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商鞅先生，卫国人，姬姓，政治家，他所发明的刑罚，就是在当时，不仅野蛮而且残酷，譬如：车裂，即将犯人“五马分尸”。再如“连坐”，即所谓的“一人犯罪，株连十家”等。
　　商鞅的“车裂”、“连坐”等刑罚，虽残酷，要是没有被统治者所采纳，也是不会实行的。然而，商鞅先生的酷刑，到底被秦孝公采纳了，或许就是与秦孝公合谋的，并且付诸实行。秦孝公是当时统治集团的首领，后来的各朝历代统治者不但仿效，而且不断加以创新发展。
　　秦孝公当时迫切富国、强国，因此不择手段，他与商鞅一样都是残酷的血腥之人。这倒不是因为后人的文明与人性，去谴责古人的野蛮与残酷。而是因为经过将近一千八百年后的明朝，在刑罚中发明了“剥皮”，例如：永乐皇帝朱棣将忠于建文帝的景清先生剥了皮。
　　明朝的剥皮与先秦的五马分尸相比较，虽然形式与方法完全不同，可是，就其野蛮与残酷的程度，是不分伯仲的，由此可见，在过去的统治者的利益面前，是没有人性可言。
　　西方的意大利人布鲁诺先生，因为坚持并发展了哥白尼先生的“太阳中心说”理论，而得罪了宗教，因此遭到了火刑，被宗教裁判所用大火活活烧死，烧死在意大利罗马的鲜花广场。我想，这个广场之所以用鲜花冠名，大概是因为要把鲜花献给那些坚持实事求是的先行者的缘故。
　　东、西方的人，为了自身集团的利益，所用的手段之野蛮与残酷，是如此的相像。看来人的私欲，或许是人类的共性。不过，两者的不同之处是，商鞅先生和景清先生是因为政治，布鲁诺先生因为科学。
　　因为布鲁诺的被火刑，最终使得科学战胜了愚昧，文明战胜了野蛮，使得人类对于宇宙有了新的进一步的认识。然而，商鞅的霸道，成全了后来帝皇的专制独裁；景清的忠诚，说明了皇权政制的残酷。因为，继明后的大清帝国，仍然是皇权政制。
　　大清帝国虽然没有剥皮之酷刑，但有凌迟，还有文字狱。特别是清朝的文字狱，他不仅摧残了国人几千年来的悠久文化，而且还禁锢了国人的思想，在政治上几乎是十分地黑暗。
　　商鞅发明了“车裂”，最终被车裂。“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鲁迅先生语）。大清朝的凌迟与文字狱，最终也没有逃脱其覆灭的命运。不过，商鞅的霸道，对后的世影响极大，其年代持续是世界历史上唯一的。
　　从前，人与人之间，无论是年少还是年老的人，在比谁更有学问的时候，通常以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为问题，要对方给予回答。其实，这个问题可以归结为生命的起源。当时，这个问题对于答方而言，确实无法回答。
　　因为，假如回答先有鸡，那么遭到反问的是，鸡是蛋孵化的，理应先有蛋。假如回答先有蛋，那么遭到反问的是，蛋是鸡生出的，应该先有鸡。被问者当场吃瘪，问者却得意洋洋。其实，问者自己也不知，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现在，关于这个问题，至少在前几年前，已经有了肯定的回答。这是因为，据报道，2010年美国科学家在实验室里，人工合成了生命。于是肯定了先有“鸡”，并且“鸡”的出现，确实是与“蛋”无关。不过，种群的繁衍，却是由“蛋”来完成的。
　　如果说克隆是通过人工技术，自己复制自己，与“蛋”无关。那么，种群的自然繁衍，确实是因为“蛋”的关系。但是，这与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由此看来，事实与雄辩还是事实占据了上风。
　　现在，流行这样一个问题，即到底是用脑子决定屁股，还是用屁股决定脑子。我以为，本来是人身上的器官“屁股”与“脑子”，在这个问题里，都是用来比喻当权者的。特别的是，“屁股”是权力的象征。因为屁股的功能之一，是用来坐的，而坐的“位子”有高有低，也就意味了权力的大小。因此，在决策与实施中，是用“脑子”来决定，还是用“屁股”来决定，就显得至关重要了。所以，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或许根本就没有答案。
　　十几年前，申城的延安东路高架路东段，在外滩处有个上下匝道。上匝道始于中山路由北向西拐弯，上延安路高架路。下匝道始于延安东路高架路，由东向北拐弯，向下拐到黄浦江边的中山路。这是一个弯角将近90度的上下匝道，建筑规模非常宏伟。建成以后，成了黄浦江边的独到景观。
　　由于浦江边这道景观的宏伟和独特，因此曾经被美誉为“亚洲第一弯”。可是，时隔十年后，以影响交通与恢复老外滩的景观为由，将其拆除。
　　这个庞大的钢骨水泥建筑，仅仅使用了十年出头，就被拆除。不知当年建造“亚洲第一弯”的决定，是用了“脑子”，还是用的“屁股”？也不知后来的拆除，是用“屁股”，还是用“脑子”，来做的决定？
　　尽管是个“弯”，但也是亚洲第一。由此可见，这个“弯”的气魄。所以，想必拆除时的工程，也是不会小的了。只是不知当年是否还有“亚洲第二”？假如有，不知现今是否还在？要是在，那么现今一定是“第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