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夏已过，天气逐渐转热，路边瓜果摊的出现，似乎在告诉人们，春天过去了，夏天已经来临。城市容貌的管理者，已经换上了夏装，看来又一轮的市容整顿，即将开始。做瓜果生意的小贩们与城市容貌的管理者间的冲突，即将登场。
　　
　　如果说，小贩们靠“小贩”生活。那么，管理者们靠“管理”吃饭。假如有一天，管理者们没有了“管理”的对象，也许管理者们的吃饭会成问题。因此，小贩们与管理者们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
　　
　　其实，当今的社会，何止小贩们与管理者们的冲突。2010年在上海举办第41届世界博览会的前夕，对举办“世博会”的区域及其周边地区的工厂和居民区，进行了动拆迁。在动拆迁的过程中，动迁人员与居民区中原住户的冲突，也时有发生。好在是市政动迁，好在及时的说明，此举是“舍小家，顾大家”，是高尚的行为。所以，居民们的动迁算是顺利的。
　　
　　可是，在通常的情况下，管理者们或动迁人员，与被管理者或被动迁居民之间，所发生的事件，并不是那么的简单。
　　
　　以贩卖瓜果的小贩为例，小贩们当今卖瓜果的形式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相当的进步。过去贩卖瓜果的小贩，通常的销售形式是，在路边搭建一个“遮阳棚”，把瓜果堆放在棚内，棚的作用是：一来防雨水，二是防暴晒，三是白天卖瓜果，晚上可睡觉。这种卖瓜果的形式，居民们称之为“路边瓜果摊”。现在，贩卖瓜果小贩的销售形式，通常是把瓜果放在“板车”或者“三轮车”上，在马路上叫卖，居民们称之为“流动瓜果摊”。
　　
　　同样是热天贩卖瓜果，现在与过去相比，最大的不同，在我看来似乎是在管理的方式上。过去是属于那种所谓的粗放式管理，只要贩瓜者的“瓜摊”，少影响交通，注意“瓜摊”的环境卫生，交上管理费后，很少有人来“麻烦”。到了瓜果上市的旺季，一条原本偏僻的马路，路边的人行道上，成为了热闹的“瓜果摊”一条街。人行道上设摊，难免影响行人的行走。
　　
　　不过，理解之人还是有的，瓜贩子们的生活来源暂且不说，“瓜果摊”的存在到底还是方便了买瓜人。例如下班回家到了家门口，买个西瓜带进门，十分方便；晚上乘风凉时，买点歪瓜烂桃子，边乘凉，边品尝，边谈“山海经”，非常的惬意。
　　
　　现在与过去相比较，无论是交通还是买卖，发达了许多。各种知名品牌的，或者等待出名品牌的大汽车、小汽车、电动车充满了整个城市。过去偏僻的小马路，现在几乎全都成了交通要道，瓜果贩子们已经无处可设摊。当然，与过去相比，瓜果贩子们也发达了，已经发达到被称为“轮子上的瓜果摊”，在马路上流动叫卖。不过，管理者们的管理，似乎也已跟上。
　　
　　大概“轮子上的瓜果摊”是没有营业执照的。假如确实没有营业执照，那么是属于那种无证经营，而无证经营是非法的。所以尽管流动，毕竟难逃被管理者们取缔、没收非法经营的瓜果的厄运。可是，瓜果贩子们宁可冒着被取缔没收的风险，还是要坚持着。看来瓜果贩子们的执著是为了生活。因为只有为了生活，为了活命，才会不顾一切的坚持。要是换了一个衣食保障之人，谁愿去冒这个风险，况且又发不了财。因此，“轮子上的瓜果摊”与管理者的矛盾是不可避免了的。
　　
　　“轮子上的瓜果摊”与管理者之间的矛盾，有时会是很激烈的，轻者互相口舌，动手动脚，重者拿刀砍人。当然，刀的来源，通常是瓜果摊主用来切瓜果的，顺手可得。因此砍人者必定是瓜果摊主。此类事件，我在去年的热天曾经目睹过。既然瓜果摊主拿刀砍人，那么蹲班房是一定的了。至于车上的瓜果是如何处理的，不用别人操心，一定有人会处理。
　　
　　不过，为了若干个瓜果而拿刀砍人，看来瓜果的主人，把自己的瓜果看得比性命还重，或许瓜果摊主的瓜果，就是他活命的本钱。其实，处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对人的性命的看法，一定是不同的。
　　
　　又如，在“动拆迁”过程中，有所谓的“钉子户”。既然是“钉子”，一定是妨碍了建设，建设者们要拔除“钉子”的理由，似乎充分无比。可是，“钉子户”却是原先存在了的原住民，而建设者们倒是后来者，因此“钉子户”似乎也有充分的理由。于是，当双方的“价钿”谈不拢时，矛盾就此产生。而每当“钉子户”们，因为“价钿”而“耍懒”不肯动迁时，灾难也就此降临。等待他们的是恐吓或强迁，有的甚至因为“强迁”而弄出了人性命。
　　
　　由此可以推断，“钉子户”们与建设者们一定是有隔阂的了。至于因为“隔阂”是否会发展到仇恨，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前些天在书柜里翻出了一本，瞿同祖先生著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瞿同祖，字天贶，公元1910——2008年，湖南长沙人，历史学家）。此书是从前读书的时候，在学校里的书店购买的。我读的是理科，由于对人文历史是兴趣爱好，作为课外阅读。如今再次阅读，颇有感触。其中最为感触的是，书中的“血属复仇”一节。其写到：“复仇的概念和习惯，自古代社会及原始社会中极为普遍。被伤害人可以去寻找他的仇人与同样的伤害。社会上承认他报复的权利即使他自己报不了仇，他的仇人的生命也有同样的危险。……”。
　　
　　此时，我想起了过去读到过的书。少年时，在我读《史记》之前，父亲要求我读《战国策》。当我在《战国策》中读“韩傀相韩”一文时，被文中主人侠客聂政，义女聂政的姐姐，他们的壮举所感动。聂政为朋友复仇，不仅不惜自己的生命，而且不连累别人，聂政的姐姐为了不让弟弟的名声泯灭，她通告了天下后自杀。聂政刺韩侠累（名傀）的故事，成了千古绝唱。《史记》“留侯世家”，（留侯是张良的爵位）中记载了，韩国贵族后裔张良，为了复其家族之仇，雇佣大力士刺杀秦始皇。而张良刺秦之地，河南新乡的搏浪沙，如今却成了名胜古迹，是旅游的好去处。
　　
　　在近代，有民国弱女子施剑翘女士，她在1935年11月刺杀了，民国大人物孙传芳，为其父施从滨将军报了仇。而所有这些的行刺者，似乎无一不被同情的。直到今日，每当瓜果小贩面临被处罚、被没收的时候，手中拿起了水果刀，因为砍向了管理者而蹲板房，乃至被判决，社会上的同情者，大概还是有的。看来人的生活，社会的伦理道德，与法律的公平，是不能忽视的。
　　
　　在自然科学上，已经确定了的是，人的生物基因是有遗传的，当然不排除变异。那么，在社会科学中，人的文化基因，或者类似于复仇之类的基因，会不会遗传，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定论。假如有遗传的话，那将一定是可怕的。诸如：无证摊贩与管理者间的矛盾；被动迁者与建设者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看似很小，不值一提。可是，不能不关注以后发展的过程。
　　
　　也许我是多虑了，是“杞人忧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