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第二次跟张执浩见面。掐指一算，不觉一惊，距上次见面，已经隔了四年。四年前的初次见面，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时，他一头长发，在文传院的附102教室给一群学生讲文学和诗歌。我是听众之一。或许，我也是当场所有学生中，四年里都跟他保持联系，在四年后还会跟他见面的唯一一人。讲座结束后，他赠送了一批亲笔签名的自办诗歌刊物《汉诗》，这引发了一场混乱。众多学生一拥而上，纷纷抢夺。（第二天，我去向一个抢到书的朋友借阅《汉诗》，他说为了抢这本书，他的脸被人抓破了一道口子。）我站在距张执浩很近的地方，手里拿着两本刚刚去打印店打印的散文和诗歌。混乱中，我把打印的文稿递给他，他便给了我一张名片。我不知道张执浩是什么时候记住我的，但我敢肯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除了看过我的作品，还根本不知道我是谁。就算知道了我是谁，他肯定也记不起来我长什么样子。毕竟四年前我们的初次见面，是在那么混乱而匆忙的场景中。四年后的再次见面，是他约我在武昌临江大道荆楚两江鱼吃饭。当我走进他发短信通知我的包间，我刚一进门，他就叫出了我的名字，这让我有点惊讶。他的变化很大：一头长发剪成了板寸，嘴边留起了一圈胡须。我有种奇怪的感觉，感觉他老了许多。之前我不知道他到底有多高，但在我心目中，总以为他是不会太矮的。其实，他个头称不上有多高大。若是不期而遇，我恐怕已经认不出是他。四年里，我的变化也很大，精神上经历了几次重大的转型，外在上我也剪去了长发。而他，在我进门的一瞬间，就叫出了我的名字。
　　刚来武汉，我通过微博问候过他。他当时在内蒙一带游走，回说有时间一起吃饭。作为小辈，按理说，我是应该主动请他吃饭的，或是登门拜访。我却一直在犹豫。我的作品虽然得到了他的某种赏识。而在内心深处，我是胆怯的。以至于，他叫我把最近的作品发给他看，我犹豫了很久。前几年，我给他发过很多习作，一心想得到他的认可。每当深夜无事，打开邮箱，看看那些当初发给他的东西，我感到羞愧，也很佩服自己的勇气。年轻的时候，或许都会干一些让自己回想起来心跳的事吧。如今虽然没老，行事总要思之再三，少了以往的冲动和冒失。就拿自己目前的诗作而言，我觉得，自己已经超越了很多同龄的80后诗人。我是根本不在乎80后这个概念的。当看到学界指责80后作家太“乖”的时候，我其实很想说几句话，很想说真正能代表80后的作家还处于遮蔽当中，还没有得到主流话语的承认，只是没人会在意我说的这些，所以也就没说的必要。而在张执浩面前，我是胆怯的。不管他的诗写到了什么境界，几乎都与我的这种胆怯无关。我把张执浩超拔成了一个诗歌的导师。这与他指不指点我写诗，也没有任何关系。刚刚认识他的那一段时间，我确实有模仿他的痕迹。越到后来，我越是在写作上回避他。几年下来，我和他已经不是同一条路上的人。他的诗在哽咽和悲悯中带着一种温和，我在诗中努力克制狂暴但还是无法祛除戾气。渐渐步入晚年的他，在诗歌写作上，更多了一份人世的洞达与理性的哲思。他要脱口而出，他能目击成诗。27岁的我，还根本做不到。而且，我也意识到自己还不适合那样去写。但在他面前，我是胆怯的，是忐忑的。我不去见他，就是因为强烈地意识到自己，还没有写出任何一首诗，足以使自己站在他面前而不感到忐忑。
　　他却约了我，预定的时间是晚上六点半。我从出版城出发去虎泉坐地铁，半个小时的地下穿梭，在积玉桥换乘公交，公交在霓虹闪烁冷雨凄清的夜色中把我送到了彭刘杨西路。原本我以为还得花时间寻找那个名叫荆楚两江鱼的饭店，而一下车，抬头就看见了夜色中荆楚两江鱼的霓虹招牌，是那么醒目，那么冷清。雨中，寒风阵阵吹着，我打着伞走过斑马线，走过一道围墙，走到了饭店门口。我径直走了过去，穿过临江大道，我久久地站在长江边上望着夜色中亘古长流的江水。夜里的长江很安静，幽暗的水面荡漾着对岸高楼的灯光，船只的轮廓都那么渺小。几个女学生在防波堤上嬉闹，她们竟然不打伞。一个老人在江岸上的一片小树林里绕着一棵树转圈子，他竟然也不打伞。凭栏站了许久，看看时间，我转身去赴约。雨下得更大了。路灯光照亮的雨丝纷纷扬扬。长江在我身后沉默，整个武汉在我身后沉默。我以为见面至少会有点尴尬。张执浩招呼着我，给我一一介绍在座的诗人。有人问我是不是音乐学院的学生。他把我介绍给别人，就像我们已经见过了无数次，就像我真的一直是他的学生。他说，我给你带了五本书。他把五本书递给我，还拍了拍我的肩膀。四本是他主编的《汉诗》，一本是他最近出版的诗集《宽阔》，都用塑料纸包装着，没开封。然后我们坐下来，他细细地询问我有什么打算。其他人都在静静地翻看最新一期的《汉诗》，有的人还没来。我们交谈不多，但应该说的都说了，没说的，也都已彼此心领神会。
　　张执浩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在一首诗中，他写到每当外地客人造访就会用武昌鱼招待，吃完后，他会告诉客人正宗的武昌鱼有十三根半鱼刺。读到此诗，我不禁莞尔一笑。桌上没有武昌鱼，看来，他并未把我当成外地来的客人。开饭前，他又一一给我介绍了在座的诗人。这些诗人我从未见过，但他们的名字我都知道，他们的作品也大都读过，所以，对他们丝毫不感到陌生。我原本要换位，坐到下首去。张执浩拍了拍我的肩膀，叫我就坐在他身边。他的用意，无非是怕冷落了我。他拿出自带的苞谷酒，叫每人自己倒上，对我说，这酒是一个朋友从你们恩施捎来的。我说从小就喝过苞谷酒，乡下人都喝苞谷酒。他呵呵一笑，说，这酒好，能醉人。当酒瓶传到最后一个人手里倒空了时，他还特地嘱托那人别把瓶子扔了，要带回去。席间，每上一道菜，见我不动筷子，他会夹一份给我，还说，这个味道不错，你试试。我不是那种特别拘谨放不开的人，只是有这么多前辈诗人在座，难免就客气起来。他们交谈甚欢。我几乎没怎么说话，只是听着。他们谈的每一个诗歌界的话题，谈的每一个诗人，我都知道，但我始终没怎么插话，只是听着。我已经习惯了沉默。我的沉默，是对这个世界的拒绝，也是对发声者的尊重。当有人谈到刚刚在网络走红的诗人余秀华时，我的脑子里只有余秀华的一句诗——父亲就算有白头发他也不敢长出来啊。余秀华的诗引起大众热议，是继“梨花体”“羊羔体”“乌青体”等等网络炒作之后，最有分量的一次诗歌事件，他们的这个观点与我不谋而合。当有人谈到在看什么电影时，我只想起了陆川的《王的盛宴》。而我一说出口，却说的是《赛德克•巴莱》。当有人谈到为什么反公知就是要反公知的专业不精时，一个问题突然跳出来问住了我——中国还有多大的空间能容忍一个异端。这个问题在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纠缠着我，作为回应，我告诉自己今后要坚持走邪路。而在整个交谈过程中，我感到非常奇怪的是，一直萦绕在我脑子里的竟然是马尔克斯的《族长的秋天》。他们在酒桌上谈得激烈，其实，我也在心中跟无数幽灵对话。时不时，张执浩会提醒我哪道菜不错，叫我多吃点。恍然间，他就是那个把我拉回活人世界的人。他的细心，也使我相信了，这个人肯定会去细数武昌鱼究竟有多少根鱼刺。
　　一顿饭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时间是那么快，转眼就过去了。走出饭店，大家四散离去。在饭店外面昏暗的路灯光下，我把打印的三部小说稿子递给张执浩。他问我怎么回去。我说去坐公交。他没说送我，却朝公交站走去。雨已经停了。夜很黑，寒风把整个城市都吹冷清了，就是吹不散夜的黑。张执浩拿着我的三部小说打印稿，我背着他送给我的五本书，我们并肩走在寒冷的黑夜里。四周空无一人，偶尔跑过的车辆，使夜里的临江大道更加沉寂而荒寒。快到公交站时，他突然说，不管怎样，你不能像许立志。（许立志90年出生，24岁开始写诗，在富士康打工，去年国庆跳楼自杀。死后，他的诗在国内诗歌界引起关注。）这话就像寒冰打在我耳边，使我心头一震。公交站到了。我问他公交站在哪儿。他说就在这儿。他握了握我的手，转身朝前走去了。我不知道他要去哪里。我需要去对面坐公交。当我穿过斑马线，站在人行道上再回头来寻找他的身影，却怎么也没发现。黑黢黢的夜里，亮着几盏昏黄的路灯，模糊地走动着几个人影子。我四处看，也没看到那个身材不高走路很快的诗人的身影。他竟然这么快就走出了我的视线。我并没有马上坐公交回去，而是独自一人沿着刚刚走过的路，走回荆楚两江鱼，穿过临江大道，在长江边上凭栏站了许久。坐在地铁车厢里，我打开背包，拿出张执浩的诗集《宽阔》，小心地起开胶粘的塑料包装封口。翻开精装的诗集，扉页上有他的亲笔题赠。这又让我一惊。原本，我以为尚未开封的这本诗集，是他随手拿出来送给我的。他果然很细心。顿时，我眼前出现了一个诗人，他打开包装，在扉页签名题赠，又将书包装好，以备送给一个无名的后辈。我没有翻看，也像他一样，将书重新包装好，放进背包里。我需要在独处时再拿出来阅读。一本诗集就应该用塑料纸包装起来，阅读时开封拿出来，阅读完后重新装进去，以免沾染太多俗世的尘埃。我跟张执浩两次见面都是在夜里，我想，终有一天，我们会在曙光中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