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东晋安帝元兴年间（姚秦弘始年间，西元五世纪）在后秦逍遥园译场译出《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至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西元十世纪）施护在汴京译经院译出《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经》为止，五百余年间，被公认为深入浅出囊括般若精义的《心经》先后共出现多种汉文译本，现存《大正藏》收录有鸠摩罗什、玄奘、法月重、般若共利言、智慧轮、法成、施护等七种；目前最为通行者，咸称是“唐三藏法师玄奘译”，然而对比各种译文不难发现，此一说法大有问题。
　　按法月重、般若共利言、智慧轮、法成、施护五种译文虽然具体言辞有异，但是都以“如是我闻”为开篇，叙述世尊在王舍城鹫峰山中为一千二百五十位大比丘和七万七千位菩萨摩诃萨宣讲正法三昧，当时观自在菩萨因为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极为深入，已能照见五蕴自性皆空，于是向佛申请在会中为大众演说菩萨普遍智藏般若波罗蜜多心，随后就舍利弗学人应该如何修行的咨询，开始详细论述。
　　鸠摩罗什本译本开篇即是“观世音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时，照见五阴空”，直奔正文主题；玄奘则作“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个别词句不同，意旨则无异义。但下文紧接一句“度一切苦厄”则极为突兀，查其余五种译文，除般若共利言本有“离诸苦厄”外，另四种皆无类似语句；揆诸“度”、“离”之间，也是大异其趣。据史料记载，鸠摩罗什一生历经坎坷，感受人世灾厄极为痛彻，悲悯苦难至深；可以推测其在翻译此经时通过自行添入“度一切苦厄”，以塑造观世音慈悲济难的形象，寄托自己的救世情怀。
　　随即在阐述“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之前，鸠摩罗什尚有述及“色受想行识”皆“空”无“相”五句，法月重、智慧轮则仅作两句言及“色”一项；其余四种译本则都不见一字相关。论述“色受想行识”皆“不异”、“即”空完毕，各译本都开始详细论证如何破除一切外道见地、证悟无上正等正觉，遣词造句皆大同小异；至于“般若波罗蜜多咒”用字诸多出入，当为时代语音变化所致。
　　鸠摩罗什、玄奘两种译文至此结束，另外五本则继续讲述世尊听完观世音所宣示的修持法门后大加赞赏，认为学人如果能够依此持证般若波罗蜜多，“一切如来亦当随喜”；随后才以与会众生“皆大欢喜，信受奉行”结束全篇。
　　玄奘留学天竺那烂陀寺十二年，于唐太宗贞观十九年（西元六百四十五年）回国，在长安译经院大力提倡忠于原典、逐字翻译；唐高宗显庆五年（西元六百六十年）翻译《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时，曾有弟子因为梵本卷帙浩繁，多次提出删节，但玄奘坚持不删一字，直到高宗龙朔三年（西元六百六十三年）方才完工。其人对于译经的严谨，于此可以想见一斑。
　　与此相反，鸠摩罗什在译经过程中，往往视具体情况对原文进行适当删减；如东晋安帝元兴元年（姚秦弘始四年，西元四百○二年）在长安逍遥园中翻译《大智度论》时，据篇末其弟子附注云：“解释一品是全论具本，二品已下法师（按：即鸠摩罗什）略之；取其足以开释文意而已，不复备其广释”。
　　对比参看七人所译篇目，所谓玄奘的翻译，明显是以鸠摩罗什的删减本为基础，复经润色而成；故此改称为“整理编辑”，恐怕更为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