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蔓蔓的那天没有任何特别。每天在公司吃过中饭，只要天气还算好，一个半钟头的休息时间我总会去街上走走。就是纯粹瞎逛，没有固定的路线，没有固定的时间，随便走一段，连脑子里都是随便想点不能连成片的什么，嘴里有时以只有自己可听见的声音唱着这些歌词：“真的不敢想要能够活着升天，只想能够活下去，正确地浪费剩下的时间，这要经验，还要时间，眼泪、眼屎，意守丹田……”有时走得很多，有时走得少，我从不追求要走到哪个路的尽头，不想走了我就返回。公司周围那些街，有些整整一日都是人稠广众，有些整整一年都是清清冷冷，但它们对我是一样。在这样没有目的的走动中，人、汽车、噪音这些东西影响不了我（能影响我的只有清洁和阳光），在我看来，迎面走来的人与街边的树木区别并不大，如果有几个（通常是两个）精神正常、衣服干净的姑娘朝我走来，让我发发善心给她们买点吃的，我会扭头走开，我想，倘若有一棵树态度平静、不卑不亢地让我帮忙给它施点复合肥，我也同样是一言不发，扭头走开。他们和它们唯一的区别或许只有：树比大部分人好看。基本上每棵树我都愿意看看，我经常停下来看，偶尔伸手在树干上扶一把，有时还发点呆；然而，有少数人又比街上的树好看得多，我很愿意看见她们，可我每次都没有看清楚。蔓蔓是比树好看得多的姑娘。或者还是比她们好看得多的姑娘。看清一次就会有那么危险。
　　这天我走去的这条街刚刚修过，新铺的柏油路上新画上的分隔线鲜明整洁，给人予振奋的想法。公交车还没有通，在第一个转弯之后天空显得特别高，那里有三棵高大的滇朴树离云彩还有很远，其中一棵有一根手一般伸出去的枝条正好指向一个公交车站台，我去看过，没有站牌，只有巨幅的广告。我想它很偏僻，走了大概有十分钟我仅仅看见了一个人；一个蓬头垢面的小女孩，大概四五岁的样子，她走在一堵半墙上，神态安详，显然并不把这走当作是一次冒险，似乎是平日走惯了的，她低垂着头，像是去上学的路上，或者受命去给母亲买一瓶酱油，多少还带点沮丧；我不禁在心里赞了一句：长大了是要当女侠的。这条路很特别，有好几个转弯，弯度都不大，也就是说，这转弯是完全可以消除的，这样看来，就让人觉得好像这些转弯是有意为之。这些不大的曲折让路走起来有了些特别的趣味，仿佛每个转弯之后都有什么等着你去发现，于是，我就没有数出这是在第几个转弯之后的发生：一眼看见一个姑娘高高地站在红色的铁栅栏上，两只手各握着一个栏杆枪型的尖端。然后，我就没有注意到我是怎样走近了她，我似乎是跨过一步就已经站在了她面前，离她很近，四下好像没有任何声音，我仰头看着，大概是呆了，脱口说：“上面好玩吗？”我想起了从前看过的一幅照片：两个赤裸的（仅仅穿着一双拖鞋）姑娘站在高高的铁栅栏上。照片拍的是她们的后背，稍稍有点仰视。她们的身体相当性感（或者说是健康），然而纯洁，就像她们面对着的夏日的青山，青山上不停发育生长的树，青山外面开阔的天，一切都是大自然的，没有任何文明的糟粕。
　　蔓蔓看着我，也许也看了一会儿，她说：“你想上来吗？”
　　我就上去了；在高处，我们偏着脑袋相互看。我似乎从来没有这么安适过，站在栏杆上，仿佛站在天的高处。我觉得有那么奇特，但似乎又不是那么奇特，我想，原来我早该站在天空里了。手里握着的栏杆热乎乎的，阳光明晃晃的，空气暖烘烘的。
　　蔓蔓穿着一身白色的裙子，阳光里白得刺眼，十二月湛蓝的天空里就像白得透明的云彩。
　　“你不冷吗？”我问她。
　　“冷啊，”她说。“冷得受不了，我才来晒太阳。”
　　“为什么不多穿一点呢，现在可是寒冬腊月？”
　　“可是，这个故事需要足够多的冰冷，凄凉，才足够显示我的纯洁。”
　　“故事，我不明白？”
　　“你没有看见那几个字吗？”我光顾着看蔓蔓，其它什么也没有真看见。蔓蔓没有回头，身子几乎都没有动，只是把一只手朝身后挥了一下；我看过去，那里是幢圆球形的玻璃大房子，大门上面的字是：××大剧院。这个‘××’是被人用沙灰盖住的，显然这些人并不要它好看，仅仅是要把它盖住。大门下面约莫有一百级台阶，分作三层，一眼看去让人觉得大气、森严——我想，它主要想达到的也是这个目的，而不真的是要引你上到高处。台阶与铁栅栏之间的空地从前肯定是专业人士绿化过的花园，一些树和假山还在，四下长满了野草……确定我看已经看好了，蔓蔓又说：“我在演《渔夫和魔鬼的故事》。”
　　“《渔夫和魔鬼的故事》，我听过，我听过的并没有一个姑娘？”
　　“我把它改编了……”她这样说似乎害羞了，或者对自己的改编没有信心。她放低了一些声音，但也清晰，“在我的故事里那魔鬼是个姑娘，当所罗门把她关入宝瓶之后她就变成了魔鬼。也许所罗门不知道宝瓶具有这样的魔力，他把姑娘关入宝瓶原本是要迫她嫁给他。他曾等待她回心转意，可不久就把她给忘了，而她还一直等着：在第一个千年的等待中，她说如果有人救她出去，她就献给他全世界的珍宝；在第二个千年的等待中，她说如果有人救她出去，她会让他做世界的王；在第三个千年的等待中，她说如果有人救她出去，只要不是所罗门，她就嫁给他；在第四个千年的等待中，她说如果有人救她出去，即使是所罗门，她也嫁给他；在第五个千年的等待中，她说如果有人救她出去，她就杀了他，并毁灭整个世界……你看，世界上再没有比等待更怨毒的了。”
　　“我来得有多晚？”
　　“如果你再晚来一千年，我就会嫁给你。”
　　“我感觉已经做了世界的王。”
　　“不。如果你是所罗门呢？”
　　蔓蔓告诉我她的工作就是看守这个剧院，因为剧院空空的没有任何可以搬走换钱的东西，所以没有什么是需要她特别看护的，她只需要看住不要让一个人进到剧院的范围就可以了，可是因为没有一个人会想要进到剧院里，所以她只需要守住自己一步不离开剧院就可以了。她的工作太清闲，闲得没事她就编一些戏来演，“就是没有人来看！”她长长地叹息。
　　“现在我就很想看。”我说。
　　“可是，你又不能进到大剧院里来？”
　　“在大剧院的舞台之外你就不会演了吗，你可以在这里演嘛，隔着栅栏我也看得清楚的？”
　　“我怕我真不会？我从未在舞台外演过，我从未演给一个人看过——除非你和我一起演？”
　　我同意了。蔓蔓说完第一段我们就开始演，我们都急于看看我们能演成什么：
　　“啊，你粗鲁无礼的所罗门，我指着衣带上的无花果树诅咒你下地狱！难道一个高贵的小姐是可以被强迫的吗？你是王，难道我不是公主？你吃过火鸡，难道我就没有喝过葡萄酒？”
　　“啊，你傲慢轻狂的娇小姐，我以我的宝剑发誓你将为你的愚昧付出代价。你竟敢用这样弱智的方法来讽刺一个王，一个以最智慧、最博学闻名世界的王！难道你认为我不知道，火鸡生在新大陆，需要等到二千年以后有个哥伦布把它运回来？”
　　……
　　我们演得似乎还不错。在柏油路上我用一根被红土染红了的木棍当宝剑；蔓蔓在杂草丛中舞起来也没有很受影响，一些比蒲公英还细小的带伞的白色种子飞起来，也很好看。
　　我们演完了第一段，蔓蔓说：“你不要走！”我就没有走，我们也不再演戏，我们就站在那里说话；后来蔓蔓累了，她找来一把跛了一条腿的破椅子，而我在街边找到了一张旧纸板，我们就坐在那里说话；后来蔓蔓冷了，我就脱下外衣给她披着，她还把一只手给我握着，我表示想吻吻她的脸，她也同意了，她把脸贴在两根铁栏杆中间，栏杆在她的脸上压出了两道红印，她的脸晶莹细腻，印迹过了好久才消褪，她脸上还粘上了铁锈……似乎是这样的：晒在身上有那么舒服的阳光不再是阳光，一阵风吹过，白色的种子飞起来，飞去了极高处，一下就不见了，飞去了天空的冰蓝里，也许它们就是要在那里发芽、生根，而我也是在那里发芽、生根。
　　三点钟，经理打来电话：“你在哪里，为什么不来上班？”他火气很大，因为有一大堆事情等着我做，有一大堆电话等着我接。
　　我说我被车撞了，经理就紧张起来，也就不生气了，“进了哪个医院？伤得重不重？要不要我赶过来？”
　　我说不是很要紧，就是被电单车撞倒了，脑袋碰在了墙上，晕过去了一会，现在还晕头晕脑的，正等着做检查。他也不必来，肇事车主没有逃逸，她很善良，人又漂亮，现在正陪着我，还温柔地看着我，反正他来也帮不上什么。他说他也确实走不开，他会帮我向行政经理请假，让我好好休息，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跟他说。
　　我说我被车撞了的时候，蔓蔓咯咯地笑，我说我晕过去了一会儿现在还晕头晕脑，蔓蔓就笑得更厉害了，经理在那头都听见了，他说：“太不像话了，这些护士！一点也不考虑患者的感受，实在太没有心肝了！”
　　以后的几天我天天中午都走过那条新修过的街去看蔓蔓。我们把《渔夫和魔鬼的故事》演完了，我们相互就很熟悉了：我知道蔓蔓喜欢吃水果，尤其是草莓，可在网上她没有找到一个提供外卖服务的水果店，倒是有个流动小贩偶尔会给她送些来，可他每次送来的都是卖剩的，可她每次都把它们买下来（因为担心他会不再来），可那些水果几乎吃不成。这些天超市里刚刚有草莓出卖，我给蔓蔓买了一篮子。我知道曾经有一只麻灰色的野猫误闯到剧院里和蔓蔓一起过了三个月，她不喜欢它的颜色、不喜欢它的狡猾、不喜欢它没有表情，只喜欢它的眼睛，可三个月她每天把最好的东西让给它吃，可当它某一天出走之后再没有回来。蔓蔓为它哭泣过三回，一回是因为它死了，一回是因为它无情无义，一回是因为它忘记了回来的路。我知道蔓蔓很爱说话，可她最不喜欢在网上说话、最不喜欢在电话里说话，“因为人的意思有一大半是用表情和动作来表述的。因为有些意思用词语是表述不来的。因为视频里的人都是假的。”我每天都去跟蔓蔓说话，“无论说家常话还是演戏，我们都相互看得见，”蔓蔓说，“我非常非常喜欢和你说话，所以我绝不在网络或电话里同你说一句话，我恨所有带电的东西，所以我绝不告诉你我的电话号码、QQ或电子信箱，我怕你有一天图方便会通过这些东西来跟我说话。我必须要保证，即使你是要跟我说你再不愿意跟我说一句话，你也只能当面跟我说这句话。”
　　周六那天我早早就去了。公交车司机甚至不想让我上车，看得出来，即使没有和我挤在一起，车上的人个个都恨我：我带了两把折叠椅，带了一大篮子水果——所有能买到的我都买了——我甚至想带一口火锅去，我要和蔓蔓在一起整整呆上一天。《渔夫和魔鬼的故事》演完了，蔓蔓又在编一个新的故事，我们总是有些话可以说。蔓蔓还把她的手给我握着，我想吻她的时候她从不拒绝。连续晴天，天空更蓝了，我几乎不能说我已经不能有前几天那般的幸福，可是幸福中的一种焦虑却已经显然了。我想我是不满足了，我不能接受只是隔着一道栅栏同蔓蔓说话，我想把她弄出来，或者至少放我进去。可蔓蔓不同意，她说她是宣过誓的，她不可以违背她的职业誓言。星期天我们仍然整天呆在一起，往后的一个星期我仍然天天去看蔓蔓，我天天都试图说动她，因此我们天天不欢而散，有几次几乎是争吵：我让蔓蔓辞掉这个工作，她说她发过誓不可以辞职，而且她做这个工作已经做得什么也不会了；我说一切都可以从头学起，蔓蔓说外面的一切都让她感到害怕，她对世界上所能有的职业没有任何一个有哪怕那么一点兴趣，她现在什么也不想学、什么也不想做，只想整天坐着，整天胡思想乱想，如果我每天都来陪她说一个钟头的话，那么她就是最幸福的了；我说干脆什么也不要管了，我们两个逃出这座城市去，离此地不远的南方有一座原始森林，那里温润多雨，随便往地上插一根树枝都能成活，我们只需种活二十株香蕉、三株树瓜就够养活我们两个人……蔓蔓说我准是有些发疯了。
　　我也觉得我确实有些发疯了。有一天我无端有了种想法，我认为蔓蔓不愿意从大剧院出来、不愿意辞职不是因为什么职业誓言的约束、不是畏惧外面的世界，而是中了魔法（也许因为前几天我们演过《渔夫与四色鱼的故事》），而解除魔法的方法就是要有一个人要不顾蔓蔓的阻止、不管任何什么闯到大剧院里去，或者根本是有个魔法师藏在剧院的幕布后等着我去把他杀死。当天夜里我就开始了行动。夜里爬起来剧院的栅栏并不高，很容易就翻过去了；在上升的台阶上看见了自己影子，仿佛是那个影子在上台阶，没有我；剧院的大门没有上锁，一推就开了，舞台上有一盏聚光灯开着，蔓蔓穿着她的白裙子披着一件带风帽的黑斗篷站在光圈里面，像哪部电影上看过的修女……看见我，她发抖了，她说：“你怎么来了？”她很高兴；她又说：“我睡不着。我想你了；”她又说：“我要报警了。”
　　打完110，我们坐下等着警察来。蔓蔓找来一块抹布在第一排给我们擦干净了一双椅子，她脑袋依靠在我肩膀上，双手紧紧抓住我的一只胳膊，我一只手揽着她的腰，另一只手还可以摸摸她的头发，我们第一次靠得这么近；好长时间没有说话，我们第一次在一起不说话。
　　后来蔓蔓给我递来一瓶酒（这是前几天我买来的，我们在一起天晚了身上太冷的时候会喝一点）让我喝几口，我就喝了几口，蔓蔓又说让我陪她多喝几口，我就多喝了几口，蔓蔓又说：“到了警察局，你千万不要对他们说你是为了要解除我身上的魔法，你就说是因为我和你吵了架，你同我赌气才来的，否则，他们会说你装疯卖傻，会打你的——他们前几天还打死了一个小偷，还开新闻发布会，说他是自杀……”
　　“可是，如果以后我每天都要同你吵一次架、赌一次气，他们还会信吗，他们能忍受我们这样不能停止的吵架和赌气吗？”
　　“啊，悲伤的所罗门，不出一千年你就会忘了我……”
　　“蔓蔓，你看清楚了，你摸得着我，你在我胳膊上掐一下我会疼的，我不是在同你演戏。”
　　“可是，如果我是要一刀插进你心口，我是要你那样疼呢？如果不是演戏，你就死了，你就再不会疼了。”
　　在派出所里我肯定是在表演喝醉了酒，因为我喝醉了酒也从来没有这样感情冲动过……“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悲惨的事，这样美丽的姑娘、这样美好的青春，就是要一点一点枯萎在七百个平方里，永远，一步也不能出来……”
　　我们城市的警察并没有传说中那么可怕。去抓我的是两个中年警察，从他们的马脸上枯燥的斑斑点点似乎能看出他们心里压抑着许多可怕的幽默，见我乖乖等着他们去抓，都没有给我上手铐。审问我的是五个马脸的警察（派出所里间间屋子灯火通明，间间屋子里都有一个警察，警察们个个相似），也许是值夜班累了，他们睡眼惺忪地看着我，给了我很长时间独白，任我癫狂到言尽词穷，我们还一起沉默了好一会儿。
　　“若不是我也曾经当过文学青年，”警察们喝完一杯水，缓缓开了口，他们声音齐整，疲倦而深沉，还高人一等，他们似乎是尽量说得慢，怕我听不明白，“那么，你很快就要明白，装醉只会加深你的罪过。”
　　“我并不是文学青年——也不是愤青……”我老老实实承认。
　　他们朝我摆摆手，他们动作齐整，虽然懒散却也好看，似乎是说我是不是文学青年没有关系；他们点燃一支烟，尽量偏歪了脑袋斜视着我头顶的灯管，似乎要去回想起做文学青年的从前，他们吐出一串烟圈，看它们飘散让他们感到惬意，他们的回想似乎有尼古丁的滋味；“你也许不知道，”等他们再开口，灯管周围烟雾缭绕，“私闯民宅等同于盗窃，而你闯入的还不是一般的民宅，是国家的防控重地，若是遇上严打，也许会判你十年、二十年……现在嘛，就罚点款算啦。”
　　我认罚，可我没有那么多钱，只好讨价还价：“就不能不罚吗，或者少罚一点？”所有的讨价还价都让我脸红。
　　“那怎么行，任何事情在我们上面都是有规定的，若是我不罚你，那叫‘有罪不罚’，若是我少罚了你，那叫‘执法不严’，那可就不仅仅是你假装不懂法而说你是不知法犯法了，我就要绝不能说自己不知法而成为执法犯法了……”
　　“既然执法次次都是严的，为何还需要特别来‘严打’？”
　　“你想和我玩诡辩，搞点白马非马、坚石非坚？”
　　“你们到底是一个还是五个？”
　　“有时一个代表了五个，有时五个合并成一个，你说我们是一个还是五个？”
　　“你们做警察一定是宣过誓了？”
　　“警察是如此专业的一种专业，当然少不了宣誓。”
　　“可我没有那么多钱。”
　　“也没有要你一定现在给，签了悔过书，押下身份证，改天来付清就行。”
　　“我是说我所有的钱也没有那么多。”
　　“还真是做文学青年的料子，穷酸还浪漫，还敢去翻墙，还想追漂亮小姑娘……你就不能找家人朋友借借找找吗？”
　　“我也没有人可以借，我也……”
　　“那就分期付款吧。”他们显出些不耐烦，但好像是为了突出“分期付款”，它是他们特别愿意说出来的一个词语，有种创造性的自豪。
　　“分期付款？”
　　“分期付款怎么啦，值得这么大惊小怪？”我并没有大惊小怪，是他们想大惊小怪，“现在国家不是提倡提前消费吗？拉动内需，有利于经济复苏。”
　　“可是‘对恶魔不能分期付款’？”我自觉此时是冷静的，我还有些满意，我说不上我在满意什么，但我好像就是有。
　　“谁说的，我们对每一种罪恶都有相应的谅解措施，这是人性化的……”
　　“卡夫卡说的。”
　　“谁是卡夫卡？他凭什么这样说？”
　　“所罗门的弟子，一个犹太人。”
　　“就是《圣经》上号称世界第一聪明的那个所罗门？——我看你也不像很幼稚，我劝你莫要执迷于这些东西，不符合我们的国情。”
　　“我并不执迷，也不想执迷。”
　　“知道西西弗斯吗？”
　　“在电视上看过他的表演，身板倒是老大，就是一副小丑样，‘世界大力士冠军赛’才得了第三。”
　　派出所的后院有个葡萄架，来年的新叶恐怕不久就要长出来了，但仍有几片枯叶没有落尽，夜风吹着，也扑啦啦地响。葡萄架下有个地牢，当我下去之后，警察打开了一个阀门，就有水流下来，若是不想湿了鞋袜、不想被淹死，我必须要用水桶接住水把它倒去头顶的水槽里——水会从水槽流进水池，再回流到地牢……循环路线非常复杂，警察说它们具有数学上的美感，在我下地牢前，他们画出草图给我详细解释过，但我老是走神，没有太弄懂，听他们说起阿基米德螺线、双曲螺线，脑袋里就盘旋起这些螺线，就开始发晕。这是假装不知道西西弗斯受到的惩罚。
　　“一次不要接太多，开始三分之一就可以了，适应一段时间之后可以稍稍增加，力竭之后又可以慢慢减少，这样你才能持久嘛……”警察蹲在地牢的边沿上耐心地给我指点。我当然不听他们的，每一桶都接到最满，水就老是洒出来，湿了裤子。我想说：“我他妈的力气大着哪！”但还没敢说出来，就只是说：“你们可不可以把几颗大脑袋退缩一点，它们挡了我的月亮了！”
　　“大家的月亮什么时候成了你的……”他们听出了我的抵触，似乎也有些不好意思。
　　“我他妈的每次在这么深的地方，若是看不见月亮，一下就要死掉。”
　　不说话时他们在地牢上面走过来走过去，还跺脚，像是怕我一下子就会忘记了有他们在上面。他们也沉默不了多久，“怎么样，感觉如何？”五颗脑袋很快就迫不及待来出现了。我正把一桶水举高，它们离我不远，一米都没有，它们的红斑脸反射了地牢里的黄光，真是丑得要命，看来他们相当兴奋。
　　“夜里活动一下，还真过瘾！我感到了周身的血液循环。我请你们把阀门再开大一点，我还有余量，我想让血流得更快一点！”我大声喊，气喘吁吁地，我要感觉自己比他们还兴奋。
　　“你还真是个有头脑的！”这一声大喊与砰的一声巨响与一个警察一起落在地板上，接连着是相同的四声响，一时我以为地牢要塌了。他们都来不及用梯子——那把用钢筋焊的，锈迹斑斑的梯子——若不是地牢入口太小，想必他们是要一起下落的。他们又打开了五个阀门。地牢的四个角落加四堵墙的中间部位一共有八个下水口，若是有八个人在里面受罚一定是拥挤的。
　　我似乎想到了事情就会是这样，我并不想惊奇，不过我以为还是稍微表现一下为好，我就说：“你们是不是想自杀，顺便拉上我？”
　　“放心吧！”他们仍然是喊，声音很容易压过了水流声，“拿出男人意志品质来！明天清晨自会有人来给我们放下梯子。”
　　“怎么样，很不错吧，谁敢说这不是个天才的设计？每个夜班，只要有空闲，我都要来干上几个钟头，让自己快活一下……当然，我不能说这天才的设计完全出自我个人，它的灵感来源于一桩家庭暴力案：一个富翁在别墅里堆了一座山——它的底部有七八公尺的直径，高也是七八公尺。很高、很大的一座山。整体的造型简洁、规整，很有几何上的美感——我一眼看见就喜欢上了它。真想把它整座搬回来。可惜没有地方放，于是才费心设计了这个地牢……”他们不停地举高水桶，频率比我快多了，他们简直不能停止说话，他们把声音喷到一道壁上，让它们反射回来，再在其它三道壁上反射，再反射，再反射……最后全部反射到我耳朵里，震得我的耳膜嗡嗡地响。
　　这时候还能示弱吗？我不管他们在说什么，我也开始说，虽不是喊，但用上了平日的专业腔调，我当然知道这副腔调很能讨人烦：“要我说，你们这个天才设计缺陷也不少。等什么时候有时间，我来给你们装个小型的水力发电机——你们还不知道吧，这正是在下的专业——别的不说，至少能供给地牢的照明。能加以利用的能源绝不应该白白浪费掉，这也符合当下的低碳潮流，国家的倡导……还有，你们不觉得你们这个设计运动方式太单一了吗？若是让我来做，肩挑手提头顶脚踏全要用上，全身的每一块肌肉都要锻炼到。比如，我会给它装上一台脚踏抽水机，带有频率设定功能，若是频率达不到设定值——也就是说你们蹬得太慢，或者就是太快也不行，超调量不可大过0.5——它就不再抽水，它就发出电来把你们电得死去活来，或者要喷出火来烧、要用烙铁烫都可以选择，火焰的颜色、烙铁的温度也可以随意选择……全程的自动控制，为了节俭开支，上位机就从你们办公的那堆破烂货里挑选出一台，下位机可以选用西门子公司的S7-300，或者罗克韦尔的PLC2.0也不错，检测单元可以用罗斯蒙特的……”
　　“小心我找个理由揍你……”警察要认输了！他们已经停止说有一段时间了。看来他们算是有涵养的，他们对我的劝告竟有些苦口婆心的意思：“我告诉你，千万别试图跟警察对着干。他们手里有一件利器叫做‘合法伤害权’——你握着镰刀口，我握着镰刀把，你说，你可以用力吗？”
　　“今年是百年不遇的大旱，南方的甘蔗园都枯萎了，说不定一把镰刀也用不上了——互联网上有百十个专家迫不及待地亲情提示，明年食糖要大幅度提价，任何人想要甜，难度都要大幅度增加……还有个别用心不轨者鬼头鬼脑地指出，大旱要持续到明年、后年、大后年，然后地球气候将直接转入一个小冰河期，时间大概不会超过300年，在此期间大约有不超过五千种的动植物要灭绝……”
　　“你他妈的给我闭嘴！”他们虽然愤怒了，但喊过之后也不会忘记去提水。他们的动作非常娴熟，从一手拿空桶接水、一手移走接到了水的桶到一手提高水桶、一手推桶底倒水，全部动作一气呵成，绝无迟疑，愤怒之下也绝不会浪费多一分的力气。
　　“你们整天就是抓人、揍人，人人都各不相同，你们的抓人和揍人也就各不相同，你们工作起来应该很有趣的吧，你们不是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吗，怎么还需要如此自虐？”
　　“你够狠。”他们转过身来。
　　我却一眼不看他们。“我今天确实他妈的狠！你们为什么不拔出手枪，不在我脑壳上开一枪？我敢保证，这一定是为人民服务。至少是为我这个人民服务。”
　　说完这句我再没有可以说的，警察们也似乎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像是沉默了很长时间，有一个人（确实是一个，这次我分清楚了）再开口时，每个人都喘着粗气，我的衣服被汗湿了，裤子是被汗和水一起浸湿，警察的声音变成了平静，变成了叙述：“昨天我还做了一个梦——我这么老了，还会做梦？——某国和某国开仗，互射核弹，在中途我和我的哥哥想办法一人乘上了一颗，我们乘核弹在云天之上飞翔，飞得很快，我们飞得很幸福，我们在天空上画出极美的两道弧线，让它们汇合成一个完整的圆，我们达到了幸福的极点——知道为什么么？因为核弹是在中途爆炸，因为我和哥哥破碎在了天的极高处，因为这个世界要感激我们一百年。知道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吗？一个典型的好莱坞的英雄梦……现在我已经抓了半辈子的罪犯，下半辈子还要抓下去——明天就抓，后天关，大后天放出来，他再犯，我再抓，再关，再放……或者他终于洗心革面，或者一枪把他崩掉，但肯定又会有别个罪犯站出来给我抓，给我再抓，再给我抓……岂只是今年，这个世界本来已经干旱了有一百年。今天，所有的人和事都是干巴巴的，每件事都有些类似于推石头，每个人都有点西西弗斯……”
　　“还不只是西西弗斯，还有点坦塔罗斯，每个人都被眼前够不着的欲望折磨得要死。”
　　我们踩在几只叠起来的小桶上（这些老式的铁皮桶市面上已经很难见得着了）很容易就爬出了地牢；我往上爬时有人在后面推了我一把，我爬上来了也顺手拉他们一把，衣服是弄脏了一些，但也没有多大关系。当我们把阀门关上，接水的六只桶才刚刚装满，一点也没有溢在地板上。地牢保持了干燥。
　　回到办公室里，我们又说了好些话，当然大部分时间是各自沉默着，但我们谈得似乎挺有趣。有一次说起了足球，他们喜欢英超，我喜欢西甲，但也没有很抵触，他们指出切尔西碰上技术流有时候确实有些不知所措；我承认巴塞罗那遇上紧逼防守确实有些放不开手脚……写好悔过书、办过罚款手续，他们也没有立即让我走，我也就没有走，一直到天亮，他们让我走我才走了。
　　“不管经受着怎样的折磨，我们还是想对你说：翻进那里的人，你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在这件事情上，最好不要一个人做西西弗斯，你不会一直这么好运的。”他们甚至还把我送到门口，最后劝告了这句。
　　离开派出所之后我立即就去找蔓蔓，我要告诉她我已经没有事了。当我要被带走的时候她显得非常害怕，她抓着我的袖子久久不愿松开，警察都不耐烦了，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当我掰开她的手指，她近乎绝望地尖叫出一声来，让我也害怕了，仿佛我们这一别就再不能见面。但我们很快见面了，一地白霜上站着白色的蔓蔓。她似乎从未离开过，她就是站在从前的印子上，朝我离开的方向看着。
　　“他们没有打你！他们没有打你……”蔓蔓抓住我的袖子低低地喊出来，然后竟然哭了。她把一只手放在我脸上，她的手冰凉。
　　“蔓蔓，警察是好人。他们似乎是你的所罗门。”我很奇怪我竟然能有这么冷静，蔓蔓的眼泪竟然没有溶化了我，我从前曾多少次想过“若是一个姑娘为我哭？”
　　“他们才不是。你才是。你才是我唯一的所罗门。”
　　“如果我是，为什么我打不开自己封起来的这个瓶子？”
　　一到公司，经理就让我和他出差。计划就是去三两天，我们又是刚刚分开，因此我没有去向蔓蔓告别。本来我也可以拒绝出这次差的，但我没有。也许我觉得有些事我需要想想。出差的地方不是很远，当天下午我们就到了。在电话上，临难化工厂的人把事情说得非常恐怖，说是我们给他们装的那台高压风机随时可能爆炸。而我们到现场几乎什么问题也没有发现，稍有点噪音是因为电容柜接触不好引起的，停电时把一颗螺丝紧一下就好了。于是我们就对他们表演了一回生气：“难道你们花了三百万、我们花了三个月弄出来的这么多的保护装置是用来摆设的吗？作为构造基本相同的人，你们可以不相信我们，我们完全允许你们这么做，可难道你们可以不相信自动化？我们请问你们：为什么要自动化？它可不是为了节省你们下贱的劳动力。所谓自动化，就是说只要你弄对了，你要它怎样它就怎样，它可不像你们人一样会反复无常。用它可不仅仅是因为它比你们遵纪守法、比你们准时守约、比你们力气大，更主要是因为它比你们可靠、比你们知书达理、比你们蕙质兰心……”我们并不很生气，我们还知道这生气毫无用处，但总还是要气一下——七个钟头的车程算不得远，但程序也够麻烦的，而且这生气似乎也成为程序的一部分了。他们也够配合，顺着我们说了好些好话，说他们也是责任在身，不让专业人士来看看怎么也不能放心得下，领导早就威胁过他们了，出了问题是要坐牢的。后来认为我们该缓和了，他们还说，实在是整天守着这台轰隆隆、轰隆隆的风机太心烦了，于是就太想念我们了，于是就无论如何想请我们来聊聊。
　　我们没有多少可以聊的，不过是经过了冬歇期的五大联赛、将来到的世界杯、NBA、永远的皇马和巴萨……主要还是玩扑克——这些也是他们工作的主要内容；此外是开会向上反映我们的不是（好减轻他们的心理负担）、安全学习、技术培训，还有就是给我们打电话，威胁或者讨好……想想，他们的工作确实也够可怕的。整天守住这台风机，唯一可能的意外就是风机的故障（或者如他们所说的爆炸），可这意外却是他们最不愿意发生的——这多少有点像等死。这里远离村庄、远离城市，他们说有钱也没处花，他们每年过节给家里人买好多东西，还给钱，却不能赢得一个人的感激，大家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还经常嫌少，因为他们的薪水高得离谱。他们中有个女人，在我们才认识的时候也是比树好看得多，如今已经有了人老珠黄的表示。打牌的时候，她坐在我旁边，我老是看见了她的脸，就老是琢磨她的脸，她的假睫毛、她的蓝眼影、她的几千几万块钱一小瓶的香水和脂粉、她干瘪下去哀怨的唇……她那身土黄色的制服实在太丑陋了。
　　半年不见，他们似乎都老了一些，牌技比从前还更差，每出一张牌都紧张得不得了，每个人都需要考虑很久。我一向厌烦和他们打牌。包括经理，他每摸到一张不好的牌，或者出错了牌，就要骂骂咧咧很多，还往地上吐吐沫，有几次还吐在了别人的鞋带上、裤脚上，也不知是故意还是不故意。不用说，他是在指桑骂槐，他还在为他们的虚张声势耿耿于怀。他们也知道，他们小心地陪着不是、小心地躲避，牌就打得更糟了，我和经理老是赢，赢得没有任何意思。可若是不打牌又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于是几乎每次我都打。
　　大概玩了有四、五把的样子，他们的科长就来了。早知道他要来。这个家伙戴着一共五十度的金边茶色近视镜、戴着“雷神牌”安全帽、穿着高筒绝缘靴、戴着白绸手套，腰上绑着迷你小包，肩上挎着数码相机——这可不是个什么好东西，一看到什么不满，它就会拍下来，它就要向上反应——众人早有评议：“他不是一个标准的二百五。”他来之后第一件事是把我们喊停：“好嘛，上班时间竟敢明目张胆地戴帽子。既然是已经被我看见了，我是一定要向上反应的……不仅他们，包括你们两个——我和你们总经理熟着哪！”他指出了我和经理，也许因为我应了这句：“你自己不也戴了一顶绿色的吗？”如果他聪明一点，他就该假装听不见，可他不是一个标准的二百五，你拿他毫无办法。接着是组织开会：“就风机存在的安全隐患贵我双方必须在相互谅解相互满意的前提下尽快达成一致意见。”
　　“在安全隐患的框架下没有任何意见可以达成！”经理坚决不同意，“因为风机根本不存在任何安全隐患。”
　　“我不管它究竟存不存在安全隐患，关键是必须要有个统一意见。”经理的傲然虽然让他有些心虚，但科长还是激烈起来，“否则，你们想让我怎样写报告、怎样向领导汇报？”他把双手朝所有人摊开来，质问所有人。
　　“风机确实存在安全隐患，这是不可否认的，否则我们怎么会有这般害怕呢？”
　　“无论从科学的角度，还是在树立正确人生观的前提下，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是万无一失的。”
　　“我们细心研读过你们提供的所有资料，虽然每个环节都宣称达到或领先世界先进水平，但没有一个敢说自己是百分之百——百分之九十几，固然安全性已经很高，但许多个百分之九十相乘起来，结果可就不妙了。”
　　三个电工的话在经理听来无异于胡说八道，经理冒火了：“相乘起来，谁允许你们这样计算的？是玉皇大帝，还是阎罗王？是牛顿，还是维特根斯坦？都说‘是药三分毒’，为何一副药二三十味你们全都吃了，你们会不见一个死翘翘？因为药性相生相克……你笑什么？为什么不说话？我带你这个专业人士来可不是来傻笑。快给他们一个解释！若是不能压下他们的气焰，让他们心服口服，我扣你整个月的工资！”经理的话在我听来也类似于胡说八道。但我好像并非是笑他们说的话，都不是笑他们，倒像是笑我自己——我笑，也许不过是因为无聊。
　　经理让我说那我就说：“人生观的事情我不管，不过从技术的角度，相乘的方法确实不允许你们用，你们又不是所罗门——正如我们经理所言……而且还不仅是药，包括你们每天都要狂吞下三大盆的米饭、肥肉、杂碎、洋白菜……所有的东西都含毒，不过是剂量多少的问题，少到了一定程度，我们——不，我说错了，是《食品安全条例》就认定它无毒——对于你们要的安全，自有《电气安全条例》来规定，与你们的感受一点不需发生关系。关于这个，我们在《操作手册》上写得清清楚楚，我不想多说了……在我无数次喋喋不休重复啰嗦之后，我想，你们必须已经注意到了，我们的风机的保护装置好些都是重叠的，为何一个温度值需要有两个取样点，为何测两个轴承温度还不够，还要测两个轴瓦温度……综上所述，如果你们一定想要应用乘法的话，只能用许多个百分之百减去许多个百分之九十几所得之值来相乘，虽然未必严整，所得乘积大致可定义为：‘不安全的几率’——结果很妙！陈述完毕。”大部分内容我每次来临难化工厂都要说一遍，哪里要递进、哪里要转折、哪里要强调、哪里要引用数据显出专业水平、哪里要应用术语（大多是外文音译词）让人觉得莫测高深我一清二楚，说起来一点不费力，很快就说完了。
　　说完之后他们也就表达了基本的心悦诚服，还说大老远来一趟多不容易，一定要请我们吃晚饭、一定要让我们在这个被整个世界遗忘掉了的穷乡僻壤也好好乐一乐——他们每次都要请我们吃饭每次都要乐一乐，但每次都是经理付的钱。
　　当在饭店喝过了白酒在KTV喝着啤酒我可以和一个人私下（所谓私下并非一定要别人听不见、不来插话）谈谈的时候，我就问她：“这回又是为了什么？”
　　“他不是新近升了科长吗？”为了说话，我们脑袋挨着脑袋，相互离得很近，酒气吐在彼此的脸上，只感到热量，闻不到臭，科长和经理的合唱太难听了，经理妖声妖气地模仿一个女声。
　　“可这些话他从前不是说过、听过了吗，还不止一次？”
　　“可那是作为副科长说的、听的，如今他是科长，他不是要写报告、要向上汇报吗？”我们都故意说得大声，可现在即使听见他也假装没有听见。
　　“我猜想，这件事的是这么发生的：你们的科长因为高升了科长，于是就觉得有必要听到某句话、说出某句话，于是就来找你们想想办法，你们就找出个理由打个报告给你们科长，你们科长再打个报告给车间主任，车间主任再打个报告给工程项目经理，经理也许还要召开一个会议讨论研究一番，然后授意秘书给我们打电话，然后我们赶两个钟头的公交车到汽车站，再坐四个钟头的汽车来到县城，再坐一个钟头的三轮车来到你们厂，然后是从保安开始，一层一层地递交身份证签名，然后终于见到你们……”
　　“事情比你说的还要复杂，复杂得多，如果你一定要这么看问题的话，如果签一个名字也让你觉得痛苦的话——而且别只说我们，你们自己呢？那些被你们说得如此昏花的保护有不少也是形式吧——你不会真以为我们那么无知吧？怎么说也干了这多年的电工了，只要与电有关，即使看不见，总还是可以想想的。”
　　“我当然明白你们是装傻，我自己可不是也在装傻——我们的混账经理也明白，你们的二百五科长也明白。大家都明白大家都在装傻。大家就装得别有趣味。这件事想想还真是有意思啊！”
　　“你就知足吧，你一年不过就装那么三五次，可我们呢？”
　　“我们一年干三个月活，剩下的九个月总的来说也和你们差不了很多。”
　　“什么差不了很多，你别想混淆命题，你们至少是去对着许多人装的吧，总有点变化、有点新意吧？所以，你们的装就不能叫做装，最多是表演，因此还会在皮肉里带着快意。可我们呢，常年累月，一生一世就是只给你们那台风机看。除了装，我问你，我们还能怎样？”
　　“那台风机可不是我们的……”
　　“是我们的又怎样？反正不是我的，反正我就是想一口嚼碎生吃了它……”这是个喝酒之后一说话就一定要激动、一激动就一定要吐的人，而且每次都要往别人身上吐，而且她每次都不像真醉，让你不免觉得她是有意为之。
　　我觉得怎么也洗不干净自己。我想，经常出门的人一定会明白这件事：如果你不愿意和一个人用同一块香皂，那么，和这个人同居一室会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我就不愿意和经理用同一块香皂——我很少愿意和一个人用同一块香皂——可他从不自己带香皂，招待所提供的小方块他也不用，他喜欢用别人的。随着他妖声妖式的女声栀子花香夹着汗酸味烟腾腾地从浴室漫出来，占满了整个房间，四堵脏墙似乎都浸了水，长了莓苔，一时间我感到特别恶心，可是再也呕不出来了，只好走出房间。
　　走出招待所，很快就走入了荒田野坝，四下一片淡白，仿佛正在降霜。一轮月亮清清白白，想起了蔓蔓，对于走前没有去跟她告别这件事我现在感到非常的懊恼。中午她一定等着我，她会怎么想呢？明天、后天、大后天，有好几天中午我都不去跟她说话，蔓蔓又会怎样想呢？她会不会以为我撒了谎，警察要关我十年？她会不会以为我再不愿意跟她说话？她会不会哭？她会不会绝望？
　　第二天清晨醒来，我发觉整整一夜都是梦见蔓蔓，它们有些快活，有些悲惨；我感觉我必须要马上见到蔓蔓。
　　早晨又是开会，这次是车间主任主持的。他固然还是旧时的车间主任，这样的会旧时他曾经主持过的也不少了，但大半年不见，他似乎觉得不开一个会不足以表达对我们的盛情。话还是老话，他从前就满意过，这次也很满意，“如果下午抽得出时间的话，一定要一起吃一顿饭，好好聊一聊。”
　　下午是写报告，这是经理帮着他们制定的规矩——“非值班人员，凡进入风机安全重地，必须以书面报告的形式说明自己闯入此地非如此不可的原因；特别要详细叙述自己身处此地的一言一行：是否对安全构成影响，从哪方面以怎样的方式发生影响，程度如何……事无巨细，谁也不可妄自省略。报告必须言语清晰，不宜混用修辞手法，必须以宋体字、A4五类三防毛边纸打印，以便备档留案，以便事后查证、追究法律内外之责任。”——但经理从不写，不过是在我写完后稍做修改。今天连修改他也不愿意，他的一份也要我全权代笔。经过昨夜的种种之后，他和科长打得火热（他也确实需要和他搞好关系），从中午到下午，就像在KTV说话一样，他俩脑袋贴近脑袋，相互交换了很多流行的下流话，各自都得到了自己需要的胜利，感到满足。
　　我老是想起蔓蔓，报告就写得很慢。当写完时，夕阳已经和中央控制室的脏窗帘的红色水乳交融，一房暧昧的红色里每个人的脸都显得无比的淫荡，就连那排烤漆驼毛色的操作台，就连那十台方头憨脑的计算机，就连他们的白搪瓷饭缸，就连饭缸里的饭菜——我撇过一眼它们的内容：隔年煮过了的棠梨花，好像一坨屎。
　　中央控制室除了我之外，有四个人在吃饭。他们都吃得很努力，虽然个个没精打采——经过几个钟头的相互满足，经理和科长也似是耗尽了精力——但啧啧有声。科长和经理的饭是两个电工打回来的，他们每人抬了两缸饭回来，一人交给科长、一人交给经理。没有谁问过我，没有谁想到要同我客气一下。另外两个电工在前两个回来之后也去打饭了，也许我的饭会由他们端来，也许因为一个下午没说一句话，他们根本已经忘了我的存在，我走出控制室，也没有谁注意到。
　　走出临难化工厂，就是一条肮脏的街。不管是饭店、发廊、修脚铺、酒吧、按摩室，不管是沾着血污的鱼鳞、浓妆艳抹的女人、粗俗的霓虹灯招牌、垃圾、塑料袋、自来水管，不管是哪种肮脏，就连我们昨夜留下的呕吐物，这条街上的所有都是临难化工厂排泄出来的，都带着临难化工厂的氨气的臭味、氯气的毒性、磷酸的腐蚀性。在一个药铺门口，在贴满了补药、春药、壮阳药、保健药广告的橱窗下面，有一个青石砌成的斜坡被孩子们的鞋底摩得光滑。从前我几次看见孩子们从上面滑下来，今天我无所适从，我也走到这个斜坡上，我也像孩子们一样蹲下身子，从坡头滑到坡脚，张开双臂。速度竟然很快，我差点往前跌倒，差点碰到了一个小孩子。他惊呆了一样地看着我，也许把我当成了疯子。我站起身来，一点不想脸红，顺手还拍拍他的脑袋，心里想着以后有什么可以做，却听见旁边有个声音更惊怪地嚷起来：“她是个女的，你怎么可以摸她的头！”我还真没有认出来她是个女孩，她满脸泥污，头顶上的草屑、汗垢和杂物似乎比枯黄的头发还多。喊声也是来自一个孩子，同样分不清男女，我心里感到好笑，这么两个小屁孩也知道男女之大防啦，而且标准制定得比周公还高。然而当我偏头看见那个孩子脸上嫌恶的表情，打趣的话就一句也说不出来了，我只是觉得，我必须立即见到蔓蔓。我跑起来。
　　当我买好当天的夜班车票给经理打电话，他简直气疯了。他今早还说过，来一趟多不容易，程序多么复杂，无论如何要混到周末，要混上五天的出差补贴、要混上两天的加班费。
　　“你他妈的是不是发疯了！”
　　他出口就骂，我当然就不客气了：“我他妈的就是发疯了，你要不要也来一起疯。”
　　“好啊，你竟然还敢和我顶嘴，年终奖金还想要么？”他真是气疯了，威胁之后话也不会说了，“你，好啊，你……”
　　“是不是还他妈的需要我说出四个理由让你他妈的满足，那你他妈的现在听好啦：第一，我他妈的看你已经看得他妈的恶心啦；第二，我他妈的现在一看见你，你就他妈的让我恶心；第三，我他妈的从第一眼看见你，你就他妈的让我恶心；第四，我他妈的每看见你一次，你就要他妈的让我恶心一年。”
　　才说到第二个恶心经理已经挂了电话，空空的售票大厅里三五个旅客歪在椅子上像是睡着了，有一个售票员伸出头惊奇地看着我，只有她把我的四个恶心听完了。有那么些时候经理确实让我恶心，但其实他很普通，并非一个特别会让人恶心的人。虽然热爱炫耀，情绪不稳，涵养不高，又爱用别人的香皂，但他也有不少优点，比如，在不损害自己利益的全提下，他总是尽量为自己部下的利益着想。我与他的相处，总的来说还算不错。

　　一点添足（就是说故事已经完了，不必看下去的）：
　　虽然这个故事是《对一份简单工作的简单描述》的延伸，虽然它比《对一份简单工作的简单描述》长了四倍多，但它确实是在《对一份简单工作的简单描述》之前完成的。但我也很清楚，它不会像《对一份简单工作的简单描述》那样写完了就算完了，它需要仔细改改。好几天晚上，打开计算机、打开它，但看不完一段我就会打开“蜘蛛纸牌”，然后时间过得很快，听完了罗琳娜•麦肯尼特，再听左小诅咒——我自己都奇怪，怎么可以同时着迷上这两人的歌——翻牌翻到眼睛酸疼，也就是我该起身睡觉的时候了。而有一天晚上我几乎要喊出来：“这是在浪费时间。”这种话有如此无聊，也许因为我们总是会想起它。“只有在握着笔的时候我才感觉良好。”只有写着的时候我才感觉不是浪费时间。通常情况下，接下去我应该说：“不为无为之事，怎遣有限之生？”但我坐下来，写了下面这首歪诗。
　　说它是歪诗，也许仅仅因为它有些地方太像押韵。还在几年前，在我刚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就刻意避免押韵，甚至避免用成语（仅限于纯粹的描述，若是引号里的对话，很可能又会铺张一些华丽的词语）。其中一个不足道的原因，与我对那些从头押韵到底的歌词和顺口溜（快过年了，可以肯定，春节联欢晚会上那些笑星的笑口里会塞满这些玩意）的特别反感有关——为此，我甚至在《疫区的来信》里编了几首这样押韵的歌词，作为讽刺。我经常听人说某某歌词写得实在太好啦。说实话，对这种话我几乎就是痛恨。在我看来，再没有比这些东西更糟糕的汉语了，我简直宁愿听见一些最肮脏的下流话也不愿意听见它们。
　　促使我要添上这首诗的最大原因似乎是：我几乎不知道它是要写什么。一点也沾不上边，不仅是同这篇小说，同我自己也一样。而它却让我觉得这是个绝妙的想法。也许是这篇小说里实在有些东西文绉绉的——我是说，有些接近于戏剧化的东西，还有些接近于某种心理分析的原则，还有些类似于剽窃——或者直说吧，我觉得它缺少随意发挥。我从不能喜欢那些太循规蹈矩，或者目的太精致的东西。还不只是在文字里，就是一个人的外表——意念似乎已经昭然了：现在我老是想着蔓蔓会是个什么样子。老实说，我几乎从未真正想出自己小说里的人物的样子。所以我很少做外貌描述。当然，我本来就不很愿意描述外貌。因为外貌太有个性了——一般说来，就我所知，大部分人的外貌都比这个人本身更有个性。而我是不很愿意自己所写的人物太有个性的——但我引出了人的外表，也许仅仅因为我想起了一个外貌的比方：我见过的最漂亮的人都不是修饰出来的，而最丑的人无一例外都是修饰过度。同样，我看过的最好的小说、诗也不是修饰出来的——也许当我们需要修饰的时候是已经感到先天不足了吧。前面提到的歌词和顺口溜——特别是歌词——是修饰到除了修饰之外再无别物，也就是说先天就没有什么。类似的东西其实很多，不必说诗、散文，就是杂文和学术论文，甚至说明书，如果你愿意仔细分析，经常会发现修饰多于实质。不要误会，我并不反对修饰，在我看来，文学里少不了修饰、少不了游戏就像我们少不了礼貌、少不了克己。这篇小说我是给它戴上了一个面具，这是我最爱用的一劳永逸的修饰方法。此时我又想起了头发，仍是个比方，我想起了旧时已婚女子的头发——我不知道具体的名称，我们方言里似乎叫做“高髻”，就是那种圆圆的发髻——它们怎么可以那么光滑，那么没有一丝凌乱？唉，我无论如何不能喜欢这样的头发，它们简直会让我紧张，包括梳成了这样头发的那个人。当然啦，那些披散成败棕，或者刻意弄成一团糟，特别是那些潮湿油腻轻轻一摆香粉味就滚滚而来能淹死人的，特别是乘公交车的时候不幸两米之内有蓬这样的头发，那就不是喜不喜欢的问题了。那么，蔓蔓的头发该是个什么样子呢？我想，那是简单束起来的一根辫子，几根夹针（或者别一个名字）整整齐齐，会有几丝遗落在外面，或者都不必，因为那根辫子总会轻轻颤动的，即使仅仅只有一点风吹草动它也总会有颤动的部分，呵，如果你已经盯着看过了，特别是那是如此清秀的头发，你一定会觉得你可以一直看下去……真是难过这一段会没能写在小说的正文里。我很希望，这三段，包括下面的诗，都是作为小说的一部分而存在的，而不是我，作为一个局外人说出来的话——然而，这个玩笑似乎开大了：
　　《走歪路的人》
　　这条市政府通往艺术剧院的巷子
　　真是叫人恐慌
　　昨天才推倒了围墙
　　今天又拉起了铁丝网
　　红色塑料袋、白色纸片
　　两边随处可见没有穿衣服的皇冠
　　还有缺少头颅和躯干的尸首
　　迎着腥风，苍蝇和蛾子散发幽蓝的光
　　唉，在这个严冬，不知走过去之后
　　是否还能走回来
　　人死不足惜
　　就怕可惜了左边口袋这张入场券

　　“你一生专爱走歪门邪路！”不知从哪张窗帘后传来的，分明是个女声。
　　“你不在，我只好随便找个姑娘暧昧两眼；谁叫我是诗人？”
　　如果两个声音是来自同一张窗帘，被数落的恐怕是个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