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生活着的人来说，尤其是已经组织起家庭，或者是正要成家的人而言，下岗（类似失业）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下岗一词，永远烙印在，经历过下岗的人的心中。
　　
　　下岗一词几乎与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似乎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也许下岗一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也许下岗一词会被收集在词典中。然而，下岗过的这一代人，恐怕永远会记忆在心灵深处，永远是心头不会抹去的阴影。
　　
　　尽管此文写的是下岗的内容（掌故），而且我是下岗的经历者之一。其实，关于下岗一词的准确解释或者定义，我并不十分清楚。但是，据我所知，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权威的解释，或者定义。不过，我经历了下岗，并被下岗，而且下岗之后，再也没有过上岗，因此我所理解的下岗类似于失业。
　　
　　如果说自谋生路，到处打工，也算做是“上岗”的话。那么，从此意义上说，我下岗以后，也是上过岗的，并且，一直上岗到权威机构鉴定我的大部分劳动能力丧失为止。
　　
　　（一）
　　
　　因为有众多的不合理，譬如工作岗位的终身制，即俗称的“铁饭碗”等，所以要改革，要打破“铁饭碗”。因为闭关自守，譬如不与外国人合资办企业，不允许私人办企业，不允许多种经营搞活经济等，所以要开放。假如改革开放常态化了，融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就无所谓“改革开放”了。如果到了此时，我想，下岗一词将成为历史。失业一词将会变成主角。
　　
　　“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期间，在国营或集体的企业中，至少上海的此类企业中，流行的一句口号。实际上，不努力工作的人是少数，懒汉更是少之又少。即使打破了“铁饭碗”，不努力工作的人还是有的。所谓的出工不出力；行政不作为，大概就是这类人的真实写照。
　　
　　至于懒汉，从古至今，哪怕是今后，只要有人群的地方，懒汉总是有的。懒汉的存在，似乎与“饭碗”的“材质”，没有太大的关系。
　　
　　“文革”结束十年后，开始了改革开放。与此同时，所谓的“铁饭碗”也终于被打破。至于“铁饭碗”始于何时，我不得而知。不过，早于我的出生，那是肯定的。既然“铁饭碗”已打破，下岗也就顺理成章了。
　　
　　下岗的人无可奈何，只怪自己以前工作不努力。在岗的职工，他们尽力工作，保质保量完成工作指标，生怕自己也被下岗。
　　
　　尽管在岗人员的努力工作，尽管在岗人员对产品质量、对服务质量严格把关，譬如企业中引进、消化、吸收了“全面质量管理”、“信息管理”、“优化管理”等，先进的现代化的企业管理体系。引进了先进的现代化的生产设备。职工经过培训学习，也已不断地熟练掌握了，先进的现代化的生产技术。但是，企业的管理者们，老是在喊在叫亏损，似乎生产销售的越多，亏损也越多。甚至亏损到了发放职工的工资，也成为了问题。
　　
　　一般认为，企业亏损的主要原因是：产品的生产销售成本，大于产品的销售价格。当时，产品的销售价格，虽然存在“计划内”的价格，但是大部分的产品价格，已经开始由市场决定，市场竞争正在初步的形成中。因此，同一档次的产品，价格高了没人买；价格低了不能卖。所以产品的销售价格，相对而言比较稳定。而产品生产成本的高与低，却大有学问可做。因此，要使企业不发生亏损，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降低产品生产成本中的劳动力成本，成为了企业盈利的关键。
　　
　　经济学家说“优质”资产整合在一起，不仅能使企业“扭亏为盈”，而且还可以，赋予企业新的“生命”与“活力”。于是，企业的资产重组开始了，“优质”的资产被整合到了一起，并且组成了新的企业。“劣质”的资产，很快遭到了淘汰。原企业中的大多数人员，随着“劣质”资产的淘汰而下岗。不过，下岗人员的编制仍然留在了原企业，例如人事和劳动关系等。
　　
　　在原企业的下岗人员，既无工作可做，也不用去上班报到，更无任何收入，类似于旧时的“停生意”。从此以后，下岗者的生活拮据了起来。对于未来的不安与恐惧，由此产生。
　　
　　虽然下岗人员与原企业保留着劳动关系，可是下岗人员好像从此再也没有在原企业任职，即使有也是极少数。原企业似乎变成了一个人事、民政的管理部门，只不过管理的对象，仅仅局限于本企业，或本行业的下岗职工，以及退休职工。
　　
　　经过资产重组后的企业，再一次产生了下岗职工。因为资产重组而下岗的职工，以及包括以后的，由于各种原因而下岗的职工，总体上不再是因为职工们的工作不努力，而是因为企业的倒闭或其它原因。在倒闭的企业中，也有“优质”资产的部分，这些优质的部分，也被整合在了新的企业中。

　　大量的企业倒闭，产生了大量的下岗工人。下岗工人太多了，足有成千百万之多。重新“上岗”成了问题。上海的各个工业局，即后来的“集团（控股）公司”，成立了“再就业中心”。下岗工人进入了“再就业中心”，我和我的妻子，曾经就是其中的一员。不过，到底有多少人在“再就业中心”，获得了“再就业”，我不知道。反正我和我的妻子，始终没有获得“再就业”。
　　
　　九十年代初，随着我负责的最后一个研究项目，即“氟利昂F113共沸物系列产品”中型试验生产的结束。尽管此项目通过了上海市科学技术鉴定后，便投入了正式生产。尽管“氟利昂F113共沸物系列产品”的工业化生产，填补了这一产品我国的空白。但是，不久以后,我还是被下岗了。从此以后，我汇入到了上海百万下岗工人的队伍之中。
　　
　　（二）
　　
　　我和妻子在同一个单位里工作。那是一家创办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化工厂，具有好几十年的历史，这家化工厂专业生产“合成树脂”和“精细化工”产品。我的妻子在生产车间工作，我在中试室工作，职务是主任工程师，也是最后一任主任工程师。
　　
　　下岗以后，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在失去了生活来源的同时，几乎也失去了对生活的希望，简直不知道何去何从。

    上海的企业，除了能源、公用事业、石化等少数几个行业外，几乎统统倒闭，即使没有倒闭的，也已资产重组。中外合资的企业多如牛毛，跨国企业蜂拥踏来，大大小小各类开发区由此建立。比较著名的有：闵行工业开发区、漕河泾微电子开发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和外高桥保税区。开发区内的各国企业，几乎构成了企业的“联合国”。
　　
　　既然产生了那么多的新企业，招收职工是肯定的。晚报上每天刊登着大量的招聘人才的广告，各个公共场馆隔三差五的举办，各类人才招聘会，有定期举行的，也有不定期的。使我至今还不解的是，昨日的下岗人员，今天竟然已成“人才”了，况且人才下岗之多，足有百万之众。中国的人才之多，恐怕别国是望尘莫及的了
　　
　　我妻子比我早下岗一年，下岗的原因倒不是因为工作不努力。而是，先是生产工段的原料不足，经常停工待料；后来发展到几乎没有原料可生产了，于是不得不停产，没过多久，整个车间也停产了。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停，竟然成为了永远。
　　
　　企业的生产活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车间与车间之间的联系，以及车间中的每个工段或小组，都是这个产业链中的一个环节。每一个环节中所生产的产品，也许就是下个环节的原料，也许就是可以出厂的最终商品。现在，环节出了问题，最终的商品也就无从谈起了。好在市场正在开放，国内停产的产品，可以在国外买到。大多数国内需求的产品，全都可以直接从国外进口。而我们所在企业生产的产品，在国外也能买到，据说价格也便宜。因此，这种企业好像没有存在的必要，企业倒闭和职工下岗在所难免，剩下了的，只是时间的多寡了。
　　
　　妻子下岗以后，虽然享受着每月生活费的待遇，可是一家人的生活，终于拮据了起来。小菜场收摊前的蔬菜，成了我家专门采购的对象。多年省吃俭用下来的积蓄，贴补生活中的开销。
　　
　　新开张的企业，虽说天天在招聘人才，妻子自以为也是人才，前去应聘。当招聘单位得知是下岗的，立刻婉言谢绝。其实在我看来，这是一件很好理解的事，“你既然是个人才，为何被下岗？难道人才也要下岗。既然人才也要下岗，为什么还要培养人才”。由此可见，你根本就不是人才。
　　
　　然而，妻子却想不通，整天闷闷不乐，精神开始了萎靡。我除了安慰，别无选择。记得安慰最多的一句话是，“别人能够生活，我们也能”。至于“人才”与否，无关紧要，“吃饭”才是要紧的。
　　
　　妻子待在家里，除了做饭洗衣之外，终日无事可做。有人说“相夫教子”是人生的美事，现在倒是可以笃定的“相夫教子”了。其实不然，“相夫教子”是有前提的。在我看来，满足“相夫教子”的条件，首先，要么是腰缠万贯之人，譬如“暴发户”、社会上流之类；要么是权势之人，诸如《红楼梦》中王夫人之类。其次，教子者必须是个“人才”。事实上，我们两者都不粘边，搞不好教出了一个傻子，也说不定。
　　
　　多年的积蓄眼看快枯竭，生活真的成了问题，恐惧开始渐渐地笼罩在家里的每个角落。有一天妻子兴匆匆地对我说：“我可以出去摆摊，卖‘宁波汤团’”。妻子的祖籍是宁波（镇海），少时学会了制作“宁波汤团”。“宁波汤团”是一种类似北京“元宵”的糯米园子，其馅是由芝麻粉、绵白糖、板油（生猪油）按比例配制而成，俗称“黑洋酥”。“宁波汤团”是江、浙、沪一带著名的点心。
　　
　　小摊虽已摆出，地点的选择倒是费了一定的功夫。人多的地方不让摆，人少的地方又没生意，所以选择了一个人流恰好的路边，作为摆摊的场所。摆摊的时间，也做了精心安排。清晨作为早点，可以卖给还在上岗的人吃；夜晚可以卖给路人吃夜宵。妻子憧憬着未来，脸上露出了笑容。
　　
　　几千年来，在中国，商人、店家、做工者是不入流的，更不要说小摊小贩。妻子首次出摊，也是唯一的一次，不免有点难为情。她大概以为我是一个人才，大概是属于一个入流一类的人。因此，为了我不难为情，她一点也不让我帮忙，。清晨，她独自出摊去了。
　　
　　黄昏前，我下班回到家里，眼前的景象使我心酸不已。妻子躺在床上不停的哭泣，儿子呆呆地站立在床边。起先以为清晨摆摊遭人欺负，后来得知摆摊的用具，连同“宁波汤团”一起，已被“市场管理员”统统没收了，到底是什么原因，我至今不得其解。
　　
　　如今，每当我走在路上，看见路边的小贩，见到“有人来了”的时候，立马收摊逃跑的情景，心里总是砰砰跳个不停。我猜想，当年妻子不懂此道，因而遭了殃。再说带着生产“宁波汤团”的设备，即使要逃，也是逃不了的，除非丢弃生产设备。
　　
　　昨天才憧憬的美好未来，今天终于变成了一堆灰烬，现实就是如此。看来做买卖是没有了信心，打工也许是一条活路。于是，与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为伍，到处找活打工。如果这也算是上岗的话，那么，妻子已经算是上岗了。
　　
　　（三）
　　
　　妻子下岗以后，我的处境也好不到那里。工厂里的车间，关闭的关闭，停产的停产，生产已是很不正常。中试室的研究工作陷入了困境，不得不停止几个特殊高分子材料的研发项目，有的还是科委下达的科研项目。这些项目已经做了很多工作，耗费了工程技术人员的大量精力，成功的曙光已在眼前。现在，停止了研究，实为可惜。其中的损失和失望可想而知，我作为一个研究者，痛心不已。这种“痛”，是无可奈何的。这种无奈，也许局外人无法理解。
　　
　　中试室的工作重点，转向了见效快、能与合资企业配套的产品开发，并且要求能够及时投放市场的产品。我不得不终止了，我从事了多年有关高分子材料的基础研究。负责起新产品的研发、投产、投放市场的一系列工作中。
　　
　　其实，科学技术的基础研究，与产品研发相比，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科学技术的基础研究成果，是产品创新的奠基石。因此，新产品的研发能力与基础研究力量的强弱有关，这种能力是建立在基础研究之上的。
　　
　　大到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强盛与否，与这个国家科学技术的基础研究，发达程度有关。否则所谓的“强盛”，只是建筑在沙滩上的楼阁。小到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倘若要在市场竞争中经久不衰，关键在于企业的管理能力、新品的研发能力、产品的质量保证等。因而，企业内部的科学技术基础研究，是一项重要的不能忽视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内部的研究部门，是企业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企业内的一个独立部门。当然，这个研究部门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有关企业所在行业中的科学与技术。
　　
　　企业内的研究部门，根据企业的自身特点，有不同的叫法，最常用的有，譬如研究所、实验室、中型试验室等。我厂的研究部门叫“中型试验室”，简称“中试室”。中试室的配置，从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到中型生产装置，一应具有，是一个典型的集研发与生产的联合体，只是规模小点而已。
　　
　　车间的关闭，据说因为车间生产的产品亏损，无法维持生产，工人不得不下岗。照此发展，估计中试室离关闭的日子也为期不远了，除非研制生产出，在经济上见效快的新产品。
　　
　　我带着我多年的基础研究成果，投入到了新品研发与应用的工作中。这项工作分为三个内容，一是研制生产市场紧缺商品。二是研制生产市场上，还没有的新产品，三是市场营销。在市场营销方面，对于市场上紧缺的商品，勇敢而自信的参加，与国内外厂商的竞争。对于研发的新产品，积极开发用户，在市场上占先机。
　　
　　虽然中试室的工作出了成绩，经济效益也很显著。譬如：一些紧缺商品填补了国内空白，并通过了市级科技鉴定；一些自行研发的新产品，不仅获得市级科技鉴定，而且获得联合国技术信息促进系统，颁发的“发明创新科技奖”。
　　
　　由于生产车间已关闭，中试室的中型生产装置生产能力有限，产品的销售供不应求，出现了排队供应的局面。当缺货时，客户们的采购员，甚至长时间的等候，直到买到货为止。与此同时，新产品源源不断地推出。可是好景不长，大约好景了一年左右，中试室关闭。我和我的同事们，也随之下岗。于是“好景”就此结束。
　　
　　如果说生产车间的关闭，是因为经济效益。那么，中试室的关闭，应该不是经济效益的问题，似乎是上级的意图。中试室关闭不久，我所曾经工作了多年的工厂，也随之倒闭。除了少数留守人员以外，其余的统统下岗。
　　
　　不久，工厂里的所有机器设备，拆除后运出。厂房也不能幸免，统统拆光，夷为平地。再过不久，工厂原址成了房产开发商的建设用地，一幢一幢的商品房拔地而起。那是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事。
　　
　　我直至今日还是不明白，确实不明白，上海的那么多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倒闭，难道全部都是，因为经济效益不好？难道全部都是，因为亏损维持？难道非要数以百万计的人员下岗，才能了事？
　　
　　下岗人员的苦衷，只有下岗的人员自己最清楚。未成家的年轻人，可以闯荡江湖谋生；已经成家并且有了孩子的家庭，真是苦不堪言。尤其是那些“双下岗”的家庭，更是苦不堪言。所谓的“双下岗”，是夫妻两人都下岗的简称，我家就是属于“双下岗”的人家。
　　
　　生产袜子的工厂倒闭时，分发给下岗工人几箱袜子；生产皮鞋的工厂倒闭时，分发给下岗工人几箱皮鞋；生产食品的工厂倒闭时，分发给下岗工人几箱食品，让他们到街上去卖，换成钱后，用于贴补家用。总之，“虾有虾路，蟹有蟹路”各厂各显神通。这种做法，也算作为对下岗工人，在生活上的临时补助。当时的大街小巷，充满了兜售各类商品的人群，好不热闹。
　　
　　可是，我厂是一个化工企业，生产的东西根本没有日用价值。因此不可能有“临时补助”，只有自认“运气”差。
　　
　　其实，在这座城市里，我们这一代人，与长我们几岁的哥哥、姐姐们相比，相对而言还算是幸运的了。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在“文革”中“上山下乡”，去了农村插队落户。去农村插队落的人，至少有百万之多，他（她）们称谓“知识青年”。十几、二十来岁的知识青年，远离了家乡和亲人，他们与农民伯伯一起耕作劳动，有人戏称他们“修地球”。他们好不容易等到“文革”结束，他们好不容易可以回城进企业做工。但是，只过上了屈指可数的几个安定的年头。企业却倒闭了，即使没倒闭的企业，其资产也要重组。企业的资产在重组过程中，免不了部分工人下岗。而倒闭企业中的工人，几乎统统下岗。正当壮年的他们，下岗回到了家，拖儿带女的生活着，其生活的艰苦可想而知。沉重的生活压力，至少在我看来是少见的。所以，直至今日，我都不愿谈及下岗之事。
　　
　　庞大的下岗工人队伍中，囊括了退休前的各个年龄层次、各种知识结构，他们与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一起，在这座历史悠久的工商业大都市里，共同竞争工作岗位。
　　
　　（四）
　　
　　一个人，从出生到小学低年级以前的学习，即所谓的启蒙教育阶段，我以为，无论是识字还是算术，不曾带有目的性，纯粹是家长或老师们的个人意志，从某种意义来说也是社会的意志。等到孩子的学习，到了小学高年级，或者是中学的初、高中阶段。这时才会形成有明确的目的的学习，有了理想，有了为之奋斗的目标，并且为了为之奋斗的目标，刻苦学习。
　　
　　我的小学大部与中学的全部，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中度过。在读中学的时候，有一门课程叫“工业基础知识”，简称“工基”，工基课类似于物理。
　　
　　我学习的这门课，是由一位有“问题”的老师教授。这位“问题”老师原本没有问题，他的问题是在“文革”中被查出了的，问题出在他的学问上。他专业执教物理学，是位物理老师。我从这位老师那里，不仅学到了牛顿三大定律、安倍定律、电磁感应等知识。而且还知道了牛顿、安倍等人他们都是外国人。电磁感应的发现与应用，也是外国人。
　　
　　除此之外，我还从另一位，也是有“问题”的数学老师那里，不仅学到了平面几何，一元二次方程中的“根”与“系数”的关系。而且知道了，平面几何是古希腊人欧几里德所建立。“根”与“系数”的关系是韦达定理。欧几里德、韦达等人，也都是外国人。
　　
　　当时，我从学校的老师们，特别是有“问题”的老师，他们那双对学生充满期待的眼神中，体会到了老师对学生的期望，尽管此时的“文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就在此时，在家庭以及学校中有“问题”的老师的影响下，我渐渐地有了自己的理想和为之奋斗的目标。那就是，将来选择一个研究领域，或许是物理学，也许是数学。我理想驰骋在自己热爱的研究领域中，脚踏实地的做研究，希望有所发现和发明。

　　我的学生时代不算短，但文凭只有一张，是大学的，学位是理学学士。毕业后如愿以偿地做了研究工作。研究的领域是“聚合物合成及聚合物基复合材料的制备与可靠性”，这是一门边缘学科。我是这门边缘学科的建立者之一。
　　
　　这个研究领域是我在大学学习期间，听从了教授我们《拓扑学》的老师建议，在我毕业以后，经过多年的研究实践中，逐渐建立起来的。为此，我与我的合作者，付出了不少努力。其研究的成果从上世纪八十年起，连续不断地在国内外相关的科学杂志上发表，直到九十年代中叶前为止。
　　
　　因此，我的研究生涯并不长，前后总共不到十年。在这十来年的研究生中，除了发表了一系列科技论文，以及获得了几项科技奖外，没有其它额外的荣誉。九十年代中叶前，我无奈地下了岗，美“梦”终于做醒了。
　　
　　从此以后，再也没心思，也没有条件做系统的科学研究。其实，可靠性的研究管我什么事，材料的可靠性、结构件的可靠性、系统的可靠性管我什么事。此时，我每天所关心的事情是，明天到哪里去赚，后天的家庭开支。当然也包括了，我的廉价香烟和老酒。廉价的香烟和老酒，成了我的好伙伴。
　　
　　安心工作是一句劝人对待工作，要专一的老话。要做到安心工作，全凭主观的努力。然而，是否要你工作，不全在于你的主观努力，更多的是客观因素，运气部分当然也是少不了的。我的运气差极了，先是不得不放下心爱的研究工作，投入到了产品的研发之中。产品研发刚刚有了起色，至少已经初具规模，却又不得不下岗。
　　
　　现在，我的下岗已成事实，生活的来源成了问题。如何维持家庭的生活，包括小孩的读书，全都成了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一个严峻问题，这才是所要面对的研究课题。生活的压力实在是太重了，压得人萎靡不振。
　　
　　下岗就像一根套在脖子上的绳索，不知何时会勒紧，勒的你透不过气来。以致以后的许多年里，人们总是提醒那些工作不负责的人，“你这样下去，总有一天要下岗的”。其实，直到今天，从不下岗的人，也不在少数，这倒不是他们特别能干。事实上，这个人群中的人，即使干得再差，即使再没有能力，也是不会下岗的。而你干得再好，也必须下岗。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所谓的理想了，也不与任何人谈及所谓的理想。不过，我还有希望，希望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希望平淡的度过我的余生。
　　
　　正当人们欢呼实现了“四个现代化”的同时，全国数以千万计的下岗工人，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直到现在，我以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下岗工人或许不能算作这个历史时期的民族脊梁。但是，把他们称作，这一历史时期民族的奠基石，恐怕一点不为过。他们，也许会被载入史册。
　　
　　（五）
　　
　　有人认为，上海人家生活精致，但过于勤俭。因为勤俭持家，所以友人之间的“出手”，显得不怎么“大方”。因此，在别的地方人看来，不免有点小气。真是因为上海人的“小气”，养成了上海人积蓄的习惯。普通的上海人家，无论家庭收入多寡，积蓄总是有点的。有的人家收入少，他们宁可生活艰苦，也要从牙缝中省下钱来，用于积蓄。当然，我家也不例外。
　　
　　下岗以后，除了每月领取下岗人员的生活补贴以外，历年积攒下的积蓄，开始补充家庭开支的不足。殷富的生活逐渐拮据，算计着每一天的生活。
　　
　　上海历来是一个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当时的城市户籍人口就有一千二百多万，市民的生活主要以做工为主。现在，数以百万的工人下岗，加上其他的下岗人员，他们都在找工作。如果用“僧多粥少”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新办企业、合资企业中，数量有限的几个工作岗位，被茫茫人海所淹没。哪里有我胜任的工作？如果有，我也不至于“下岗”。
　　
　　如果说，七十年代末“十年动乱”的结束，恢复了中断十年之久的“高考”制度，上海百万青年怀着一颗建设“四化”的红心，拥入考场参加“高考”，而那时的入取率，则不足百分之五。那么，仅仅时隔十年，上海的百万“下岗工人”，为了生计，纷纷涌入到“人才”市场，或“职业介绍所”找工作，其入取率究竟是多少？我无从得知。幸运的是这两件事我都曾经历过，区别只在于，前者完成学业后，成为研发工作者；后者却成了“多余”的了。
　　
　　积蓄总有用完的一天，生活还将继续，自尽也是一条可以选择的路。其实，相比之下自尽的确痛快，一了百了，从此不再为“柴、米、油、盐、酱、醋、茶”而烦恼。可是，还未成年的孩子，白发苍苍的长辈，他们的生活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我终于没有自尽，而是加入到了百万“下岗工人”找工作、再就业的行列。从此，想方设法找工作，成了生活中唯一的大事，尽管找到工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幸亏“人才交流市场”离家不远，小型的“人才”招聘会，每个星期举办一次；大型“人才”招聘会，不定期的举办。“人才”招聘会，由许多招聘人才的单位，所设的摊位组成。应聘者根据自身特长，选择以为自己合适的岗位，前去应聘。不过，是否能被录用，全凭运气了。
　　
　　每期“招聘会”，我都会去碰碰运气。虽然有些“招聘会”是免费入场，不过“应聘表”是一定要购买的，一块钱一份。一份“应聘表”只能用于一个招聘单位的摊位，如果想要到几个摊位去碰运气，那就要买几份。显然，对于一个没有经济收入来源的人来说，这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遗憾的是，我的运气太差了，虽然每次硬着头皮买了多张“应聘表”，去多个招聘单位的摊位应聘。然而，每次总是失望而归。
　　
　　为了减少“应聘者”的应聘“成本”，大型体育馆内，举办大型的免费“招聘会”。
　　
　　其实，招聘会不论大小，全都犹如一个“菜市场”。如果说，菜市场是固定摊位上的卖主，招揽自由行走的买主。那么，人才“招聘会”的现场，则是相反。到处都是手拿个人简历的应聘者，每个人几乎都伸长了脖子，仔细张望固定摊位上的招聘单位，所贴出的招聘岗位与要求，倘如稍有“搭界”，及时递上简历，努力地“推销”自己。
　　
　　我是成千上万的应聘者中的一员，手里拿着文凭与简历。自由行走在数以百计的招聘摊位前，眼睛瞪得大大的，努力寻找适合自己特长的工作岗位。

　　一家合资单位，需要招聘一位质量工程师。本以为此岗位，我一定适应。因为我曾制定过“产品质量标准”（企业标准），也曾研究过检验产品质量的方法，况且这些成就中的大多数，曾经通过科委的技术鉴定后发布执行。现在，倘如能获此工作岗位，必将有着施展才能的空间。心情的激动，在所难免，已经大半年没有工作了。
　　
　　我递上了事先准备好的简历，与招聘人员讲明了意图。不过，紧接下的对话交流，显得十分费劲，好在招聘人员十分耐心。在我的主动问答中，终于弄明白了，这家合资单位需要招聘的是我理解中的“产品质量检验员”，而不是“质量工程师”，并且女士优先，我只能作罢。
　　
　　有一家“同胞”开设的著名公司，需要招聘一位软件开发工程师。条件是35周岁以下，男性，本科以上学历，具有中级职称，计算机或数学专业。这家公司所摆出的摊位前，空空荡荡，几乎没有前来应聘的人员。我不由自主的心里一喜。心想，此招聘的岗位，似乎专为我而设定。我向招聘人员，递上了我的文凭和简历，招聘人员看得很仔细。沉思了片刻答复了我，“各项条件基本符合，就是年龄偏大，不能录用”。我说为什么？不是说35周岁以下的，我是符合的啊！招聘人员微笑着回答我，“这个部门的经理，年纪比我小，资历没你长，你去了，他很难领导”。
　　
　　我猜想，这家公司招聘的是部门经理助手，而不是我所理解的，招聘具有政府权威机构认定的，具备工程师证书的工程师。我虽有此类证书，但也于事无补。
　　
　　（六）
　　
　　我参加过数不清的各种形式的人才招聘会。也花了不少钱，用于购买应聘所需的各种“申请表格”。并且在招聘现场，努力的推销自己。可是，自己的运气实在是太差，始终没有被用人单位录用。甚至连面试的机会，也屈指可数。
　　
　　我至今也没有搞清楚，人才招聘会，到底要招的是怎样的人才。甚至怀疑自己，从来就不是什么“人才”。直至今日，还是没有明白，到底什么样的人才算是人才。也曾经怀疑自己是否走错了地方，所以从未在“人才招聘会”上被招聘录用过。
　　
　　冬去春来，我每次都是满怀希望地出去应聘，每次却是满脸地沮丧，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家。既然如此，又何必花钱去买“沮丧”呢？从此，我再也不去应聘工作岗位了，哪怕招聘广告做的再吸引人。
　　
　　经历了太多的招聘会，在与招聘单位的面谈中，常常会产生被欺骗的感觉。

　　例如：某区属少年科技站，在招聘会上摆摊，招聘中小学课外科技辅导员。招聘岗位所写的要求，自己以为基本满足。于是，我小心翼翼的递交了相关材料，带着自信的口气“推销”自己。也许因为我的真诚，也许因为我的资历与阅历。我顺利地通过了初始，并且约定了面试的日子。这次，也仅这一次，在回家的路上，一扫以往的沮丧，心想这回终于能见到就业的曙光。
　　
　　然而，面试前的几天，心情总是波澜起伏，想了很多。想到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自己漫长而曲折的学习过程。想到，在我不太长的研究工作的岁月中，曾经有过的发现，有过的发明。我的发现发表在科技杂志上，而发明已在工厂生产，并投入了市场。如今由于“下岗”，研究工作因此中断，永远的中断，此时的我才不到三十五周岁。想到这里，不免由衷地感到伤心。
　　
　　不过，现在有可能成为一名“少年科技站”的课外辅导员，尽管这是一个区属“少年科技站”。倘若被录用，我将把我的所知、所想、所能，无私的传授给，比我年少的学生，哪怕是启蒙，也是值得的。假如在这些被辅导的青少年学生中，将来能够产生出科学家，或者发明家，那我将是幸福无比。
　　
　　面试的前几天，在家里做了充分的准备，猜想着面试单位所要提出的各种问题。
　　
　　考虑到辅导对象不同的年龄和不同的兴趣，找出了珍藏多年的航模和船模。这些航模和船模是我在少年时制作的。各种模型全都带有动力装置，“飞机”可以飞行；“轮船”可以航行，并且整理了已发表的科技论文和发明的实物，以及自己在学校学习期间，所学自然哲学课程的笔记。
　　
　　我是这样想的，航模和船模可以证明，我的动手能力和科普知识，而这些能力和知识，足以证明有能力辅导低年级学生。论文和实物足以证明，我的科研方法和水准，而这些方法和水准，足以证明有能力辅导高年级学生的实验和写作论文。自然哲学课程的笔记，是为了说明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自然哲学”的学习是必修的课程，尤其是宇宙观和方法论。
　　
　　记得面试的时间，约定在下午2点，我早早的赶到。参加面试的人不多，我被排在了最后一个。在我看来，前来应聘的同仁，心情比我还着急。
　　
　　面试似乎进行得很快，一会功夫就轮到了我。我向面试官，简要地介绍了我的能力和经历，讲明了前来应聘的目的，并且把准备好的材料，放在桌子上，用来佐证我所说的能力。然后静心地等待着，面试官的提问。
　　
　　面试官他反复翻阅我的，早已收到了的书面材料，没有提问，只是热情地请我等一回，说是要与他人商量一下。于是，带着我的书面材料，出去与人商量。
　　
　　我坐在面试室里，心里忐忑不安地等着，是录用还是回绝？听天由命了。
　　
　　面试官终于带着商量好的结果，回到了面试室。面试官把商量的结果，委婉地告诉我。其实，只有三个字，即“不录用”。理由是你的才能，不适应辅导青少年课外科技活动。此时，我急了，真的急了。高声说“我不仅精通数、理、化，还熟知学习方法，还有动手的技能，况且又有资历和阅历，辅导青少年绝没有问题”。
　　
　　我又一次拖着沉重的脚步，不仅沮丧，而且失望，本能地朝着家的方向走。区属少年科技站，离家的路程并不算远。可是，我手里拎着刚才面试时所带的材料，却走了好几个小时，一直走到了天黑。
　　
　　说实在的，那天到底是如何走到家的，现在已是完全记不得了。只记得，边走边想，百思不解的是，科技站的辅导老师，到底需要怎样才能的人？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还是没有弄清楚。到底是怎样的人才，才能胜任这个工作？
　　
　　我的青少年时期，从来没有到过“少年科技站”接受辅导，甚至连少年宫的门，也没有踏进去过。少年时对科技的爱好，全是得益于离家不远，坐落在南京西路上，那家著名的“上海翼风科技模型材料商店”，我们俗称“飞机模型店”。
　　
　　母亲每月所给的零花钱，几乎全部花在了制作各种模型上。化上几分钱，在商店里购买一张图纸，根据图纸的要求，购买材料，主要材料的材质通常是桐木。
　　
　　航模的制作，从简单的“弹射飞机”，到稍微复杂的“滑翔机”，一直制作到以汽油机为动力的飞机模型为止。那时没有遥控装置，放飞时，机翼的一侧用绳索牵着，飞到汽油耗尽才降落。“船模”的制作也是从简单的开始，最终制作了几艘比较像样的，带有动力装置（直流电动机）的船模，譬如：单动力浆的“先锋号”游艇；双动力浆的“卫国号”巡洋舰。
　　
　　航模较脆弱，不易保存，现已荡然无存。船模坚固，放在书架上与书本为伍，意义非凡。书本是知识的积累，船模则是知识积累的产物。况且制作精良的船模，也是赏心悦目的，所以保存至今。当年为了寻找工作，出去应聘面试时，曾经拿出来献宝。其初衷是，证明我是一个人才，结果还是一场空。
　　
　　如今，虽然人到中年，并且将近尾声，可是仍然把玩少年时制作的船模。浴缸中放满了水，“先锋号”游艇起锚，在浴缸里“乘风破浪”。“卫国号”巡洋舰较大，放在浴缸里没有它施展的余地，只能放在桌子上，开启发动机。听着发动机的轰鸣声，仿佛自己驾驶者巡洋舰，守卫着祖国的海疆。虽然我终于没能成为，青少年课外科技辅导员。可是，恍惚中自己始终是个辅导员。
　　
　　如果说我以前的工作，是学校毕业后国家分配的，属于“计划经济”的结果。那么“少年科技站”辅导员的工作，是我主动去应聘的，属于“市场经济”行为。我以前生活在“计划经济”时代，不了解什么是“市场经济”。所以，失败告终的结果，不作为奇。
　　
　　有人说“你有学历，又有工作经验，工作是一定会找到的”，劝我不要放弃，继续出去应聘，直到受聘为止。我断然拒绝了，我有家庭，我要养家糊口。现在，绞尽了脑汁去忙于去“应聘工作”，不仅身心疲惫，而且已经到了连自己也养活不了自己的地步，哪里再有精力前去应聘。再说以往前去应聘的市场，高学历者也不在少数。他们是否找到了工作，我不得而知。反正自己觉得受聘的概率基本为零，因此必须另想谋生之道。
　　
　　（七）
　　
　　看起来到“人才市场”去找工作，就凭我这点本事，无论如何是找不到工作的，也许这就是命，是命中注定的。
　　
　　为了维持生计，我拿起了已经放下多时的笔，打开尘封了多时的研发工作笔记，干脆做起了“亭子间”研究者。把未曾公开的研究成果，撰写成了研究论文，投稿科学杂志。由于这些研究结果，也是当时的各国科学家们，所要寻求的，譬如：某些高分子聚合物材料的热解动力学参数、寿命估算及其可靠度等。所以文章发表很顺利，稿费也很丰厚，生活看来暂时没问题。
　　
　　然而，未曾公开的研究成果终究有限，总有发表完的一天，稿费也总有用完的一天。虽然“亭子间”可以作为研究的场所。但是，处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期，一个科技飞速发展的年代，“亭子间”里的研究，要想达到世界级的水平，简直就是白日做梦。
　　
　　好在此时，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进行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以“市场经济”，取代过去的“计划经济”，即社会的经济转型。这样一来，尽管在人才市场找不到工作，某生的渠道还是有的，别人能够某生，我将也能。
　　
　　我曾经有过独立科研的经历，也有过独立研发产品的经验。科学成果没有国界，写成了论文，在科学杂志上公开发表，人类共同享用，而且是免费的。技术则不同，特别是核心技术，不仅有着国界，而且其所有权，并且在一定的年限里，归属发明制造者拥有，使用者必须付钱后方能使用。
　　
　　在过去研发的产品中，有一个俗称为氟利昂共沸物的产品。所谓的共沸物，指的是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沸点的液体，在一定的组份下，具有一个共同的沸点。由于我们研制生产的共沸物，是以“氟利昂”为主，故称“氟利昂共沸物”。
　　
　　此产品的生产工艺与流程、质量控制、检验方法及其技术标准等，是由我所给出，并且通过了科技鉴定。（详见《我的研究生涯》•石拓•著）。不幸的是氟利昂共沸物刚投产不久，工厂便倒闭，我也下了岗，产品随即转向了联营厂生产。
　　
　　氟利昂共沸物是一种价格昂贵的高级清洗剂，当时主要作为电子线路板上的元器件，经过“波纹焊”后，对粘附在电子线路板上的助焊剂、尘埃等，进行超声波清洗用的清洗剂。由于助焊剂溶解于氟利昂共沸物，因此当助焊剂的溶度，超过一定量时，不能再使用，成为了废物。
　　
　　上世纪九十年代，科学家发现了南极上空的臭氧层出现了“空洞”，而造成“空洞”的主要元凶之一，就是人类制造的“氟利昂”，为此而制定了国际公约，即“蒙特利尔公约”。假如把含有大量“氟利昂”的废物丢弃，那将是后患无穷，也是“蒙特利尔公约”所不容许的。因此，使用这种产品的厂家把这些废物全部收集在铁桶内，存放在仓库里。随着年月的增加，废物也在增加，越积越多，无计可施。
　　
　　此时，当年参加此项目科技鉴定工作的用户单位，他们找到了我，请我帮助他们解决处理，劳务费由我定，并且是长期的。我欣喜若狂，真是天福降于斯人也。
　　
　　我用我的稿费和原有的部分积蓄，定制了实验室设备。用实验室设备和实验室方法，把含有氟利昂共沸物的废物作为原料，来生产氟利昂共沸物及其副产品。
　　
　　我之所以采用实验室方法，是基于当时自身的条件和环境。采用实验室设备处理这种废物的好处在于：（1）投入的资金少，自己的经济能够承受；（2）占地少，只要一间不大的房间就可；（3）能够精确控制整个生产过程中的每个环节，并且生产出的产品质量极佳，即实验室产品，纯度极高。缺点在于产量太低，需要没日没夜的干。其辛苦之程度，至今回想起，后背直冒冷汗，真是不堪回首。
　　
　　处理废物的工作尽管很辛苦，可是得到的回报还是相当丰厚。主产品“氟利昂共沸物”、副产品“助焊剂”，以及少量的贵金属和残渣。主产品和副产品返回给原使用的厂家，仍然作为生产原料。这样一来不仅变废为宝，而且为原使用该产品的厂家降低了生产成本，更重要的是解决了环境污染。
　　
　　于是，我的生活和工作算是有了着落，不用再为生活而辛苦的找工作，更不用“削尖脑蛋”，往招聘人才的单位钻，事实上也没有钻出个名堂。
　　
　　处理氟利昂废物的结果，使我腰间的钱包，不断的鼓了起来，看来命运即将改变，家庭的命运也将随之改变。

    用科学有效的方法处理废物，因而使得废物变为了宝贝。在变“废”为“宝”的同时，使我摆脱了由于下岗，而失去了生活来源的困境。

    （八）
　　
　　一家在世界上著名的法国公司，与一家国内著名的大型国企，即中国神马集团公司，在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开发区，合资设厂，专业生产以尼龙66为基的高分子材料。这家合资企业，在我下岗以前所工作的行业里，网罗人才，高薪聘用。我以前的领导，一位德高望重的高级工程师，把我和另外几个工程师，介绍给了这家合资企业。中方经理似乎早有准备，全部录用，并且安排了工作，然后到所在的部门工作。唯独没有安排我，我纳闷了。或许是看在那位德高望重的高级工程师面子上，不好当面回绝。
　　
　　正当我在胡思乱想时，中方经理来与我商量，希望我到他们在上海的子公司去。我清楚地记得，在他的办公室里，他问我“你在原单位担任什么工作？”。
　　
　　“主任工程师，专业研制开发高分子聚合物材料，有时也涉及精细化工”。
　　
　　“那好，你如果愿意去‘子公司’的话，那就担任‘子公司’的总工程师”。
　　
　　我答应了，第二天就去了“子公司”，走马上任总工程师。
　　
　　我去的那家子公司，全称是“上海神马工程塑料有限公司”，简称上海神马。上海神马是中国神马集团公司，下属的上海全资子公司，也是专业生产尼龙66为基的高分子材料。子公司的总经理，由那家合资公司的中方经理兼任。
　　
　　上海神马与那家合资企业，同在上海浦东新区的金桥开发区内，都是在开发、开放的初期落户上海的。已经有好几个年头了。上海神马已投产，产房是租用的；合资企业也已运行，只是生产流水线还在建设中。

　　初到上海神马，眼前的情境与我的想象大相径庭。两条生产流水线只开一条，而且还是断断续续的。即没有定型的产品，也没有固定的用户，只有一些零碎的加工业务，按用户要求加工的业务。厂房是租借的，要命的是几年来的租金，一直拖欠着。
　　
　　直觉告诉了我，这是一个严重亏损的企业。不仅亏损，而且债务累累。而要扭转这个局面，全都要靠我这个总工程师。好在原料充足，由于没有适销对路的产品，生产无从谈起，所以仓库里存放着大量的原材料。我想，这些原料，倘若用于我所研制的高分子聚合物合金材料，（俗称工程塑料合金），以及聚合物基复合材料中。其产生的利润，不要说扭亏，还清债务一定是绰绰有余。
　　
　　为了保险期间，我把我的废物处理实验室及其业务，一同搬来。并把所得利润的一部分，作为职工的奖金，尽管奖金的数量有限，可也是我的心意。
　　
　　我辛苦地研制生产新产品，新产品的起点很高。在当时，乃至到了现在，仍然可以称得上世界一流，譬如PC合金、PA合金等。并且辛苦的推销新产品，推销的起点也很高，都是些生产高新产品的企业。并且利用了，过去在高分子聚合物材料研究领域中的声望，和现在的境遇。“声望”是用户信任的保证，“境遇”则是为了博得用户的同情。因此，推销工作很顺利。
　　
　　我所研制生产的新产品，其销售的价格，远比从发达国家进口的同类产品低，质量则相差无几。经过用户的鉴定，采用我们的产品。他们用国产的原材料进行国产化配套，为此而节约了生产成本。尽管我们产品的销售价比进口的低，但相对于国内市场的销售价，已是相当高了，所以利润十分可观。
　　
　　一年以后，不仅还清了包括拖欠了多年房租在内的所有债务，而且还有结余。虽然谈不上扭亏为盈，但离扭亏为盈的距离不远了。
　　
　　不久，地处金桥出口加工区合资企业的生产线建成。我们搬离了租用的厂房，搬到了金桥出口加工区，与那家合资企业为邻。大约过了一年左右，总经理在合资企业的任期已满，调回总公司。与此同时，我被辞退回家。
　　
　　在上海神马工作的时间，总共三年左右。三年里，用足了智力和心力支撑工作。三年里，过得很累，真的很累。如果说这也是算上岗的话，那么，我自从下岗后，也算上过岗，唯一的一次“上岗”。
　　
　　在离开上海神马之前，用自己的积蓄，买下了我所研制的新材料，以及所需的剩余原材料。并且有偿地加工了一批产品，产品是专为用户准备的。这是因为，我被辞退后，我将另起炉灶，参与市场竞争。而另起炉灶期间的空白期，这些加工好了的产品，可以销售给用户，保证用户的正常生产。
　　
　　此时，我的囊中不再羞涩，生活不再窘迫，已经具备了自有资金。而资金的积累，源自于处理“废物”的实验室。现在，将以实验室为班底，开拓工程塑料合金领域。
　　
　　我带着我的处理“废物”的实验室设备、研制新材料所需的原材料，以及加工好的产品。离开了上海神马。离开时没有遗憾，也没有沮丧。因为我在上海神马工作的期间，看到了自己办企业的能力、研发市场需求的产品能力，以及市场营销与售后服务的能力。
　　
　　此时，我已过了“人才”招聘年龄的上限，即三十五周岁。再去“人才市场”找工作，已是不现实了，我坦然地面对现实。
　　
　　我没有搭档，也没有“背景”，我只有仅剩的一点智力、劳力和求生的本能，以及在这科技邻域内，踏实研究和踏实做人的“声望”，其中包括了，始终信任我所研制生产产品的企业。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开始了我的创业。

　　（九）
　　
　　当我还在学校读书的时候，老师告我们，一个人若要成为“人才”，要有三个要素，即：（1）先天；（2）勤奋；（3）机遇。此“三要素”缺一不可。“先天”是一个人的自身条件，必须是一个智力发育正常的人。假如是一个脑子残疾的人，恐怕是不会成为人才的。“勤奋”是一个人的自身努力，假如一个不通过自身的努力的人，仅仅耍自己的“小聪明”，恐怕是不会成为人才的。
　　
　　如果说“先天”和“勤奋”，是人的内在因素。那么“机遇”，则是外在的了。不以人的意志为改变的。因此三者缺一不可。有句俗话，叫做“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我的人生中，我始终勤奋，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总在想，我之所以在人才市场，屡试屡败，无人问津。并不是我的无能，而是没有机遇。机遇犹如沧海一粟，可遇不可求。也许，这可以解释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如今，已经过了人才招聘所设的年龄下限，即使有机会，也轮不到我。况且“人才市场”已更名为“职业介绍所”了。
　　
　　然而，我之所以能够坦然地面对“第二次下岗”，是得益于我的处理废物实验室。由于遇到了处理“废物”的“机遇”，不仅生活无忧，而且还能为自己积累资金。
　　
　　但是，处理废物的业务，终将有结束的一天。“蒙特利尔公约”规定，进入二十一世纪，大约是2003年，将全面禁止生产使用“氟利昂共沸物”。而庆幸的是，在此之前，我恰好在资金上，具备了研制生产工程塑料合金的能力。
　　
　　工程塑料合金是一种新型的工程材料，有着极其广泛的用途。直到现在，世界上只有少数发达国家能够研制生产。我下岗之前所研究的项目一直很先进。下岗以后，虽然失去研究的条件，但是关于这个领域的研发和应用，我是一直关心的。
　　
　　现在，我有了自己积累的资金，可用自己积累的资金，重返以前研究的领域。我已拥有属于自己的实验室，尽管这个实验室很小，小到只有我一个研究人员。现在，我有能力将研究成果付诸生产，有能力将生产了的产品投放市场。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