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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千岛湖(中)
  作者:石拓 发表:2020/10/21 15:20:38 等级:4 状态: 阅读:1340
  编辑按:任何朝代的帝王将相们要在到统治百姓的目的,都会找到各种“理学”为帽子或者理论基础的,只不过有的显明,有的隐匿罢了。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到了隋唐以后,在古代的徽州地区,曾经产生了一种有着深远影响的地域文化,这就是所谓的新安文化。新安文化包含了新安理学、新安医学,新安艺术等社会方方面面的文化。特别是新安理学,对古代后期的中国社会影响极大,甚至今日仍有影响。而新安艺术中的徽剧,则是后来京剧的源头之一。
  
  近代以后,新安文化中的部分元素,在上海地区被融入进了海派文化。
  
  新安理学源起两宋的“程朱理学”,程、朱均为徽州籍人。北宋的程颢、程颐二位先生是“理学”的奠基人,南宋的朱熹先生则是“理学”的集大成者。
  
  程颢、程颐拓展了一个名为“理”的概念,他们定义的“理”是一种,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无处不在的永恒的准则(标准),即所谓的“天理”,并且天理先于万物而存在,从而建立起了“理学”。因此“天理”(永恒的准则或标准)是理学的基础。但是天理为何先于万物存在,理学家似乎从来就没有解释清楚。
  
  二程从他们的理学中,推导出了人类社会中的伦理道德与自然律等同的结论,例如:君道、子道、妇道等等,等同于自然规律。然而,二程的“理”,又不同于自然律,因为自然律的本身,是不会生成任何事物的。而二程的“理”,则既能生物,又能统物。于是,主观上的绝对自我,成为了“天理”。
  
  从此以后,程朱理学所提出的诸如: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以及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等之类极其黑暗的政治与道德理念,成为了社会的标杆。
  
  后来的朱熹,在继承“理”的基础上,又拓展了一个名为“气”的概念,朱熹的“气”是生成万物的原材料。“气”与“理”的区别在于,理是生成万物的本原,先有“理”,后有“气”,由“气”构成了万物。从而推导出了“太极”的概念,这就是“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于是,“太极”就成了“理”的全部。从此以后,在逻辑的思辨上完整了“理学”的体系。这个体系,在学术上被称为“程朱理学”。
  
  程朱理学的丰富想象力,以及他的玄而又玄的理论体系,虽然令人钦佩。但是程朱理学的直接后果,不仅束缚了国人的思想和自由,而且扼杀了国人的创造力,中国社会在“天理”中被静止了。
  
  程朱理学的本质是,以儒学为主体的儒(家)、释(佛教)、道(教)三家混合体。二程和朱熹在儒家、佛教、道教的思想基础上,拓展了“理”和“气”的概念,建立程朱理学。因为程朱理学以儒学为主,所以在学术上又被称为“新儒学”。
  
  宋朝起推崇的程朱理学,后来成为了官学,因此,以后各朝继承发展。其结果是政治更为黑暗,百姓被愚昧,被摧残,并且被愚昧摧残得苦不堪言。
  
  新安理学无疑是程朱理学的正源。因为是正源,所以遗物甚多,其中著名的有,成林成片的“贞洁牌坊”。贞洁牌坊是程朱理学“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理论的实践产物,也是摧残人性的实物留存。
  
  因此我认为,南宋以后的中国,之所以与西方的距离开始拉大,甚至与东瀛日本也开始有了距离,究其原因与程朱理学密不可分。
  
  客轮行驶到了接近徽州的水域时,停靠在了岸边一个类似“水桥”的码头,一个非常小的码头,我们下了船。客轮载着旅客,继续朝徽州深渡镇开去。我们将在这个“水桥”码头,等候从徽州歙县深渡镇开往千岛湖镇的客轮,返回千岛湖。因为我们的游览,是往返千岛湖的“新安江航道”,千岛湖水域在此行将结束,以后的水道,便是新安江了。所以,我们在此折返千岛湖。
  
  在返程的路上,我仍然站在原来的船舷位置,边看另一面的湖光三色,边想象古徽州人进出徽州的情景。
  
  中国的古代,特别是明清二代,乃至近现代,相当部分的徽州人,就是走这条新安江水道,带着他们的新安文化,带着他们的人生追求,顺流新安江而下,走出徽州,走进了浙江。
  
  进入浙江后,他们各奔前程,或在宁绍平原,或在杭嘉湖平原,或在苏南地区,或在上海等地,或者经杭州的“京杭大运河”北上。他们任劳任怨,追求人生,寻求发展。他们中间有商人,艺人,读书人,工匠、厨师、建筑师等,更多的则是劳力。因此,中国的东南沿海,华北等地,都有“新安文化”的踪迹。
  
  众多的徽州人在外谋生、发展,犹如人生“万花筒”。有堕落的,也有发达的;有贫穷的,也有荣归故里的。荣归故里的人,在自己的老家,买田买地,建造深宅大院,光宗耀祖。
  
  于是,一种天地合一,自我为中心的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深宅大院产生了。这种深宅大院建筑的设计思想与风格,无不渗透着“新安理学”的理念,形成了我国民居的一类样式。因为此类民居的建筑样式始于徽州,所以通常被称为“徽派建筑”,或者“新安建筑”,徽派建筑充满了新安理学气息。
  
  在古中国各种流派的民居中,每座深宅大院的背后,几乎都有惊人的故事,几乎都曾上演过一幕幕的人间悲剧。而徽州地区的深宅大院,特别是到了南宋以后,所发生的人间悲剧,要比其它地区多得多,这是因为“新安理学”的缘故。
  
  假如说,牌坊是官方对个人行为的一种表彰,那么牌坊后面的故事,则是国人的悲哀,尤其是“贞节牌坊”。
  
  寡妇虽然不去陪葬了,但是堪比陪葬。皇帝的儿女虽然不愁婚嫁,但是他们的婚嫁也不由自主,民间更是如此。人欲在“贞洁”的面前,到了明清两代,遭到了空前的扼杀,而且更多的则是不为人知的悲惨。所以“礼教”吃人,不无道理。
  
  事实上,任何的社会形态,都有与之相应的社会基础。帝王的独裁,需要独裁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家庭中的家长,家族中的族长,他们所拥有绝对的权威。帝王的独裁,也需要独裁的理论,其中的程朱理学,无疑是最有影响想的理论之一。若有违背,必被诛之,因为帝王的“理由”总是非常地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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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香奈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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