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治理，靠的是各级官员的行政。行政有两种方法，即“人治”与“法制”。人治是依据官位的权力行政，法制是依据立法（法律）行政。
　　
　　如果说，中国古代是一个“人治”的国家，那么，一定有人持否定的。这是因为自古有《禹刑》，而《禹刑》是夏朝（假如有的话）的法律。因为国家有法律，所以是法治的国家。
　　
　　如果说，中国古代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也是一定有人反对的。这是因为“禹刑”一词，最早是出现在战国时期，是出现左丘明先生（鲁国人，约公元前502——422年）所著的《左转》中。《左传•昭公六年》记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商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由此，从《左传》的记载可以已看出，《禹刑》既非“刑法”，也非“民法”，更非“行政法”，而是为了镇压政敌而设立的“专门法”。由于“专门法”专门针对特定的人群，没有普遍的意义。所以，不能算是一个法治的国家。
　　
　　至于《禹刑》中的条文，更是无法考证，这是因为《禹刑》所处的夏朝，根本没有文字，除非考古上有新的发现。不过，后人使用的酷刑，倒是大都归至于《禹刑》，例如：墨刑（在脸上刻字），宫刑（割掉生殖器）等。
　　
　　通常认为，古中国是一个父权家长制的国家，因而，家长的意志自然成了法律，或许这就是通常所谓的“家法”。
　　
　　因为国家是由家庭所组成，于是可以论断，假如国法不是由机构的立法与审核产生，那么，这个“国法”一定是“家法”的综合，而不是“普法”。此外，因为家长意志的随意性，注定了“家法”的随意性。同样，也是因为帝王意志的随意性，所以“国法”也是随意的。
　　
　　因此，国法是由帝王和近臣们，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制定和解释。这也就是古中国的国法为什么要叫做“王法”的原因。
　　
　　因为是王法，所以不需要诸如“立法院”之类的立法，譬如：类似于古罗马“公民大会”之类的权力机构。即使常有君王的“众卿议”，也不过是装模作样而已。议论的结果，充其量被君王参考而已。官僚依“王法”行政，遇到棘手的难题，请教“大王”，等候批示。这是明显的“人治”。
　　
　　先秦时期，各国有各国的“王法”，官员依照各自所在国的“王法”行政。常见有，甲国认为是犯罪，在乙国可能不被认为犯罪，例如楚国的伍子胥先生（春秋楚国人，公元前？——484年），在楚国算是犯了杀头之罪，但到了吴国则是无罪之人。后来他在吴国，做了吴国的大夫（高级官员）。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中国。从此，中国有了统一的文字，统一的度量衡等，当然刑律也统一了。
　　
　　刑律的统一，使得后来的“伍子胥们”无路可逃。以后，虽然朝代不断更替，但制度照旧。不过，历朝历代，都有自己的法律。秦有秦律，汉有汉律。直到了将近二千后的清朝，还有大清律。
　　
　　自秦朝起到清朝结束，尽管每个朝代都有本朝的刑律，其实就是各朝皇帝的家法而已。“人治”得到了延续。
　　
　　古中国的法律，只有刑律，没有民法。家庭成员如果违反家法，属于大逆不道。因此，如果违反王法，更是重罪。
　　
　　“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是臣民们必须要做到的，否则就是犯罪。因此民事纠纷，要么刑事化，要么道德化，这是十分残酷的。所以不论是封疆大员，还是地方小官，既是王法的执行者，也是政客们拉拢的对象。做官的人因此而发财，官人因为要发财，所以尔虞我诈成风。
　　
　　因为做官有权，好发财，因为发财可请“鬼”来干活，譬如“推磨”之类的。所以，有人削尖了脑袋想做官，于是就有了做官的门道。门道种类繁多，各路英雄，各显神通。只要能做官，什么龌龊的手段，都能使得出来。例如汉朝“举孝廉”做官，于是有人为了孝廉（一种功名）而做假。隋唐以后“科举”做官，就有人在科举考试中作弊。
　　
　　“科举考试”是一个可以做官的门道，是公元7世纪初的隋朝人所发明。“科举考试”，简称“科举”或“科考”，朝廷采用“科举”取仕。
　　
　　科举是在“内部提拔”之外，选拔官员的一种制度。从此，寒门有了一条做官的门道。不过，科举者的学问与思想，不论是寒门，还是豪门，都必须与朝廷保持一致。学子（生）只读“四书五经”等，几本儒家经典著作，况且还是董仲舒之儒家经典。
　　
　　简单的愚民（迷信）和复杂的臆想（阴阳五行化），是这些经典的特点，例如：臆想出“天道”，把天道作为基础，来解说人间，十分复杂，弄得后人的思想一团浆糊。但是“做官发财”的思路，却是十分的清晰，大凡科举出生的寒门，只要与朝廷合流，基本都是咸鱼翻身，金玉满堂。这在现代人看来，叫做“戆进不戆出”。
　　
　　如果说，东方先秦时的“春秋战国”，其社会的活跃程度，不亚于西方的古希腊。那么，从公元前221年的秦朝起，中国社会开始发展缓慢了。
　　
　　虽然，后来的科举制中设有“武科”这一项目，但是，科学技术是完全排除在外的。使得原本落后的中国科技，几乎停滞不前。科技水平一直停留在了农业与手工业的基础上。社会科学虽在两宋时产生了“程朱理学”，但仍然在董仲舒之儒家经典的臆想中兜圈子。
　　
　　虽然有人解释佛学等的理论的片段，但只是用来弥补儒家经典的缺陷。
　　
　　普及“女子从小裹小脚”是“程朱理学”的必然结果，因此而成为了“国粹”。以后延续，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才被禁止。由此可见，朝廷的荒唐非同一般，其荒唐的程度世界少有。当然，这也算是一种宇宙观和方法论，也算是一种哲学思想。
　　
　　明清两代科举的“八股文”，也是渊源两宋的“程朱理学”。当代的官文，仍留有“八股”的痕迹。
　　
　　但是，当自认为聪明的帝王及其所属的官员，用愚民的办法，来统治民的时候，结果自己也被“愚”了。所以，导致了近代的中国，无论是皇帝、官员，还是精英与平民，几乎无法与西方人正常交流。不过官场文化，却是非常的发达，一直延续至今。而当西方商人得知了中国的官场文化后，于是，国人的官与西方的商（人）共赢了。
　　
　　隋朝所处的年代，欧洲已经进入到了所谓的“中世纪”。相比之下，中世纪欧洲的官员，由于信奉基督教，受到基督教教义的约束，因此比较纯粹。虽然也有官场文化，但政客的味道更浓。
　　
　　清人小说家，李伯元所作的《官场现形记》。虽为小说，却也不乏真实。真实地概括反映了，国人的为官之道和为官行为，以及二千多年来沉淀的官场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