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关于常州天宁寺缘起的叙述，多据民国三十年濮一乘《天宁寺志•建制•沿革》所载“唐贞观、永徽间，金陵牛头山法融禅师以山中僧侣乏食，恒下山募粮。常州乃其故乡，故筑室十数楹，是为天宁寺之肇始……天福间，有僧名维亢者道经常州……感法融旧事，建寺名曰广福。杨行密据淮南，更名之曰齐云寺……宋熙宁三年诏天下州郡建崇宁寺，因改齐云为崇宁……政和元年又诏改崇宁为天宁……绍兴间又改曰报恩广孝，寻又改曰光孝……元至元间乃复其名曰天宁，至今仍之。其法派始终为禅宗门庭”等说。然而查诸史籍，此论真伪参半，大有可商榷处。
　　关于法融的记载首见唐道宣《续高僧传•习禅•润州牛头释法融传》：“释法融，姓韦；润州延陵人。”按《旧唐书•地理•江南道》、《新唐书•地理•江南道》载：润州领延陵县，常州所辖并无延陵；据此可知法融籍贯“润州延陵”属今镇江，《天宁寺志》所谓“常州乃其故乡”之说无法成立。《续高僧传》又云：“贞观十七年，于牛头山幽栖寺北岩下别立茅茨禅室。”另宋道原《景德传灯录•道信旁出法嗣•金陵牛头六祖•第一世法融》载道信于贞观年间在牛头山与法融深谈后谓：“顿教法门今付于汝，汝今谛受吾言，只住此山。”此后法融门下大盛，世称“牛头法融”；又云：“永徽中徒众乏粮，师往丹阳缘化……朝往暮还，供僧三百，二时不阙。”即《天宁寺志》所谓“以山中僧侣乏食，恒下山募粮”，但从牛头山赴丹阳无需途经常州，“朝往暮还”也未必有闲暇转道常州“筑室十数楹”。
　　“维亢”何人，《续高僧传》、《景德传灯录》、宋赞宁《宋高僧传》、志磐《佛祖统纪》皆未见记载；“广福寺”之名首见《宋高僧传•译经篇•唐洛阳广福寺金刚智传》，此外书中言及广福寺尚有长安和灵州两座，并无常州的记载。按《旧五代史•僣伪列传》载唐昭宗乾宁二年授杨行密以“淮南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新五代史•吴世家》载唐昭宗景福元年“拜行密淮南节度使”；据此，维亢“道经常州”至早则在唐昭宗景福元年、最晚也当在乾宁二年之前。然而唐朝二十一帝从未使用“天福”年号，唐昭宗曾在乾宁五年改元“光化”后又四年，以“天复”为号；天福作为年号首见《旧五代史•晋书•高祖纪》载后晋高祖“改长兴七年为天福元年”，又《新五代史•晋本纪》载天福元年“十一月丁酉皇帝即位”，此事在唐昭宗龙驭上宾三十年后。据此，维亢究竟何时“道经常州”，实在难下定论。又按《旧唐书•地理》、《新唐书•地理》载淮南道所辖十二州并无常州，江南道所辖五十一州有常州；杨行密虽身为淮南节度，却未必可以越权“更名”江南道内寺。
　　《宋史•神宗本纪》载宋神宗在位十八年内并无“诏天下州郡建崇宁寺”事，《续资治通鉴•宋纪•神宗皇帝》也无关于诏建崇宁寺的记载，若宋神宗果曾诏天下州郡建寺，史馆编纂万无将此举国盛事隐而不彰之理；又按《宋史•徽宗本纪》、《续资治通鉴•宋纪•徽宗皇帝》载宋徽宗崇宁二年九月“令天下郡皆建崇宁寺”，政和年间则并无“诏改崇宁为天宁”事。常州即使真曾“建崇宁寺”或改旧寺名为“崇宁”，最早也在宋徽宗崇宁二年。
　　据《宋史•高宗本纪》、《续资治通鉴•宋纪•高宗皇帝》载宋高宗在位三十六年，绍兴年间并无“改曰报恩广孝，寻又改曰光孝”事。蒙人奄有华夏，“至元”作为年号先后由元世祖、元顺帝使用，按《元史•世祖本纪》、《新元史•世祖本纪》载元世祖在位三十五年，至元年间无“复其名曰天宁”事；《元史•顺帝本纪》、《新元史•顺帝本纪》载元顺帝在位三十七年，至元年间也无“复其名曰天宁”事。《天宁寺志》所载先后更名之事即便属实，也当是民间自发行为，今日已无从考证真伪，只能姑妄从其说。
　　按《宋高僧传•习禅篇•唐新吴百丈山怀海传》、《景德传灯录•马祖法嗣•洪州怀海》载怀海于唐贞元年间驻锡新吴，因为“禅客无远不至，堂室隘矣”，于是在大雄山百丈岩“创意不循律制，别立禅居”，是即中国禅寺肇始；此时距贞观、永徽年间已有一百三十余年之久，《天宁寺志》所谓“法派始终为禅宗门庭”，纯属浮夸不实之辞。
　　今人评价天宁寺，又多因袭明徐问《重修天宁寺记》中“天宁寺据三吴上游之胜，创巨观杰构，屹为东南第一丛林”的记载；按《明史•徐问列传》载徐问为武进人，历明孝宗、武宗、世宗三朝，“好学不倦、粹然深造，为士类所宗”；由是常州天宁寺“第一丛林”之名遂成定论。
　　然而查诸《宋高僧传》以后收录全面而影响甚大的系统类僧传如明如惺《大明高僧传》、明河《补续高僧传》以及禅门权威灯录如慧洪《禅林僧宝传》、悟明《联灯会要》、正受《嘉泰普灯录》、李遵勖《天圣广灯录》、普济《五灯会元》，提及常州寺院颇多，但是全无关于广福、齐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