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和尚一发飙，又是各界风动，北大顶不住压力，终于再一次明禁言论过激。至于是否真如或人所说，我们大多是误解乃至歪曲了“孔二先生”的嫡传，暂且存而不论。孔和尚“三妈”某女记者的事，国人都应该没忘记吧，多嚣张，倒没听说北大开过什么会。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到了孔和尚大骂香港人，可谓又一时也，不得不出面干预了，据说是免伤两岸和谐往来。照这么看，被“三妈”的某女记者，要是香港人，或者竟然是某某的女儿，孔和尚不道歉，北大校方也会逼其道歉的吧。
　　很有些人说中国人保守中庸，我看不尽然，过激的东西就很多。到五千古国古里去援引旧案大可不必，现成的已经够用。比如雷锋，不好意思，每年学习雷锋的日子又到了，我却要说点不好听的话。他诚然是好人，好人者而须专立楷模，可见中国的好人并不多。最可厌的，是把一个人神化，搞集体崇拜，这难道不是过激么？中国人一致赞同坏的不能过激，一过就免不了出乱子，好的东西一过激，就不出乱子么？“文革”之初，中央的确是想“纯粹”社会主义，打倒走资派，这已经是过激，又为别有用心者暗中点火，终于酿成浩劫。在中国，左翼右翼，非左即右，少有中间派，或有之，又多骑墙之辈。凡一人或事，要么捧之上天，年年祭拜，成为民族精神气节的象征；要么踩之入地，人人得而诛之，可以遗臭万年。这是中庸之道么，显然极端了吧。
　　中国人好面子，又全都务实，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一面什么精神咧，什么主义咧，眼里是只有自己，心中总是装着利益。这几天，正值两会召开，很多代表去了北京，共商国事。且不说商得如何，单是商的诚实与勇气，就颇为人怀疑。有人称，代表们都统一了口径。也有人说，不过是官费的游逛北京。诸多言论，都表达了对这些代表的不满与愤慨。但我想，若有谁一旦获准人代的资格，就算曾经多么恨官骂政府，怕还是“一丘之貉”吧。不然，何至于呢？没资格，自然要说风凉话，一面是忌恨；一旦有资格，就得拿架子，显摆给人看。所谓锦衣不能夜穿，升官发财就得还乡，国人的心态可见一斑。为了既得利益，猛进的改革自然不合时宜，要压制，问题不当暴露，坏话也当不多说，有损光辉的形象嘛。于是乎，停滞不前，钻进体制的缝隙享乐人间。
　　所以，在中国，持有过激言论的大都是没捞到任何利益的人。只要施以半点好处，不用禁，他自己就首先闭口了。而且，非但他自己闭口，还要强迫别人闭口。今年正月，姑到我家来，我就听她说了这么一个绝佳的例子。她们村正在兴建文明新村，打造乡村旅游业。上级领导自然要来视察，据说是中央的某某。未到之前，村支书着实忙碌了一番，叮嘱各家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又安排视察路线，以及访问农户，凡有“刁蛮”脾气的，到时候一律不准出门等等。中央的领导来了，看了几栋好房子，听了几句准备的台词，走访了几家事先安排的农户，又在农家乐里喝茶吃饭凭栏吹风，美滋滋地走了。可我想，假如村支书不做这些安排，让村民有问题的提问题，有意见的说意见，大家都把农民的真实情况反映出来，尽管于村支书的颜面有损，毕竟领导了解了实情，说不定就有更多的惠民政策出台。村支书隐瞒乡干部，乡干部隐瞒市领导，市领导隐瞒省政府，省政府隐瞒中央，一级一级都不说真话，如此一来，“国之蔽盛矣”。
　　有人愤慨，中国之所以少有说真话者，言论不自由，全是某党专政所致。我想，倒也不尽然。五四九十周年的时候，温总理去到北大，和学生聊天，要他们说说心里话，在总理几次鼓励之下，竟然还是无人敢说。北大可以说是中国争取自由与民主的一个象征，多少热血青年曾经在那里呼号奔走，不承想，如今的校方几次三番明禁言论，甘愿成为某党的附庸。而孔和尚之流，除了“三妈”没有靠山的女记者，大骂香港人，又能干什么别的？北大建校百多年了，资历最老，架子当然得摆大点，方能显出老大的派头。去年的臧棣批北岛，我可是见识了北大威风八面的厉害，几次被人骂成“沙比”，还不能还口，一还，又成了“狗咬人”。说起来，北大的某些骂人还真有一套，令我深感惭愧。孔和尚的骂人犀利，顶多是其中有学有术的之一吧。言是禁了，骂禁了没有呢，则我等冷眼旁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