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阅读诗歌是一件最让人受不了的事。因为你必须直面某个人的灵魂。尤其是，诗人的言说，会让你质疑我们的生存状态，质疑这个世界。就我个人而言，面对一首诗，我一般首先采取的不是沉默地阅，而是大声地读，然后再细看。像朗杰的诗，我觉得只有读出来，才能感受到诗中的那股力量。正是这股力量，让我无法忍受，迫使我非得大声读出来不可。凡是诗歌都内蕴着一股力量。在阅读时，我们之所以感受到了这力量，无非是诗人的言说强化了我们内心的某种东西。也就是说，我们在阅读某个人的诗歌时，遭遇了我们自己的灵魂。恐怕没有任何东西比灵魂更沉重，更让我们自己无法承受。而诗歌的使命正在于，伙同文字，迫使我们承认自己的灵魂。当然，诗歌不单单是个人灵魂的密码，更力求透过某个缝隙，泄露生存的真相。
　　在人类社会中，或许只有诗人能持续童年的生活，拒绝驯化，以不妥协的态度直面生存的真相。倒不是说诗人在故意和整个人类的生存状态作对。就算是作对，也首先是这个世界的贬值。当诗人心痛地写道：“一个人即使用尽全身的力气/终究不过是这个时代莫名其妙的嘶喊/我实在怎么想也想不通/满地的鲜花与壮美歌颂/是为了纪念一个时代的沦亡”。他所针对的，绝不仅仅是某个具体的东西，而是质疑人类的生存本身。但现实的逻辑却是这样：诗人由于泄露了生存的真相，会不同程度地遭到诘难和压制。正如北岛所写：“这个与孩子的心不能相容的世界/再也没有饶恕过我”。诗人和“人类大家庭的决裂”（奥斯卡米沃什语），实则是拒绝意识形态的“我”，使自己“笔挺地直立在集体趴下的时代”。对朗杰来说，他不光以写诗的方式试图与人类决裂，更在诗中宣布要和自己决裂。“我用一天十二个小时的时辰不断行走/就是企图走出早已蓄意分裂的自己”。这种想要走出自己的强烈愿望，其实是他无法忍受自己身上的“诗人”成分。“一个人再怎么样，居然把自己活成一个诗人是多么的罪大恶极”。
　　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让一个“把自己活成诗人”的人，反而无法忍受自己身上的“诗人”成分呢？或许有很多原因。但在朗杰这里，似乎一切都指向了一个东西——绝望。这种绝望，是生存的绝望，是个人面对强大的世界的绝望，是说出来没人在乎憋在心里受不了的绝望。这个“枉有身份证而没有什么身份的青年”，他走在“如此庞大的城市”，“他的悲伤，来得多么不合时宜”。“我高傲而又卑贱地活着”。“那是我的愤怒，在静待岁月变动了一切之后，索讨一个继续苟活的理由”。“为了讨好这个龌龊的世界/我们付出了一生的内容”。“一道强烈的蓝光从地下道里喷涌而出/把冒着烟的头发残忍地杀死/我说，我暂时没有反抗的余地”。通过这些诗句，我们能强烈地感受到诗人内心的绝望。这种绝望，自然不能完全理解为生存的逼迫，或是对某种东西“保持古老的敌意”，有很大一部分是出于一个文学青年的苦闷。就此而言，朗杰的很多诗，是在情绪失控的状态下写的，带着一股直白的生命爆发力。在阅读他的某些诗篇——比如《带发修行》《流着血狂奔而去》时，我不安地意识到，这股生命的爆发力会不会置诗人于死地。诗人无法忍受生活，无法忍受这个世界。毕竟生活如此乏味，荒凉的人间如此乏味。因此，诗人才显得那么孤傲不群。所以，在诗人的内心会爆发出一股向往“陌生处”的激情。而诗人根本找不到一个理想的“陌生处”，只能在这个本该与之决裂的地方与众生一起沉沦。因而，诗人向往“陌生处”的激情，掉头对准了自己。当诗人受不了这股生命的爆发力时，就会产生强烈的自杀冲动。
　　可以说，纠缠在朗杰诗中的那种力量，正是生存的苦闷，所导致的自杀或者自残的冲动。与此同时，也伴随着对人类社会的强烈批判和谴责。最让诗人感到痛苦的，或许就是明明无法忍受生命，却又不甘心去死。诗人的活着不是活着，而是幸存。诗人之所以要选择幸存下来，其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泄露一切真相。人类总是活在谎言之中，总是活在欺骗之中。唯独诗人还保持着看穿了皇帝新装的天性。无奈的是，诗人并没有能力改变这个世界。甚至他还要在这个世界里，“索讨一个继续苟活的理由”。幸好，朗杰在和时代较劲的同时，还保持着一份幽默和自嘲。当我读到《敲响人头骨》时，读到《或许这是在逼我出马》时，读到“乘坐一块西瓜皮的诗人已经不知所踪”时，我有理由相信，诗人在自己和世界之间已经通过某种东西站稳了脚跟。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朗杰的某些心路历程。诗歌的价值，或许就在于它能够提供一种证词。诗人之所以非写诗不可，很大层面上就是要让诗歌作为自己存在的明证。而诗歌之所以值得人们去阅读，不光在于遭遇自己的灵魂，更在于窥探人类的生存真相。与其说诗人在审判世界，不如说他在审判自己。同时，他也在被人审判。当那个审判者“摁下我的脑袋，逼迫我用舌头在认罪书上画押”时，诗人的唯一证词就是诗歌。
　　朗杰的诗歌所爆发出的力量，一部分掉头对准自己，一部分则投向了佛教这个“陌生处”。身为藏族人，一出生就信仰佛教，这在宗教信仰几乎全面溃败的今天，的确是很幸运的。但佛教并没能引渡他解脱尘世的痛苦，毋宁说，他“心中的上师”，成了他倾诉苦难的对象。“在梦中闻听你大悲的真言/我忍不住失声哭泣”。当他写下“寨子背后供奉先辈诸神的庙宇快要倾塌”时，当他写下“千万双向着佛祖的臂膀和目光凝滞了，背信弃义地拜倒在真主和耶稣脚下”时，当他写下“如果民族的灾难还不足以唤醒酣睡中的叶西拉孟”时。我们谁不能读出，这哭泣的背后，隐藏着一位诗人巨大的悲愤？这个“枉有身份证而没有什么身份的青年”，他是在用瘦弱的身躯，承担这个时代强加给他的痛苦。朗杰在很多诗中——比如《长墙无尽》《嗡麻芝麻灭稍兰德》《次仁尼玛的故乡》——运用了大量的藏族神话传说，由于对藏族文化缺乏了解，我无以完全晓知其意。但我能感受到，像“达嘎寨的扎松毕日的悲剧还在上演”，像“月光下的格萨尔/手握剑刃泪下潸然/谁听到了，喊杀声震动天地/漫过贡布才旦当年出生过的牛棚”，这些诗句肯定影射着什么。而诗人内心巨大的悲愤，或许更多的是来自于这些所影射的东西。宗教是对人类的拯救，很多时候，也会为权力所用，许诺一个美好的天堂，诱惑人类接受黑暗的人间。在古今中外的宗教文学作品中，我们都不难发现这一点。而身为藏族人的朗杰，佛教之于他好比胎记。他带着这个胎记流浪人间，并没能堕入超然。也正因为如此，他无法解脱痛苦，从此看破红尘地活着，而是向往死亡，彻底拒绝这个世界。
　　这样一个诗人，在当今的语境下，尤其是在当今中国大陆主流话语的语境下，他所发出的声音，是不怎么讨人喜欢的。因此，注定了这样发音的诗人，处境必然极为尴尬。而且，作为所谓的90后创作者，朗杰还面临着一种窘态。毕竟，朗杰选择了以这样的方式发音，由于自身的原因，这种本来就刺耳的音，发得尚欠火候。这需要诗人自己不断摸索。一面，当然是诗人身份的窘态，也就是说你在写诗却没有人承认你在写诗的窘态。朗杰这样来写诗，某种层面上，其实是在和主流话语作对。结果，当然难逃被主流话语遮蔽的危险。但诗人的创作，绝不是仅仅针对某个具体的东西。由于诗人泄露了生存的真相，又往往会遭到某些团体的迫害。这或许是诗人永远的命运——为人类的遭遇而写诗，写诗又等于是在和人类决裂，最终，所写下的诗往往成为不合时宜的悲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