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宝鼎二年六月，一则消息在群臣间不胫而走：中书丞华覈就当今吴主孙皓营建昭明宫之事上千言疏，称眼下江东是“日南孤危，存亡难保，合浦以北，民皆摇动”的状况，而军兵“因连避役，多有离叛”，在这种时局下应该“住建立之役，先备豫之计，勉垦殖之业”，否则边关若燃起烽烟，将爆发“风尘不虞之变”——两兵交锋“不待接刃，而战士已困”；说到这里笔锋一转，称就时令而言，“季夏之月，不可以兴土功”，如今却“筑宫为长世之洪基”，属于“犯天地之大禁”；接着又称“江南精兵，北土所难”，如今却充作夫役建筑宫室，以致“病者有死亡之损，叛者传不善之语”，长此以往必然“彼益我损，加以劳困”；最后总结称一旦“上下空乏，运漕不供，而北敌犯疆”，即便有“周召更生，良平复出”，恐怕也“不能为陛下计明”。听闻此事，众人均觉不寒而慄，纷纷揣测：华中书这趟恐怕命不久矣。
　　孙皓是吴大帝孙权第三子孙和所生，吴景帝孙休在位时封乌程侯。永安七年孙休病故，交趾郡正爆发大规模叛乱，又值曹魏灭蜀汉不久，东吴朝野鉴于刘禅因冲龄践祚而致灭国，都希望能拥立一位年长有为者登基；此时左典军万彧找到丞相濮阳兴和左将军张布，称自己当年任乌程令时曾与孙皓多有往来，深知这位乌程侯好学明断、遵奉法度，是承嗣者不二人选。濮阳兴和张布征得孙休贵妃朱太后首肯后，于同年八月立孙皓为帝，改元元兴；濮阳兴、张布二人因拥戴有功，分别加兴侍郎、骠骑将军。照例大赦后，孙皓下诏开仓恤民，又遣散适龄宫女婚配，更将皇家花苑豢养的珍禽异兽放归山野，一时间博得“明主”赞誉；然而未及三月，此人粗暴本性逐渐暴露无遗，日常交际之间诸多忌讳，更兼嗜酒好色，遂令朝野臣民失望。濮阳兴和张布私下聚谈，对于当初选择立乌程侯为帝颇有后悔之意；孙皓闻听此事后，于当年十一月将濮阳兴、张布二人流放广州，随即派出亲信将之暗杀于途中，并夷灭其三族。甘露元年七月，孙皓先逼杀朱太后，随后又将孙休四子非逐即诛。身为君主竟而暴虐如此，却依然有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如华覈者公然上疏劝谏，这位中书丞究竟是何许人也？
　　华覈字永先，吴郡毗陵人，入仕东吴朝廷后相继任上虞尉、典农都尉、秘府郎等职；永安六年因曹魏灭蜀汉，华覈上表称：“间闻贼众蚁聚向西境，西境艰险，谓当无虞。定闻陆抗表至，成都不守，臣主播越，社稷倾覆。昔卫为翟所灭而桓公存之，今道里长远，不可救振，失委附之土，弃贡献之国，臣以草芥，窃怀不宁。陛下圣仁，恩泽远抚，卒闻如此，必垂哀悼。臣不胜忡怅之情，谨拜表以闻。”由于全文言简意赅、情理俱佳，一时广为传诵。元兴元年，孙皓即位之初大肆封赏群臣以示新朝新气象，赐华覈以徐陵亭侯爵位。
　　宝鼎二年，孙皓规划营建昭明宫，耗费以亿万计，导致农守皆废；由于常规役徒不够，孙皓规定凡俸禄二千石以下官员皆编入民夫队伍进山劳作；左丞相陆凯曾就此多次劝谏，孙皓虽颇不以此公言论为然，但顾及陆凯自赤乌年间任儋耳太守以来因累建战功而领荆州牧、封嘉兴侯，如今已位列当朝三公，小觑不得，于是随便支吾几句搪塞过去；华覈虽然爵封亭侯，但属列侯之中最小者，人微言轻，如何也来东施效颦？群臣考虑至此，一致认定：华亭侯此番螳臂当车，必然是凶多吉少。
　　数日后孙皓下旨迁华覈东观令领右国史，称赞华爱卿“研精坟典，博览多闻”，是“悦礼乐敦诗书者”，应该“飞翰骋藻，光赞时事，以越杨班张蔡之畴”，以后更当“宜勉脩所职，以迈先贤，勿复纷纷”；此举冠冕堂皇，意在暗示华覈不必再就昭明宫之事有任何进言。华覈对此心知肚明，于是抓住孙皓诏书中“勉脩所职”一句，转而开始关注民生问题，因为有感于国中仓储无多、世风日见奢侈，上疏称如今“寇虏充斥，征伐未已”，东吴却“居无积年之储，出无应敌之畜”；由于“军兴以来，已向百载”，导致“农人废南亩之务，女工停机杼之业”，所以眼下应当“暂息众役，专心农桑”，如果能使“四疆之内同心戮力”，那么“数年之间，布帛必积”，这是“救乏之上务，富国之本业”。言下要义，仍然隐隐直指昭明宫事。这回孙皓干脆置若罔闻，不再虚事应付；当年十二月昭明宫建成装修完毕，孙皓随即移居过冬。
　　此时恰逢大司农楼玄遭人诽谤被流放，华覈上疏称“治国之体，其犹治家”，只要“所任得其人”，就能“优游而自逸”；楼玄一向“清忠奉公，冠冕当世”，所以满朝臣工“服其操，无与争先”，希望孙皓能够“赦玄前愆，使得自新”，并且“擢之宰司，责其后效”。怎奈楼玄正直奉法，昔日任九卿持刀侍卫时曾多次违拗上意，孙皓久已对其不满，此次借机处以流放之刑，随即遣亲信将之暗杀于途中，以报当日一箭之仇。
　　凤皇二年，孙皓设宴款待众臣；按照以往惯例，吃喝嬉闹必然直至深夜方能终席，列席者无论酒量如何都必须至少满饮七升，一旦有喝醉者便令互相嘲弄揭发为乐。左国史韦昭却只与人问难经义以助雅兴，孙皓认为此举实属公然抗命，于是将之收捕下狱；韦昭在狱中设法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