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和朋友聊天，无意间谈到唐诗和宋词的区别。关于这，已有过多的专家做了过多的阐述，足以撑死学术的殿堂。也没办法，如今似乎什么都被人说过，轮到我们的，早已所剩无几。思索之余，我说，唐诗发展到宋词，其实，就是从“我”走向了“我们”。或许我还是在拾人牙慧，把吐过的唾沫再吐一遍。尼采说过——如果你经常不说话，某一天你会发现，自己连废话也不会说。鉴于此，明知是拾人牙慧的废话，我还是忍着说下去吧。
　　自古以来，都道李白的诗好，有气势，有傲骨，超然，飘逸，离经叛道，玩世不恭。登上庐山，好家伙，诗兴一发，就是“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醉后发狂，兴酣落笔，竟然喊出“鸣笳戏鼓按苍流，呼取江南女儿歌棹讴。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我倒却鹦鹉洲”。不满朝廷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去他妈的，干脆一走了之。李白的这种豪情，诗人而外，甚至是除他而外，恐怕再无来者。因此，有人说，李白是天才，不能模仿，只能仰望。后世诗人，也的确少有追随李白者。老杜历来被人追捧，李白总是排行老二，恐怕也是因为一个在人间，一个在天上吧。“此曲只应天上有”，听听也就行了，犯不着再去比拼，所谓曲高和寡嘛。毕竟世间多的是俗人，在生活中鸡毛蒜皮，没心思去玩高雅，玩品味。诗人这个东西，在古代，无疑大多是有闲阶级，整日戏水玩山，赏花弄月，诗兴一发，挥笔大书，多有情调，何等趣味。终于，诗人成了一群特殊的人，嗜酒，超然，不羁，孤高，懂情调，有品味……以至于今天，我们还在向往一种存在状态——诗意的栖居。
　　常说，写古诗学李白永远学不像，反而自失其美，恐怕就在于李白是李白，你是你，两者无法沟通。也就是说，李白只关注“我”，不管“我们”，自然非我们所能理解。在此，不妨扩大视角，由李白转入所有古代诗人。我们会发现，他们关注的一般都只是“我”，而少有“我们”。屈原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宏大的一位诗人，而浪漫主义的“我”败坏了他成为一位伟大诗人的尊号。陶渊明可能是心态最好的诗人，而“我”把他缩小成了一个隐居南山的高士。后世诗人，多以这两位作榜样，纷纷效仿，不是抒情式的忧国忧民，就是抒情式的躬耕田间。老杜因其特殊身世，稍有些例外，就写民间疾苦而言，不愧为开一派诗风的先行者。从“我”走向“我们”，可以说，就是从抒情走向了叙事，从高雅走向了世俗，从天上走向了人间。唐诗过后是宋词，宋词过后是元曲，元曲过后是明清的小说。古典文学的这个发展轨迹，正是从“我”逐渐走向了“我们”。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写诗的人，更应该从“我”走向“我们”。无疑，中国是一个诗歌的王国，这是足以令我们骄傲的事实。什么莎士比亚，什么但丁，什么歌德，在中国的诗歌殿堂里随便找一个诗人，也比他们高明。不过，这些辉煌都是曾经的辉煌，好汉虽说不提当年勇，而现实又不令人乐观，也只得沉湎于过去了。藉此，现代诗处处受人诟病和嘲讽，加之市场经济以来，穷怕了的中国人，一朝金钱至尊眼里只有钞票，诗歌更是成了边缘的边缘。于是，很有些人出来感慨了，汪某某就说如今的诗坛好比一个舞台，观众都走了，一些人还赖在上面装模作样，他感到很无聊。我倒觉得大可不必这般感慨，诗人不是演员，也不需要热闹，在庸众的今天，正是考验一个诗人是否合格的时候。汪某某之所以这般感慨，恐怕还是因为“是否/你已把我遗忘/不然为何/杳无音信/天各一方”这样的诗已经写不下去了吧。八十年代，顾城说“我是一个被幻想妈妈宠坏的孩子，我任性”，或许还能打动人。二十年的成长，这些诗人居然还不长大，还在那儿泪眼巴巴地写，难怪会令人反感。古代诗人玩趣味，现代诗人玩眼泪，再不，就是玩超然，比疼痛。我们就不应该从“我”的抒情走出来，走向叙事，走向成熟，走向“我们”么？
　　这是一个枪毙梦想而又甘于平庸的时代，天才的创造力尚未到来，英雄主义的只手撑天已经过去，只有“我们”才能联合我们，只能“我们”才能挽救我们，当然，也只有“我们”才能温暖我们。从“我”走向“我们”，并不是文学的堕落，而是人性的关怀，是在沦入精神危机的今天，一次集体性的休戚与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