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1845年的英租界，还是三年后1848年扩展后的英租界，以及包括后来的法租界、公共租界等地，原先全部都是上海城外肥沃的土地。后来，分片划分成了多个国家的租借地，外国人在租借地，执行的是他们所在国的制度，清朝政府一律不得干涉。例如：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反清斗士章炳麟（1869—1936年，号太炎，鲁迅先生的老师）和邹容（1885—1905年，字蔚丹，1912年被孙中山追赠“大将军”）在公共租界内被捕，清慈禧太后除了要求“引渡”外，别无它法。结果英国人不同意“引渡”，慈禧太后也无可奈何。章太炎和邹容被监禁在外国人，设在公共租界内的“提篮桥”监狱内。1905年邹容病死在狱中。次年，章太炎先生被释放出狱，出狱后去了日本，继续从事反清活动。
　　因此，租界地类似殖民地。不同的国家在各自的租界里，可以建造自己国家风格的建筑，传播自己国家的文化等，譬如：英租界内的英国人，在1850年创办“北华捷报”（NorthChinaHerald）。“北华捷报”是著名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NorthChinaDailyNews）的前身。又如：著名的中文报纸“申报”，也是英国人创办。1872年4月“申报”在上海创刊。1912年转让到中国人史量才先生的手上，由史量才先生接办。“申报”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中文报纸之一。
　　从此以后，上海这座东方大都市，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发展起来了。这座东方大都市在发展中，海纳百川，汇合了东西方各地不同的文化。东西方各地不同的文化，在上海滩汇合。在汇合的过程中，有冲突、也有交流、直到认同、融合。最终产生出了我国特有的一种文化，即所谓的“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影响至今。
　　从此以后，上海在以后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不间断地涌入了许多人。在这些人中，有失去土地的农民、破落的地主、破产的手工业者、身无分文的无产者、地痞流氓以及外国冒险家等。上海成了“三教九流”的汇合地、现代工商业的集中地，同时也成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发源地。上海本地人和来自异地的新上海人，还有不同肤色的外国人，他们与上海这座东方大都市一起，同呼吸共命运，经受着接踵而来的苦难。他们在苦难中求生存，在苦难中求发展。
　　从此以后的近百年里，上海也成为了一座奇特的城市。这座城市，既是“淘金”者的天堂，也是“淘金”者的坟墓。在这座城市里，有的中国人住在“洋房”里寻欢作乐，有的中国人饿死、冻死在马路边。旧上海的许多故事就此开始。譬如：“上海白癞痢”、“山东马永贞”、“霍元甲与精武门”等等。
　　如果说，上海是一座移民的城市。那么，这座移民城市始于清道光二十五年，即公元1845年。这年，黄浦江畔的“外滩”地区划为英租界。
　　由此可知，无论是古代还是在近代，上海人所经历的苦难难以想象。上海人是在艰难困苦中成长的，在成长的过程中，上海人产生出了一种独特的性格。这种独特的性格是上海人的特征之一。
　　我以为，人类的性格不是人类固有的属性，而是与其生存的环境有关。人的性格是在所处的自然环境与历史环境中逐渐形成。也就是说，生活在不同自然环境和历史环境中的人，有着不同的性格。上海人的“精明能干”和“逆来忍受”的性格，恰好说明了这一点。
　　不过，人类在性格上的忍受是有限度的，一旦超越了其所能忍受的“度”，他将以地震之动、火山之力进行反抗。上海人也不例外。尽管古代的“嘉定三屠”；近代“鸦片战争”中的吴淞保卫战；现代的“八·一三”淞沪会战，上海人从来就是首当其冲，从来没有屈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