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到了隋唐以后，在古代的徽州地区，曾经产生了一种有着深远影响的地域文化，这就是所谓的新安文化。新安文化包含了新安理学、新安医学，新安艺术等社会方方面面的文化。特别是新安理学，对古代后期的中国社会影响极大，甚至今日仍有影响。而新安艺术中的徽剧，则是后来京剧的源头之一。
　　
　　近代以后，新安文化中的部分元素，在上海地区被融入进了海派文化。
　　
　　新安理学源起两宋的“程朱理学”，程、朱均为徽州籍人。北宋的程颢、程颐二位先生是“理学”的奠基人，南宋的朱熹先生则是“理学”的集大成者。
　　
　　程颢、程颐拓展了一个名为“理”的概念，他们定义的“理”是一种，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无处不在的永恒的准则（标准），即所谓的“天理”，并且天理先于万物而存在，从而建立起了“理学”。因此“天理”（永恒的准则或标准）是理学的基础。但是天理为何先于万物存在，理学家似乎从来就没有解释清楚。
　　
　　二程从他们的理学中，推导出了人类社会中的伦理道德与自然律等同的结论，例如：君道、子道、妇道等等，等同于自然规律。然而，二程的“理”，又不同于自然律，因为自然律的本身，是不会生成任何事物的。而二程的“理”，则既能生物，又能统物。于是，主观上的绝对自我，成为了“天理”。
　　
　　从此以后，程朱理学所提出的诸如：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以及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等之类极其黑暗的政治与道德理念，成为了社会的标杆。
　　
　　后来的朱熹，在继承“理”的基础上，又拓展了一个名为“气”的概念，朱熹的“气”是生成万物的原材料。“气”与“理”的区别在于，理是生成万物的本原，先有“理”，后有“气”，由“气”构成了万物。从而推导出了“太极”的概念，这就是“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于是，“太极”就成了“理”的全部。从此以后，在逻辑的思辨上完整了“理学”的体系。这个体系，在学术上被称为“程朱理学”。
　　
　　程朱理学的丰富想象力，以及他的玄而又玄的理论体系，虽然令人钦佩。但是程朱理学的直接后果，不仅束缚了国人的思想和自由，而且扼杀了国人的创造力，中国社会在“天理”中被静止了。
　　
　　程朱理学的本质是，以儒学为主体的儒（家）、释（佛教）、道（教）三家混合体。二程和朱熹在儒家、佛教、道教的思想基础上，拓展了“理”和“气”的概念，建立程朱理学。因为程朱理学以儒学为主，所以在学术上又被称为“新儒学”。
　　
　　宋朝起推崇的程朱理学，后来成为了官学，因此，以后各朝继承发展。其结果是政治更为黑暗，百姓被愚昧，被摧残，并且被愚昧摧残得苦不堪言。
　　
　　新安理学无疑是程朱理学的正源。因为是正源，所以遗物甚多，其中著名的有，成林成片的“贞洁牌坊”。贞洁牌坊是程朱理学“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理论的实践产物，也是摧残人性的实物留存。
　　
　　因此我认为，南宋以后的中国，之所以与西方的距离开始拉大，甚至与东瀛日本也开始有了距离，究其原因与程朱理学密不可分。
　　
　　客轮行驶到了接近徽州的水域时，停靠在了岸边一个类似“水桥”的码头，一个非常小的码头，我们下了船。客轮载着旅客，继续朝徽州深渡镇开去。我们将在这个“水桥”码头，等候从徽州歙县深渡镇开往千岛湖镇的客轮，返回千岛湖。因为我们的游览，是往返千岛湖的“新安江航道”，千岛湖水域在此行将结束，以后的水道，便是新安江了。所以，我们在此折返千岛湖。
　　
　　在返程的路上，我仍然站在原来的船舷位置，边看另一面的湖光三色，边想象古徽州人进出徽州的情景。
　　
　　中国的古代，特别是明清二代，乃至近现代，相当部分的徽州人，就是走这条新安江水道，带着他们的新安文化，带着他们的人生追求，顺流新安江而下，走出徽州，走进了浙江。
　　
　　进入浙江后，他们各奔前程，或在宁绍平原，或在杭嘉湖平原，或在苏南地区，或在上海等地，或者经杭州的“京杭大运河”北上。他们任劳任怨，追求人生，寻求发展。他们中间有商人，艺人，读书人，工匠、厨师、建筑师等，更多的则是劳力。因此，中国的东南沿海，华北等地，都有“新安文化”的踪迹。
　　
　　众多的徽州人在外谋生、发展，犹如人生“万花筒”。有堕落的，也有发达的；有贫穷的，也有荣归故里的。荣归故里的人，在自己的老家，买田买地，建造深宅大院，光宗耀祖。
　　
　　于是，一种天地合一，自我为中心的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深宅大院产生了。这种深宅大院建筑的设计思想与风格，无不渗透着“新安理学”的理念，形成了我国民居的一类样式。因为此类民居的建筑样式始于徽州，所以通常被称为“徽派建筑”，或者“新安建筑”，徽派建筑充满了新安理学气息。
　　
　　在古中国各种流派的民居中，每座深宅大院的背后，几乎都有惊人的故事，几乎都曾上演过一幕幕的人间悲剧。而徽州地区的深宅大院，特别是到了南宋以后，所发生的人间悲剧，要比其它地区多得多，这是因为“新安理学”的缘故。
　　
　　假如说，牌坊是官方对个人行为的一种表彰，那么牌坊后面的故事，则是国人的悲哀，尤其是“贞节牌坊”。
　　
　　寡妇虽然不去陪葬了，但是堪比陪葬。皇帝的儿女虽然不愁婚嫁，但是他们的婚嫁也不由自主，民间更是如此。人欲在“贞洁”的面前，到了明清两代，遭到了空前的扼杀，而且更多的则是不为人知的悲惨。所以“礼教”吃人，不无道理。
　　
　　事实上，任何的社会形态，都有与之相应的社会基础。帝王的独裁，需要独裁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家庭中的家长，家族中的族长，他们所拥有绝对的权威。帝王的独裁，也需要独裁的理论，其中的程朱理学，无疑是最有影响想的理论之一。若有违背，必被诛之，因为帝王的“理由”总是非常地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