶反反复复将之啃了个遍，精心构置了一个置伯南山于死地的阴谋。在市政府的一份内部档案中有这样的一段话：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二是加强工人们的劳动强度，在我们社会主义中国市场经济初步发展的初期，绝不允许出现资本主义初期资本原始积累时残酷剥削工人的现象出现，然而，市宏达公司总经理伯南山，在《劳动法》颁布之时，在全国人民深刻学习《劳动法》精神的时刻，他却冒天下之大不韪无报酬无理由的强制工人们加班加点的工作，工人每月工作平均竟达二百四十个小时以上，大大超过了劳动法规定的工作时间，简直比旧社会的资本家还要不如，这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经济和政治从来都是相互关注的，为了认真贯彻江总书记讲政治的精神，任何一个人都要从政治的角度高度认识伯南山的错误，而不要犯新的历史时期的政治错误。
　　田叶的这一招阴损毒辣，虽不至于让伯南山进监狱，却足让他下台，一个男人如果到了他这个年龄还下台，有时往往比死还难受。他经常在外面招风惹草，第一个不会放过他的就是他的老婆，老婆不护着儿女们才有可能整他，他卷铺盖回家以后想必在家里什么事也不会干，多年来他都是一家之主，他怎么肯会干家务活儿，平常也就是摆弄摆弄花草散散步什么的，整天游手好闲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时间长了儿女们必然看不惯，可他无事可做就会找事做，就会虐待老妻训斥儿子，慢慢就会落得个和自己一样的地步，这就是田叶的全部计划。与伯南山的政治错误交相辉映的是，本市附近一家国有银行行长被所有银行职工联名上告，要求按《劳动法》实现正常的休息制度，两件事相同的一点是都上了报，而且都有很大的影响，舆论纷纷众说纷纭，但结果却大大的不同，伯南山被革职查办，丢官下台，银行行长却安然无事，带头上告的职工反倒被开了除。伯南山再也见不到那些整天跟在他后面歌功颂德的同事了，因为每个人都见了他躲得远远的，生怕与他靠得太近也沾染上政治错误，那位银行行长却没有改变丝毫，连一丁点儿的损失都没有，银行职员的正常合法的休假问题久久不能得到解决，尽管有越来越多的人们参与到《劳动法》的相关讨论中去。
　　下台后的伯南山渐渐地变了，他开始注意一些小孩儿的玩意儿，开始和小孩儿们一起跳皮筋、跑包玩，儿子对伯夫说：“妈!我这老爸是受刺激了”，伯夫人骂道：“你这不孝的东西，你爸老了，人老了都这样儿，要不说老顽童老顽童呢!”但儿子儿媳容不下这老顽童，公元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份，在一个寒冷的早晨，伯南山被儿子用三板推送进了市南镇精神病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