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老师真是桃李满天下，人品、学问都是第一流的，不愧是我县教育界的有功之臣。退休后安度晚年，又难得教的学生现在当上了地方上的父母官，专程接老师来观光旅游。我们十多年后再次相会，也算是有缘了。”一个头发花白，满脸堆笑，一身标准中山装的老者，用一支手拍着一位戴深度近视眼镜叫蔡老师的左肩，另一支手紧握着蔡老师的右手，显得既谦恭而又诚恳地说。而此时的蔡老师，一阵恶心，一阵目眩，但强作镇定，嘴角边挂上一丝惨笑，勉强地应酬着“哪里，不必......”。口里如是说，心里却暗自诅咒：“真扫兴、活见鬼”！几乎要大声呐喊——不必如此虚伪，快把这双血腥的手放开！不想镇长却在一旁笑着说：“原来吴老和我们老师这么熟悉......。”只见蔡老师把手一甩，不辞而别，旁人怎么也弄不明白个中的道理。
　　学生当了镇长，特地迎接老师前来本地有名的法王寺观光，这本是件好事，而老师兴致勃勃游完佛殿、僧院、钟鼓楼、藏经阁、花园水榭，读罢楹联题记，侃侃而谈，也正在兴头上。时近正午，正准备到庙里招待所用素斋，殊不知却在此处遇见了这位丧门星，大倒口胃，食欲顿减。于是气冲冲地准备草草回家。这下可忙坏了镇长：“老师，不是说吃了饭再走吗？这里的素斋远近闻名，很符合绿色食品的标准哩！”而蔡老师却语气极平谈，极冷漠地说：“大肚能容，容天下可容之事；开口常笑，笑世间可笑之人。法王寺把这副对联由峨嵋山移到这里来，月朗法师不仅书法不错，而且也算是用心良苦了！”这句言不及义，答非所问的话，更使镇长一头雾水，不知所措了。这次数年后的师生相聚，不想老师高兴而来，败兴而去，龙头蛇尾，使学生镇长摸不着头脑，极度迷惘。镇长哪里知道，其实这是两代人间不可能同时拥有的经历所构成的生活体验上的极大反差，三言两语，一时怎么说得清楚......。
　　蔡老师回到家中，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想到那位“吴老”的拍肩滔笑，又感到腰间旧伤隐隐作疼，早把游玩古寺的闲情雅趣抛到九霄云外，只剩下满腹牢骚，一腔忿懑，回想起一场在冠冕堂皇口号下野蛮残酷的凌辱来。而最可恼的是这场凌辱至今无处申诉，无法报复，无人倾听，象喉管里蠕动着一只苍蝇，吐又吐不出，吞又吞不下，憋得人难受，几乎要叫人精神崩溃而发疯......。
　　被称作“吴老”的人是个什么东西！蔡老师想。三十年前曾任一个区的武装部长，小学文化，不学无术，蛮横专断，与那些德高望重的“老”相去甚远，如此称呼他，真有负于我们民族的敬老习惯。这倒在其次，最让蔡老师终生铭记的是文革中冤案缠身，肉体、精神备受折磨，本性天真的他，想求助于这位吴部长，停止武斗，减少痛苦，却反遭来落井下石，几乎走上绝路的厄运，所以今天吴的献滔，更使他肉麻、鄙夷、愤慨而又无可奈何。
　　
　　事情还得从一九六七年说起。文化大革命本来就是一场荒诞不经的悲剧，而具体到我们这个边远山区的小镇，这种悲剧更显出重灾区的特点。这就是批判会上施加武斗的时间长，手段野蛮。这位蔡老师一则家庭出身地主，二则“贯彻封资修教育黑线十分得力”，三则嘴硬，认死理，不肯服输，所以运动一开始就被红卫兵组织风雷激战斗队确定为“反革命死硬分子”，长期被关押专政，其折磨手段有捆绑游斗，拳打脚踢，夜审，挂黑牌、抽耳光等，熟知文革的过来人都知道这并非小菜一碟，其野蛮程度，叫承受者永世不忘。单说捆绑游斗，本来游斗完毕即应松绑，而这里却要继续关进黑牢（以教室作代用），不予松绑，捆得又紧。一次游斗完毕，天已临近傍晚，牢里的专政对象们呼天叫地请求松绑，而看押的红卫兵幸灾乐祸，毫不过问，这就激怒了学校附近一个在牢房外围观的壮年农民，实在看不下去，他就怒斥那些“革命小将”“哪个都是娘生父母养的，这个时候了，就是犯人也该开饭了，你们还把人关起，这象什么话？”“你是什么人，在为谁说话？”一个抡眉鼓眼叫邹学举的壮汉红卫兵问道，“老子家不折不扣的三代贫农，你把我怎么样？就是国家监狱的犯人，也不能这样对待，有病还要医。象你们这样把人整残废了，以后谁养活他们？人民政府领导下，好人坏人总要自己劳动找饭吃！老师教你们教错了么，你们这样整他们？你家爹妈是哪一个？回去问问他们，你家的家教是这样的吗？”石破天惊，没想到这种时候，还会有人敢这样说话。于是躲在阴暗角落里指使的“老师”（政治扒手也称老师）才叫立马放人。可怜蔡老师当别人把绳子给他解开后，他竟麻木得还不知道，继续要求别人给他“松绑”让他好去“解溲”。以后好长时间，有人看见蔡老师脱了衣服上药时，手臂乌紫，运转艰难，长期麻木。其他方式的折磨、摧残还很多，何人所为，具体情况如何，以后的章节将会述及。而今蔡老师想的是，好不容易盼着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由省地县区到本校），既是红色革命政权，哪怕是利用武斗镇压，强迫对方接受的“红色政权”，中央又三令五申不要武斗，这下总该执行政策了吧。殊不知这叫做腐儒之见。
　　一次校革委会召开“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判会”，老油条蔡尚儒自然也首当其冲，没想到在押上台时，一个学生借机扇了他一耳光。事后在校园中他碰见了这个学生，天真地劝告道：“同学，有道理就好好讲，打人总是不对的，要说前段时间因为观点不合闹派性，引发武斗还情有可原的话，现在各级革命委员会都成立了，也搞了大联合，中央三令五申不许武斗......”。“你这种人打死十个五双就算了”。邹学举吼道。“这是谁说的？”“你去问校革委会的唐主任”。邹学举理直气壮地回答。“天天都在念毛主席语录,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啊......。”谁也不会想到，就这几句平淡得出奇的对答却让蔡老师遭来又一次的横祸。第二天大幅标语由校内贴到了街上：“粉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蔡尚儒的疯狂反扑！”并立即召开批斗大会。会场气氛肃杀，几个“风雷激”战斗队的铁杆暴徒，怒目园睁，磨拳擦掌，两边站立，时刻准备着，似乎好久没有过上虐待狂的瘾了，今天要补偿一下。最惹人注目的是特制的一块黑牌，制作材料的规格很高，是一寸多厚的木板（以往用纸板），有一张办公桌的半个桌面那么大，将近有二十斤重，不消说“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蔡尚儒”的名字上按文革惯例，打上了红叉。设计最精巧的是木牌上沿拴的一个细铁丝套，这样套在脖上，挂在胸前，铁丝嵌进肉里的滋味，是可以想见的了！难道停课闹革命，我们的学生整天去钻研阶级斗争的手段，便在武斗上训练得如此匠心独具么？
　　主持人宣布批斗会开始，其实这算什么批斗，所谓批就是辱骂；所谓斗就是暴打。先是会场上如此阴森的气氛引起一些人小声的议论与骚动，但见校革委会唐主任板着面孔训斥道：“请关心阶段斗争的残酷性，不要麻木不仁，硬要等到敌人反扑过来，千万人头落地才安逸么？”此话一出全场哑然。有两个打手得到了暗示，跨步上前，一个打耳光，一个用脚踢，脸上和臀部各自重重地挨了几下。殊不知蔡老师反而理直气壮地说道：“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指示我照办啊！”当时的学习会上，每每集体读完毛主席语录，会议主持人就说“今天的毛主席语录就学到这里”。参加学习的人就朗声齐诵“毛主席指示我照办”。现在这个书呆子，把这一切都认了真，竟提出这样的质询。这一问不打紧，原来早有预谋的五六个暴徒一齐拥了上来，拳脚交加，再加之扯头发、拧耳朵、打耳光，一阵暴雨似地向这位不识时务的、可怜的蔡老师袭来，好一顿暴打，连暴徒们也气喘嘘嘘了。蔡老师即高声呼道：“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阴风惨惨，日月无光。参加批斗的几百人，有幸灾乐祸者，有敢怒而不敢言者，有饮泣之后赶块拭干眼泪者，有互用目光暗示，压抑怒潮于心者......。空气也似乎凝固了。
　　此时校革委会的唐主任又要说话了，那些魔爪也暂时停了下来。“你说毛主席指示我照办，请问，我们红色政权，哪点没有照办？”蔡答：“毛主席说，在批判或斗争的时候要文斗不要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请问这算什么？”理直气壮，掷地有声。副主任色厉内荏地又问：“你喊救命，喊哪个来救你的命？”众爪牙似乎捞到了什么稻草，齐声喝斥：“是不是喊刘少奇来救你的命？喊你们同窝的几个牛鬼蛇神来救你的命”？蔡答：“喊那些敢于维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救命，革命的人道主义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政治扒手们哑口无言。一个小扒手眼看下不来台，害怕继续问下去自己反而理屈词穷，于是吼道：“跪下，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几个暴徒正想动手压迫他跪下来，蔡老师却说：“要跪，我就跟毛主席跪！”于是一声长啸：“毛主席、毛主席，你老人家的政策会是这样的么？”放声嚎啕，一发而不可收，凄厉、沉闷中孕育着的激烈气氛，笼罩着整个会场......。有几个上台发言批判的，与会者哪有心思再听那些千篇一律的无谓唠叨，发言者自己也觉无趣。
　　批斗草草结束，暴徒们最后的喝斥是“蔡尚儒，把黑牌保管好，下次再用”......。
　　
　　“这太不象话了，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不象共产党的政策。”一个自文革开展以来，长期保持缄默，小心翼翼的老师如是说。“这样搞下去会丧失人心，自己拆自己的台的。”另一个小声附合。有个女学生回到家里抱着妈妈痛哭：“蔡老师有什么罪，平时教学这样认真，现在会遭到这样的待遇。妈妈，我怕，唔......”。学校有三三两两的人群议论，一见到“风雷激”一伙，特别是那几个打手一来，就找些“今天天气哈哈”之类的话来闲扯，用十二分戒备的眼光斜睨着这些人，象和一条恶狗相遇，警惕的目光斜视着它，慢慢地散开了......。一股恐怖、哀怨、不平而又无可如何所引发出的涣散气氛，笼罩着整个校园，看来单靠声嘶力竭的高压和兽性般的野蛮拳脚是不能征服人心和树立权威的。几个头头似乎也开始意识到这点，感到孤立，或明或暗地遭人指责：“太过分了，红色政权？”
　　蔡老师满身创痛，却仍被强迫到牛棚里负担沉重的劳动，挖土、锄苗、挑粪,机械劳作，形同木偶。前校长陈光楷这时也还没有“解放”，仍属牛棚中一员，物伤其类，地头休息时他打破沉默说：“这群禽兽，他们的暴行可能还会继续，整死整残对我们来说都十分冤枉，十二分划不着，我们才是真正要干社会主义的人。你去找吴部长反映一下，看他们能不能收敛些。”这里引出了一般历史陈迹或历史笑话。原来当时有驻军的地方由部队支左成立革命委员会，即当时称之为三结合的红色政权的。这里是县辖的一个区，没有驻军，就由区武装部长带领民兵来“支左”，成立区革命委员会。当时又号称军管时期，吴部长自然就成了区革委主任。待到我们这间中学成立校革命委员会时，由于大多数学生对省、地、县、区红色政权的作为大不以为然，观点相反，情绪对立，“活动猖獗”的组织甚多，成了全区的一个老大难单位。当然学生毕竟是学生，后来“文攻武卫”的高潮一来，也就是大镇压一来，这些学生组织均作鸟兽散，有几个头头还被定为“敌我矛盾”，很受了一翻专政的皮肉之苦，但多数毕竟内心不服，所以成立校革命委员会时，上峰就把这位吴部长请出来兼职，作了学校的第一把手，即校革委会主任（相当于校长），号称左派教师的“风雷激”队长唐明甲作了副主任。区武装部长兼中学校长，这一方面是为了增加这个政权的含金量（学校本来不是一级政权），使之更有权威性、威慑力，另一方面也表示县区对学校这种“上层建筑的革命”很重视，体现张春桥所说的“用枪杆子保卫笔杆子”，也算是借钟馗打鬼了。也许由于“高度的革命纯洁性”，吴部长与“臭知识分子们”似乎也少了些共同语言，所以对于在学校的挂名任职并不热心，更准确地说从来就没有来过学校，只不过是新端出来的一尊神。也是病急乱投医，在这种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的处境下，蔡老师果真就贸然地去到了吴部长家。部长并不认识这位落难秀才，只知道有这么个人。用“请坐”之类的话稍示敷衍后，部长即开门见山地问他的来意。蔡老师早已打好腹稿，先是简要地把那天批斗会上学生武斗的情况作了简要介绍，并满怀天真地说：“毛主席说，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好政策，对于那些虽有严重错误，推一推就过去，拉一拉就过来的人，尚且要挽救。革命总是人越革越多。何况我在初中就入了团，到大学以后，还把我一度作为党员的发展对象哩？日久见人心，我虽家庭出身地主，但我从初中起，就是人民政府用助学金一直把我培养到大学毕业的。请领导考察我的生活作风，政治言行，教学业务，工作热忱，虽说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我一直是听党的教诲的。一心一意拥护社会主义的，我自问不是坏人，即使今后不被理解，把我往坏人堆里推，我也决不会去干丝毫有损于社会主义法纪的事。我还年青，万一不要我教书，我还要自食其力，把我打死了，罪不当诛，把我打残了会增加社会负担。也决不符合党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言之切切，无限的哀婉与赤诚，说到伤心处硬咽而流泪了。
　　“那你为什么还去写整本的反动日记，还被他们搜查出来呢？”吴部长软中带硬地说。“整个事情的真象并不是他们所说的那样。我长期有记日记的习惯，这本日记是我进入大学后到现在有关政治学习、社会观察、生活体验、业务心得以及文艺欣赏等的心得纪录。既是个人感受，当然就有正确的，也有片面的，甚或至于错误的。也有当时看来正确，现在未必正确；当时看似错误，现在或将来反倒正确的。但是有两点需要特别说明：一是这完全属于个人隐私，纪录的目的不是为了发表，也无发表的价值与水平，更谈不上有何社会影响，完全是个人的一己之见，留作提高认识问题的参考材料；二则，即使这样，文革一开展，我当然很注意中央有关这次运动的指示精神，是要在上层建筑荡涤一切污泥浊水，提倡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我既是一个共青团员，党组织也曾把我列为发展对象，那末就应该对党忠诚老实，象1958年那样，向党交心，本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方针；本着对党的无限忠诚与信赖；本着自我革命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工作组一入校，号召说，知识分子的问题，首先是立场问题，有文字材料，要交出来，要做运动的促进派。我就把日记交给了黄组长，全校教职工会上我已表露了这件事情，当时黄组长还表扬了我。这都是事实，好在这些人都还健在，用不了十分高明的侦察手段就可以弄清这个事实。我说的绝对是真话，可以负道义上、政治上、法律上的全部责任。”“无风不起浪，那为什么会说成是搜查出来的呢？”部长问。“毛主席把批评和自我批评比喻成洗脸和扫地，当我正准备洗脸和照镜子的时候，不想就有人拽着我的脖子使劲往脸盆里按，企图把我憋死在脸盆里，然后大声向世人宣告‘看啦，我抓住了一个思想反动，畏罪自杀的反革命死硬分子’。这样他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当上运动中的骨干，这是不顾事实，不择手段的政治扒手行为，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谎话只能得逞于一时，决不会长久得逞，我不相信全校教职工，人人都会丧失社会主义良心，也跟着这样不顾事实，信口雌黄地嗐说。”“那要搜查证又是怎么回事呢？”“运动初期唐副主任带着一群学生来到我的宿舍，要抄我的家，我就问他们有没有公安局的搜查证，这就落下个压制群众积极性的罪名。这是起码的法律常识，这种事情需不需要公安部门授权，至今我还弄不明白。但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又有什么错呢？只要十个八个人一凑合起来，以一个什么战斗队的名义，就可以横冲直撞地到处抄家，这岂不乱了套么？不管怎么说，我现在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民教师哩？”“问题的实质是，你在日记中反映出来的思想言论实在刻毒！”“究竟是谁刻毒？借他人之口放自己之毒的手法表面上运用得巧妙，实际是非常拙劣。运动初期他们贴了我的专栏大字报，覆盖了半个墙壁，足有十多个平方米大。其中内容有不少与现行政策和指导思想相抵触的‘反动言论’。但他们采取的是典型的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栽赃陷害的手法，抛开整个日记全文，搞的是混淆视听，无限上纲。诸如有关中苏论战，电影批判，批人性论、清官论、合二而一论等，我作过一些摘录，写过一些心得，他们就各取所需，断章摘句，再加上他们的纂改和歪曲，就构成了我系统的‘反动理论’和‘全面恶毒的攻击’。看过大字报后，我当即就准备逐条反驳，揭示一下他们的这种阴暗心理，但工作组带头施压声称‘阻挠群众运动，一切后果自己负责’！天底下会有这样的批判吗？不是说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吗？连起码的答辩都不允许，都害怕，都恫吓，不就显得太虚弱了么？有这样一个例子就明显地说明问题，那是在中苏论战开始前不久，有天我读《人民日报》，有一则消息报导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各国共产党会议上的一次讲话说，有人说帝国主义是当前战争危机的根源，因为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据说这是引用列宁的话。殊不知列宁已经故去了四十多年，要是列宁在世的话，他一定会拧着说这话人的耳朵说，你错了，那是我四十年前说过的话，现在的情况已经不是这样。我把这段话摘录下来，发觉它和我党当前的理论主张很不一致，并在后面批上‘仅供参考，谨防****’。他们在出我的专栏大字报时，就把我后面的批语省去，却在这段话后面另批一句‘无条件地散布赫鲁晓夫的谬论，甘当苏修在中国的走狗’，历史上......。”蔡老师说得兴起，本想联系清朝的文字狱来论证一翻，又似乎觉得不妥。吴部长可就有些坐不住了，冷冰冰地说“就到这里，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
　　不想屋漏偏遭连夜雨，善良单纯的蔡老师正准备他掷地有声的意见，以澄清误传的事实，或至少可以换得些人身安全保障的时候，一次全区干部大会上，我们红极一时的吴部长却声色俱厉，但不点名地对他进行反攻倒算：“现在红色政权成立了，而有些人却对无产阶级造反派，对文革中的骨干分子抱着刻骨仇恨，说他们抄别人的家，还问人家要什么收查证。现在是天下大乱嘛，就是要乱敌人嘛，无产阶级的铁拳头打到哪里算哪里嘛。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嘛，想用那些封资修的枷锁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管卡压就是不行嘛。哪有闲工夫去听你那些啰嗦诡辩呢？对敌人就是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支脚嘛，就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嘛！有人在背地里还同情一些臭知识分子，煽阴风点鬼火，说某人是最好的高中英语教员，不该挨整，要保护。中国都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了，谁还去听你放洋屁？他高中教员，他会种地么？会做馒头么？有人硬是要跟红色政权对着干，那就来试试吧，耗子药不在多，一点点就够你受用的！”
　　“一口的江湖黑话，真象一个上海滩的无赖！靠这样的人怎么能领导全区六万人前进呢？我真不该喊你去找他。说不定更残酷的武斗，更大的灾难还在后头哩。”陈光楷既带悔恨，又带歉意地对蔡老师说。“人说我是迂夫子，看来你并不比我强多少。我们都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些，都把人看得太单纯、太善良。但是我并不失悔，你也是一片好心，这没什么可说的。当前的情况也只能这样作，这就叫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我始终是历史的理想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一句话道路曲折，前途光明，这种状况决不会持久，伟大的吴部长，决不能代表党的最终决策”。
　　说是说，做是做，此后带兽性的，如以往的残酷武斗毕竟没有再度发生。是领导层中出现了明智的人？或是群众舆论的压力？亦或是传统的道德良心在谴责？亦或是综合效应？不得而知。但有一点蔡老师还是说对的，生长在现时代，作一个历史的乐观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并没有错。世间没有不散的筵席，雨过天晴是自然的常理，更何况象文革这种“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瞬夕万变的政局，更会使一些风云人物昨日还是座上宾，今天就成了阶下囚，呈现罕见的万花筒似的幻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吴部长头脑里是缺少点辩证法，看似精明，看似行了顺风船，看似权倾一时，其实只是服了点鼠目寸光、机会主义者的“迷幻药”远不及书生气十足的蔡老师睿智而富于前瞻性。很快社会上就流传开一首民谣：“弯月亮，王驼背，一年一个革委会，表不完的决心，站不完的队，老婆孩子跟倒活受罪”！王月亮就是省革委会头头王驼背的绰号，他拉帮结派，以我划线，出尔反尔，信口雌黄，今天支持这派反对那派，明天又支持那派反对这派。有的县刚成立了革委会，隔不了几天又说是“老保篡权”要推倒重来，于是就造成“武装保卫红色政权”与“反复辟”的两派残酷武斗，弄得社会动荡，生产萎缩，百姓赤贫。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也许是有人“告了刁状”，也许文革需要这么个替罪羊，九大后王驼背受到了中央的严厉批评。这样一来，全省已经成立的各级“红色政权”就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原来凡依附于王驼背一派者，在前段武斗、夺权、成立革委会过程中的种种暴行都遭到清算，一时间，在我们全区叱咤风云的吴部长又成了制造白色恐怖的罪魁。首先是站错阶级立场，任用坏人。以文攻武卫作借口，吴部长为了攫取全区政权，积极组织对对立派的大镇压，并起用一个在国民党时干过警长的人当上全区文攻武卫队的队长。其人姓杨名伯坚，身材彪捍，鹰视狼顾，年近半百，本来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在历史上曾经与共产党作过对，本属漏网之鱼，所以长期采取韬光养晦之策，但文革一来，禁不住风云震荡的引诱，不甘寂寞，也为了保护自己，就去参加了一个官方组织的战斗队。这时被吴部长看中，武斗一起知道他善于此道，就委以重任。殊不知杨伯坚顾忌重重，不敢受命。吴部长私下找他谈话，见他推不上墙，最后焦急地说：“伯坚同志，你过去的事我们是知道的，但现在是你立功表现的好机会嘛”！眼见找到了乘凉大树，杨警长果然利令智昏，然后就驾轻就熟地组织起武装，以持枪民兵为基干，兼及拿梭标、钢钎的“群众战斗队”，干出捕人、关押、抄家、盘查、宵禁等等的政府行为来。最典型的是因为读错一个别字就害死一条人命的故事......。
　　那是在把赤手空拳的反对派镇压下去之后，不久就成立了区革命委员会，文攻武卫队就升格为“群众专政指挥部”，老百姓都把它叫着“专整群众指挥部”简称“群专”，其实就是把武斗组织合法化、政府化，杨伯坚自然荣升为“群专”的指挥长，此时的权力与荣耀，达到了他人生光辉的顶点。这时有一张照片，既是历史的真实纪录，又是对历史的无情嘲弄：杨伯坚手持群专指挥部的大红旗，吴部长（此时应称区革委会的吴主任）怀抱红宝书，其他区革委会领导或群专指挥部成员，或手拿红宝书，或装模做样地怒目持枪，列成横队，这是为纪念群专成立的纪念照。这张照片以后派上大用场，那是后话。，随着区革委会及群专的成立，以后相继成立各级革委会。在成立金坪公社革委会时，不消说吴部长和杨伯坚也当然地作为上级领导光临指导。成立大会开始，就听司仪（也是该公社群专的指挥）宣布道：“热烈庆祝金坪公社革命委员会延生大会开始”！没有想到全场哗然，哈哈大笑。一个主席团成员悄悄告诉他说：“你念错了”。司仪似乎有所醒悟，赶快纠正，重新宣布道：“热烈庆祝金坪公社革命委员会廷生大会开始”！这下全场更象炸了锅，在前几排就座的更笑得弯了腰。这回轮到群专的杨总指挥说话了。他由主席台座位走到台前，两目园睁，环视全场，面带杀气，先清清喉咙，果然全场立马肃静。这都得益于前段时间大镇压的余威。然后听他嗡声地说道：“这就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对新成立的红色政权，对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是那样不满意，不看斗争大方向。读错个把字有什么大不了？就值得这样冷嘲热讽？当然受蒙敝的是大多数，极个别的阶级敌人这时候跳出来，那是高兴得太早了！这笔帐总是要算的......”。上头打个屁，底下震断气，会后吴部长和杨总指挥又亲口叫限期查出仇视红色政权的阶级敌人，此令一下，风声鹤唳，可怜有个在旧政府当过几天仓库会计的老职员，年近六旬，当时就坐在会场第三排，那天庆祝大会后，他又曾和一个熟人开玩笑说，“等你六十岁诞生纪念日，我到你家来喝上几杯”。不曾想这就成了仇恨红色政权，嘲笑革命派的口实，被群专抓去严行拷打，不一日气绝身亡。后来清算这笔血债时，杨伯坚被判十年徒刑，当了替罪羊，据说还是因为“坏人打坏人”，否则是会判得更重的。吴部长当然也就声名狼籍。那张杨伯坚与他为群专成立及武斗大获全胜的纪念照片，自然成了吴部长在运动中信用坏人，搅乱阶级阵线的钢鞭材料，后来被复印多张，送到县、地、省作了批判原省革委主任王驼背的有力佐证。区里自然也多次召开批判会，有个旧社会苦大仇深的老贫农，老土改根子，在一次会上十分尖锐地说：“你吴部长、吴主任穿着毛主席给你的衣服，干出国民党的事情来......。”还有人在会上揭发，吴的儿子不乖，偷邻居的腊肉，事情暴露后无脸见人，跑出去了。区革委会中就有人讨好，分析说：“这是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阶级敌人戕害新生革命委员会领导干部的儿子，那是显而易见的”。此言一出，杨伯坚就号召全区民兵为吴部长找儿子，批判的人就说，他动用专政工具来为个人服务，寻找不争气的儿子。一时成为全区的丑闻笑谈。真是墙倒众人推。......
　　
　　“吴老，哼，吴老，什么东西......”。将近三十年了，现在蔡老师抚着武斗时遗留的创痛，想起这些往事来，叫人既不寒而栗，又哭笑不得，真不知那段日子是怎么过来的。但此时的蔡老师与三十年前相比，历经沧桑，其思考就更带哲理性了。待情绪稍微平静后，他又习惯地把纸笔铺开，奋笔疾书道：
　　“光楷兄：
　　昨天我不期而遇见了久违的吴部长，三十年前后的事情联系起来，真叫人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难道文革中我们所受的那一系列窝囊气，就如此轻易地善罢甘休了？然而不甘休又怎么办呢？彼时是法制被破坏，无法无天的时代；今天是倡导法制，以法治国的时代。血腥的冤冤相报，断不可行，也不应该，仁人志士也不愿去学那些兽行，重复那些野性。然而，我翻阅了大量的文献，作了深刻的思考后，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所受的凌辱、灾难应当是引发我们民族思想史上再次深层思考的一笔特殊的财富。恩格斯说得好：“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要不使悲剧重演，要结束历史的恶性循环，对于这沉痛的一页，是必须哀之而后鉴之的。否则一分不明白的遗产，会使后人彷徨无措。前车之鉴，后车之覆，文革中的痛苦、困惑、懊恼、迷惘、警悟，其实追叙之，深思之，明辩之，都可以使精神世界突发亮色，都可以使心灵绽放花朵。要建设法制国家，文革产生的理论基础、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参照系，信手拈来，深可为鉴也！足见巴金老先生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不是没有道理的，作个形象的比喻，雄狮就要往前猛扑了，而在它猛扑之前，按需要是必须先后蹬，先退缩而后才能奋起猛扑的。今天的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民歌五裤，欣欣向荣，有人说这是对历史的补偿，那末引发这种补偿的不正是文革的反面教训么？难怪一个老政治家在秦城监狱中被关押时，利用在监狱中的“休闲时间”，一个月就构思出八个安邦定国的根本性法规的框架来，待复出后就立即着手进行立法建设。所以从对历史负责，从对国家民族负责的角度讲，文革过来人是没有权利保持缄默的。
　　以上是深层次而又高雅的说法，从个人恩怨讲，古语谓：“为人不报恨，枉在阳世间”。这跟鲁迅遗嘱中所说的“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是一致的。特别是当个人冤屈与民族灾难相一致的时候，对历史的恶行就更应该清算。从历史反思的角度来理解，而不是斤斤拘泥于个别人的责任与恩怨，先生的话，更是至理名言。
　　人们所说的报复，其方式是不可能一概而论的。有卧薪尝胆的勾践式，鞭尸三百的伍员式，狭路相逢的林冲式，悲壮激烈的汉姆莱特式，而这些方式多带热血男儿血与火的刚烈性，枭雄式的策略狡诈性，冤冤相报的循环性，唯独缺乏战略家深层次思考的哲理性，喜剧大师的幽默性与文学主题的永恒性。这些方式痛则痛快，然则太原始、太血腥、太祸及无辜。此一时，彼一时，二十一世纪应该有二十一世纪的报复方式。曾经有一则报导说，有位知识妇女被一位很有权势的恶人强奸，她既不忍辱含诟，也不悲愤自杀，更不刺刀见红而鱼死网破，而是深钻法律，详取证据，研究心理，寻找时机，采取阳光下的行动，通过法律程序，一举起诉，将恶人告倒，送入大牢，此后她又将其经历的全过程，绘声绘色纪录下来，写成了一部涉及法学、文学、社会学、心理等交叉学科的、可读性极强的传世之作。壮哉，斯女子胜过须眉男儿百十倍也！我愿拜倒石榴裾下步其后尘。鲁迅先生说，他活着不是为了他的爱人，而是为了他的敌人。当然这是先生的愤激之言，我们活着，既是为爱人，也是为敌人的，特别是当今以和平、发展为主旋律的时代。
　　最后让我引用太史公的一段话作结，并与君共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也。此人皆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真没想到，二千多年前的司马老先生，竟能道出今人的心声；今人竟能与二千多年前的先哲进行心灵勾通，可见历史经验之重要。有鉴于此，则不揣冒昧，特作《文革哀鉴录》，计六章约五万余言，究竟算不算发愤之所为，能不能为后人留一点思索的材料，好在兄是过来人，阅后望有以教我！
　　顺致
　　秋安！
　　蔡尚儒于二OO一年，无可奈何日。”